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皇帝中，明穆宗朱載垕是比較不顯眼的一位皇帝。他出生於1537年元月二十三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繼承皇位，翌年改元隆慶，死於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位僅五年半，享年三十四歲。
朱載垕之所以不顯眼，一是因為其執政的全過程中“臨朝無所事事”，本人沒有什麼宏圖遠略，也沒有什麼功業建樹可紀；二是因為個人的素質和表現，以庸碌無能、貪財怠政見稱，再加以享祚甚短，夾在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和在位四十八年的萬曆皇帝之間，更顯得隆慶一朝只不過是一個轉瞬即逝的過渡。
因此在明朝的歷史中，便往往對隆慶其人其事一掠而過著墨不多。但如果聯繫其之前的嘉靖及其之後的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則不難發現，短短隆慶一朝，其實是明代中後期歷史的一大轉折。
在此轉折之時，統治集團內部的一些有識之士，都在苦心孤詣地謀求挽回頹勢，挽救因嘉靖長期追求個人長壽而怠政造成的崩解跡象，諸如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都認為必須在用人、理財、邊防、軍政以至於社會風氣方面進行改革整頓。
他們都熱切希望朱載垕能夠大振朝綱，開創一個新的時代，可是朱載垕不但不是創業之君，也不能夠稱之為能主持中興的帝王。對於內閣提出的各項大政方針一概予以批准，任憑自己過得快活得意。而且登基之後還不斷倒行逆施，因而抵消了當時來之不易的一部分改革成果，在舊矛盾堆積成山的基礎上又添加了一系列新矛盾。
那麼不難會感到疑問，在如此眾多有識之士的幫助下，中年坐上皇位的朱載垕按道理應該持重老成，為何即位後面對江河日下有如此反常的做法呢？那麼我從心理角度來探討，這種關乎明朝國祚轉折做法，和隆慶皇帝朱載垕個人的意志和性格特點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這種性格的形成，又與其身世有密切聯繫。
朱載垕雖然是天潢貴胄，貴為天子，其後又得以繼承皇位，成為至尊無上的皇帝，但是其人生的歷程頗多坎坷，身世卻有難言之隱。
一是他與嘉慶皇帝父子之間的關係一直不正常；二是他繼承皇業的地位長期得不到確認，前途叵測。在他三十歲正式登基之前，是在驚恐萬分之中度過的。
朱載垕是嘉靖皇帝第三子，生母是康嬪杜氏。按照一般常規，他既非正後嫡出，又非長子，本無被立為儲君的可能。但是名曰卻對他另有安排。因為嘉靖共生八子，其中長子（太子）、五子、六子、七子、八子均早逝。餘下三子和四子，按照長幼有序的原則，朱載垕理所當然應作為第一繼承人，正位東宮，取得儲君的身份。
但是由於嘉靖皇帝的宗教狂熱和迷信，在處理家庭關係和國政上，都出現了許多極不正常的情況。特別是在中晚年以後，他甚至認為，如果再立儲君，是製造一個會威脅到皇帝本人的威脅，影響長生永壽。為此，他忌諱大臣直言立儲，甚至相信“二龍不相見之說”，視親生兒子為危及自己修仙和皇權的潛在敵人，有意地長期與兒輩隔離。
因此朱載垕不論在宮闈之中，還是分府建藩之後，一直生活在一種畸形的家庭倫理關係之中，他從來沒有的島過來自父親的父愛。甚至嘉靖皇帝還百般阻撓他本應享有的母愛。
嘉靖三十年，康嬪杜氏薨，穆宗生母也。禮官請復三年喪，上不許，大臣遂不敢爭。且自穆宗就裕王府後，生不得見，死不得訣，可悲矣。《萬曆野獲編》卷二。
有父等於無父，有母卻不得相見，這種從小對於父愛母愛的缺失，加上所處的險惡環境對朱載垕的心靈產生了極大的陰影。因此他必須淡化一切普通倫理，在嚴重被壓抑被猜忌的彷徨恐怖中渡過自己的童年、少年以至於進入青年時期。
嘉靖由於本人對於長生的狂熱追求，不僅不願見兒子，而且對於子孫繁衍也視之為危及本身皇權的隱患。朱載垕在嘉靖四十一年生了一個兒子，即日後繼承隆慶為帝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由於嘉靖迷信於所謂二龍不得相見的謬論，朱載垕不敢將此喜事奏報，也不敢為兒子請名，一直匿養在王府。
當時裕王府邸中的經費相當拮据，一些應該得到的例行賞賜，也往往因為嘉靖的有意疏遠而截留不給。當此之時，朱載垕孤身悽息與王府之中，低眉喪氣以求苟安，他對於不慈不仁的皇父的憤懣增長是理所當然的。
嘉靖子孫便不幸成為受害者，裕王朱載垕便首當其衝，成為被猜忌的主要對象，甚至還殃及其子。裕王府四周佈滿了嘉靖的密探，即使是王府隨從侍衛的一點一滴都會立即密報給嘉靖。朱載垕當時“朝夕危懼”，其隱私不敢對人言，處境更不可與人言。
這一切交織著愛與恨，期待與消沉，對於掌權的憧憬和對現狀的憂危，強烈的孤獨感和報復心都會在此時達到極點。但是他察覺到，任何稍露顏色，任何真實情感的輕微宣洩，都意味著立即招致滅頂之災。為了保護自己和期盼有朝一日能見天日，自己仍必須隨時隨地地表示出恭順謙遜。
毫無疑問，這種小心敬畏，是建立在違背朱載垕本心，給予為謀求自保和等待時局大變的基礎之上的偽裝，是一種精心塗抹的白虎色，一種強烈自我抑制的禁慾假象。一旦突然移去壓在他身上的這座大山，使得他從這種險惡禁慾的環境中解放出來，從心理學上極度抑欲必反洩的原理來演繹，朱載垕必將把這三十年中自己失去的人生快活之感找回來，而皇位正是他宣洩的工具。
因此促使朱載垕“朝夕危懼”的最根本原因，還在於皇位繼承地位長期歸屬未定，而且頻出風險。
自皇太子英年早逝，到嘉靖去世為止，嘉靖一直拒絕再立儲位。即使朝野之間呼籲立儲的呼聲從未間斷，而且屢次發生朝臣為此被廷仗的時間發生，也從未改變嘉靖的固執。
任何人都知道人壽必然將有終點，皇位是遲早要交接的。嘉靖的冥頑，反而助長了暗流湧動和週期性的動盪。當時，中上層權貴中，都有人從本身私利出發，企圖在皇位繼承問題上搞政治投機。而在這其中，又以權傾當朝的嚴嵩、嚴世藩父子為最。
嚴世蕃念己多樹敵，恐嵩死，不易支，而觀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謀立景王。《嘉靖以來首輔傳》
在嘉靖晚年，圍繞著皇位繼承問題的鬥爭是最為尖銳的，擁立景王和裕王的朝臣分為兩派針鋒相對，幸依徐階、高拱、張居正在其背後的鼎力支持以及嚴嵩的倒臺，加上自身長期注意韜光養晦，裝扮出樸實謙遜的作風，獲得朝野的好感。
而在登基以後，隨著地位的大變，長期壓抑在朱載垕心頭的包袱隨之拋到九霄雲外。處於皇位的他再也不用刻意去偽裝和掩飾，之前所喪失的父愛母愛以及成長中的快樂，此刻都將以庸碌無為、不務正業遊幸玩樂，追求色慾物慾財欲等一切方面享受來補償。這就是心理學上的抑制性報復式成長所帶來的後果。
綜上，朱載垕的怠政來源於其性格上的缺陷，其性格上的缺陷又來自於其成長環境險惡與人倫親情的缺失所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朝轉折於隆慶，追根溯源嘉靖皇帝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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