《天擇雜談》由原國防大學教員、軍史專家天擇創辦～
徐向前元帥被人稱為布衣元帥，不僅軍事指揮才能非常高，而且為人低調內斂，他先後有5位搭檔，但是結局各不相同。
第1位搭檔是戴克敏，於1906年出生於湖北省紅安縣，他的父親戴雪舫早年與董必武要好，是一個思想進步的鄉村知識分子，所以戴克敏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4年戴克敏考入武昌第一師範附屬高級小學，並從事革命工作，1927年，他與曹學楷等人發動了黃麻起義，成為紅四方面軍的創始人之一，後被任命為紅1師的政治委員，和徐向前搭檔。
1932年3月，在蘇家埠戰役中，他率部包圍青山店之敵，以配合主力部隊實現“先敵進攻，圍城打援”的作戰方針。但青山店被圍之敵於3月23日夜間逃遁蘇家埠，青山店遂被我軍收復。不料，張國燾竟抓住青山店戰鬥一事，誣陷青山店之敵趁夜出逃是戴克敏私通敵人所致，將其逮捕。在張國燾所謂的“火線肅反”中，戴克敏被含冤被殺，年僅26歲。
第2位搭檔是李榮桂，又名李坦，於1903年出生於安徽壽縣，他的父親是清末秀才，所以他自幼隨父讀書，1919年考入蕪湖私立工讀學校，同年又轉入蕪湖公立職業學校，任校學生會秘書，1922年因思想進步被學校開除，他於是轉去上海求學，於1926年9月被派到武漢，考入中央政治軍事學校武漢分校學習，從此開始軍旅生涯，畢業後被編入國民革命軍中央獨立師第1團，並參加了南昌起義。
1929年6月，他同徐向前一道被中共中央派到鄂豫邊，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第32師政治部主任。後接替戴克敏擔任紅1軍第1師任師政治委員，和徐向前搭檔。李榮桂有非常高的理論水平，而且和軍長許繼慎的關係非常密切，這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1932年秋，張國燾將他和許繼慎一同殺害於河南省光山縣新集（今新縣縣城），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第3位是曾中生，徐向前任紅4軍軍長時，曾中生是紅4軍政治委員。於1900年6月出生於湖南省資興縣犀牛坳。1925年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與林彪是同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期間他參加中共黨組織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是《青年軍人》撰稿人之一，由此可見曾中生的理論水平是非常高的，表現也比林彪突出。
黃埔軍校畢業後，他任國民革命軍第8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組織科長，參加北伐。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筆。1927年9月，大革命失敗後，他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次年6月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共六大。1928年冬，曾中生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軍事部任參謀科科長、中央軍委委員等職。1930年冬，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奔赴鄂豫皖蘇區工作。
曾中生一到鄂豫皖蘇區，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一次“圍剿”開始了，其投入兵力達8個師、3個旅共10萬人。當時，反“圍剿”鬥爭的主力是紅十五軍，紅15軍僅1000多人，圍繞15軍的行動方針問題，地方和軍隊發生了爭論。地方同志主張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遊擊；軍隊同志則主張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另圖發展。
曾中生認為，這兩種主張，都是不正確的。正確的方針應是急切整頓紅15軍，集中兵力，突破敵人的包圍圈，與紅1軍會合。15軍據此進行了3天整頓，統一認識，組織突圍。福田河一戰，消滅敵人數百，打了勝仗，跳出敵包圍圈，終於同紅1軍勝利會師。1931年初，紅1軍與紅十五軍合編為紅4軍。後來徐向前元帥回憶道：
“3個多月反“圍剿”的經驗證明：鄂豫邊區由於對反‘圍剿’的準備不足，也出現了倉促應戰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時採取一系列應急措施和紅十五軍及時到達，支撐局面，情形還要嚴重得多，尤其是曾中生同志來擔任鄂豫皖特委書記、軍委主席，相當得力。這位同志，有戰略頭腦，工作實際，善於總結經驗，也能團結同志。在反‘圍剿’的關鍵時刻到來，掌握全局，開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據地遠離黨中央，獨立性大，主要領導人的選擇特別重要。後來拿掉曾中生換上張國燾，是失策的。”
相比較於比較沉默寡言的徐向前，曾中生能說會道，又具有非常高的理論水平，在紅4軍有崇高的威望，讓剛到鄂豫皖的張國燾一下子就感到了壓力。張國燾在殺害許繼慎之後，一下子就把矛頭指向了曾中生，就軍事指揮水平而言，曾中生高張國燾太多，而理論水平而言，曾中生和張國燾不相上下，但張國燾有自己的優勢，一是張國燾中央派來的，這是他的尚方寶劍。二是曾中生光明磊落，把才能都用在正道上，而張國燾把聰明才智都用在整人上。三是從大環境來看，正是王明左傾路線得勢時期，而張國燾代表的就是左傾路線。
面對曾中生的批評，張國燾非常不滿，免去曾中生軍政委職務，由陳昌浩接任，繼而關押了曾中生，因為曾中生在紅軍中的巨大威望，張國燾沒敢立即殺害他，而是關了他整整兩年。直到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長征路上匯合。
曾中生以為獲釋有望了，便寫信給中央要求恢復工作。沒想到，信沒有送達到毛、周等人，反而落到了張國燾手裡。張國燾害怕軍委會調查他關押曾中生，秘密勒死了曾中生。當時沒有人知道曾中生關在哪裡，自然也不會有人知道他被處決了。
第4位搭檔是陳昌浩，是徐向前任紅4軍軍長和紅四方面軍總指揮時的政治委員。陳昌浩，又名陳海泉，於1906年9月出生於武漢市漢陽縣永安堡戴家莊，早年入武昌大學學習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5月任共青團湖北省委宣傳部幹事，同年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到蘇聯後不久，便成為中共預備黨員，與張聞天、秦邦憲等人同為中共在蘇聯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陳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後來他被派到鄂豫皖蘇區，併成為張國燾的左膀右臂，並代替曾中生成為紅四軍的政治委員，後又升任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1935年6月26日的兩河口會議後，中共中央派出李富春、劉伯承等到紅四方面軍慰問，並傳達會議精神。
這時候徐向前和陳昌浩已率軍北進，當李富春抵達理縣時，張國燾提出了統一軍事指揮，充實總司令部的問題，要求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並提出讓徐向前、陳昌浩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為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治委員。在此期間，他受張國燾的授意在行軍途中向中共中央發了一份電報：
“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總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央政治局決定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專行。”
這封電報要求張國燾取代毛主席的領導地位，這封電報不僅否定毛主席的領導，也否定了兩河口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能看出一個人的大智大勇，而陳昌浩卻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犯了嚴重的錯誤。陳昌浩應該知道這份電報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和後果，但是他依然發出了電報。
在這之後，張國燾又給陳昌浩發了一封電報：“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萬幸的是，這封電報被葉劍英拿到並交給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決定帶著一方面軍單獨北進。
陳昌浩之後擔任西路軍總政委，而西路軍的失敗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之後黨中央送他去蘇聯看病，1942年冬天參加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1951年回國後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在1955年授銜中，他的老搭檔徐向前為共和國的元帥，曾經的下屬徐海東、陳賡和王樹聲、許世友等都被授銜大將或上將，陳昌浩被稱為高開低走的我軍將領。
在1967年7月30日晚，因為歷史問題備受指責，陳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藥自殺身亡，時年61歲，1980年8月20日，黨中央為陳昌浩舉行追悼會。由軍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王惠德同志致悼詞，李先念、王震、陳慕華和陳昌浩生前好友，以及群眾代表500餘人參加了追悼會。
第5位搭檔是朱瑞，是在抗日戰爭中，徐向前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縱隊司令員時的政治委員。於1905年出生於宿遷市宿城區龍河鎮，1924年秋考入廣州大學。1925年10月，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國共雙方挑選了310名學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朱瑞也在其中。
大學畢業後按照共產國際的決定，朱瑞繼續留在蘇聯學習軍事，進入莫斯科克拉爾炮兵軍官學校學習，因學習成績突出，得到了炮校領導和同學的普遍稱讚。回國後參加了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抗戰勝利後到東北工作，並當上了東野炮兵司令。
1945年，日本關東軍投降後的火炮裝備，已全部被蘇聯紅軍運回國內。面對這一變化，朱瑞提出了“分散幹部，蒐集武器，發展部隊，建立家業”的十六字方針，除派遣少部分幹部到主力部隊訓練骨幹外，其它師生全部分散到東起綏芬河，西至滿洲里，南從長春，北到穆陵的廣大地區收集武器。
在朱瑞和炮校黨委的組織領導下，經過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5月，共收集各種火炮700餘門，炮彈50多萬發，坦克12輛，汽車23輛，以及大量的零配件和各種器材，為建立東北炮兵奠定了物質基礎。
1945年夏，朱瑞主動向中共中央提出從事建設炮兵的工作，他被任命為延安炮兵學校代理校長。1946年夏季後，東北軍區將延安炮校改名為東北軍區炮校，朱瑞任東北軍政大學副校長兼東北炮校校長，他親自抓教學，學校面貌煥然一新。由於工作表現突出，毛澤東於1946年10月評價朱瑞說：“你就是中國的炮兵元帥”。
東北軍區炮校在遼瀋戰役前，共培養了兩千多名炮兵幹部。10月，朱瑞任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司令員。12月起，朱瑞對現有炮兵部隊進行調整，他先後代表軍區起草了“四號”命令，對炮兵的組織、訓練、裝備、作戰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明確的規定，由分散狀態進入了統一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發展階段。1948年1月任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炮兵司令。
1948年10月，東北野戰軍在攻取義縣的戰鬥中，第一次使用繳獲的美製新式榴彈炮。為了瞭解這種火炮的性能，戰鬥還沒結束，朱端就從指揮所出來，途中不幸觸雷，壯烈犧牲，時年43歲。
也就是說，徐向前的5位搭檔，在紅四方面軍時的3位搭檔位被張國燾殺害，1位搭檔從職務上看高開低走，在八路軍的1位搭檔英勇犧牲，他們為革命所做的貢獻永遠值得後人銘記。
《天擇雜談》由原國防大學教員、軍史專家天擇創辦～
閱讀更多 天擇雜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