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華美醫院在近代“時疫”防治方面做出過很多貢獻。1954年，華美醫院改名寧波第二醫院，現為中國科學院大學寧波華美醫院。圖為華美醫院舊址。
圖為“牛痘局”在春季免費為兒童施種牛痘。
田永官
近代發生在寧波的“時疫”有何特點？
據文獻資料記載，近代寧波疫情頻繁，每年七八九月是疫情高發期。疫情暴發後，經過一定的藥物治療，大部分在當年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因為這些疫情帶有季節性，所以人們稱之為“時疫”。
為何夏秋是疫情高發期？主要是寧波處於東海之濱，夏秋之際正是一年中高溫時期，也是颱風最多的季節。颱風帶來的高強度降雨，將原本埋藏於地下和深山的病毒細菌帶到了人類生活的區域，加之高溫以及潮溼的環境，給病毒和細菌提供了滋生的溫床。據《申報》報道，1918年至1929年，每年夏季寧波均有不同程度的“時疫”發生，特別是颱風過後，防疫形勢更加嚴峻。季節性、長期性以及可控性，是近代寧波疫情的顯著特點。
寧波人對“時疫”的認知有何轉變？
疫情發生後，往往會在人群中造成極大恐慌，受“天人感應”“因果輪迴”等宗教觀念的影響，人們往往認為是人不敬神明，所以神明降下瘟疫懲罰人類，只要人類重新敬拜神明，疫情就會過去。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疫情暴發之後，人們第一反應是要“敬神”，或集資或由富戶單獨出資，舉辦儀式，敲鑼打鼓編制各式旗幟，請人抬神像遊街，意圖趕走瘟疫。
隨著中西方交流增多，醫療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許多人意識到這些儀式於事無補，人群大量聚集還會導致病毒交叉感染。到了清末，官府和開明人士均要求禁止在疫情發生後舉行此類儀式，19世紀80年代，寧波暴發了多次比較嚴重的疫情，寧波官紳一方面積極救治，同時頒發佈告，禁止私自舉辦迎神賽會，此後這類儀式的舉辦須先獲得官府批准。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普及，疫情期間舉辦大規模迎神賽會驅逐疫病的行為明顯變少。1918年的“時疫”暴發，人口不寧，但“往招寶山進香者頓形寥寥，本埠小輪上午僅開鎮海、瑞運、鎮北輪船三艘，共計搭客不滿七百名，較之二六兩月香期不到十分之三”，人們自覺減少出行避疫，可見一斑。寧波人這種認知的轉變，也是近代國人疫情防治觀念轉變的一個縮影。
寧波人應對“時疫”有哪些舉措？
一、種痘抗疫。1796年，琴納發明的近代牛痘種植技術傳入中國，寧波較早推行了種植牛痘防疫，每年在奉化和四明山的深山培植牛痘，到夏季時運出，在人體種植。為了更好防疫，19世紀60年代，寧波在郡廟土地祠設立了“安懷局”(俗稱“牛痘局”)，取“老安少懷”之意。牛痘局為公益性質，主要救治對象為“老稚子無依者”，每年定額25名，後根據需要名額有所增加並惠及貧困者。該局常年經費約兩百元，主要來自太守邊仲思撥公款洋銀三千元“存典生息”以及寧波士紳的無私捐贈。“牛痘局”延請天台趙蘭亭為種痘醫生，趙蘭亭在兩浙頗負盛名，被稱為“兩浙名手”，著有《牛痘三要》一書。“牛痘局”前後存在數十年，是近代寧波存在時間最長的公益防疫機構，為寧波人的健康和防疫事業作出了極大貢獻。隨著知識的普及，寧波開始越來越重視通過西醫開展“時疫”防治，近代寧波著名的華美醫院在“時疫”防治方面也做過很多貢獻。
二、宣傳普及衛生知識防疫。疫情的發生，與不注意衛生或者生活環境髒亂有很大關係。寧波人很早就開始注意衛生知識的宣傳普及。颱風、暴雨過後以及高溫天氣，經常能在當時最暢銷的《申報》上看到相關消息。1923年，寧波青年會鑑於衛生之緊要，聯合寧波各團體成立“寧波城市衛生促進會”，致力於寧波城市衛生的改善，在“江北岸城內等處，添置垃圾桶二百隻”，同時通過“輪流開會，演講展覽，分送印刷品”等形式開展衛生運動，普及衛生知識。“寧波城市衛生促進會”下設調查股，負責“調查全城垃圾桶糞坑汙穢河溝”，如有妨礙衛生之處，則報請警察廳予以取締。當時輿論有“寧波地方苟能每年舉行衛生運動一次，使一般人民明瞭衛生之緊要，轉輾宣傳，吾恐數年之後，城市衛生不講而自講矣”，而事實亦是如此，經過各界的努力，20世紀20年代後期，寧波衛生狀況極大改善，“時疫”也逐漸減少。
三、設立“時疫醫院”施藥防疫。進入20世紀，通過醫院對“時疫”進行治療，日益成為寧波人的共識。有鑑於寧波“時疫”的長期性和危害性，經商致富的寧波幫人士在寧波各地設立了大量臨時性“時疫醫院”，其代表人物有虞洽卿、嚴康懋、張天錫、胡叔田、朱葆三等。“時疫醫院”也為公益性質，看病者一律不付診費藥費，還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糧食和食物。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時疫醫院”是寧波防疫的主要組織形式，取得非常可觀的效果，造福了寧波人民。
除此之外，會稽道尹黃函之在任時，“每至夏季，必施各種藥品，以惠貧病”。他離任之後，甬埠士紳裘光熾、楊槐堂、陳鼎煊等人鑑於“一般貧民，求藥無門，莫不興感”，在1925年夏發起成立“思黃堂”，紀念其為政善舉，同時出洋二千元，備置當時最為有效的防疫藥“十滴水”二萬瓶，分別送往人群聚集量大的“甬屬各監獄各工廠”。良好的防疫體系和傳統，在各方協同之下形成。
寧波防疫歷程背後有何啟示？
近代寧波的“時疫”防治，至少可以給我們三點啟示：
其一、疫情發生十有八九與人們不注意衛生、生活環境髒亂有關。雖然今天我們生活環境有了極大改善，衛生知識相比過去更加普及，但是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衍生性問題也非常嚴峻，“疫由口生”“病從口入”的事時有發生，衛生與飲食還應格外注意。
其二、預防永遠是第一位。特別是“災後疫”“疫後疫”的防治工作。幾千年來人類與病毒鬥爭的歷史表明，病毒的危害性很大，但終究是可以抵禦的。我們應該相信科學，用科學應對“時疫”，在一次次防疫過程中提高我們的醫療水平，深化我們的認知，提高防治能力。
其三、發揮社會力量，全民戰“疫”。疫情發生之後，其影響是全方面的，黨和政府毫無疑問是疫情防控的中堅力量和責任主體，但僅依靠政府、團體或者個人，很難取得好效果。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民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和資源，運轉機制也更靈活，重視民間力量讓其參與防疫工作，不啻為重要的防疫手段。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通力合作，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近代寧波士紳特別是寧波幫人士參與“時疫”防治，就是很好的例子。
(作者系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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