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州花鼓戲:湘南民間小戲,非遺賦韻,匠心傳承

衡州花鼓戲:湘南民間小戲,非遺賦韻,匠心傳承

  衡州花鼓戲為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衡州花鼓戲是民間小戲劇種,流行於湘南各地,舞臺語言以衡州方言為基礎稍加提煉而成,主要聲腔為“吶子牌子”和“川子調”。它的前身在衡陽、衡南、耒陽、常寧一帶叫“馬燈”;衡山衡東一帶叫“花鼓燈”;攸縣、茶陵一帶叫“地花鼓”;安仁叫“花燈”;永興江左一帶叫“花燈”,江右叫“唱調”。新中國成立以後,馬燈曾改名“衡劇”。1954年,根據湖南省文化局意見,改名“衡陽花鼓戲”,各縣成立專業劇團,統稱花鼓戲再冠以地名。1982年,在籌備撰修《中國戲曲志•湖南卷》時經過論證協商,將流行在湘南以及以各縣縣名命名的花鼓戲,統稱衡州花鼓戲。2008年,衡州花鼓戲被確定為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

衡州花鼓戲:湘南民間小戲,非遺賦韻,匠心傳承

  衡州花鼓戲的歷史淵源

  衡州花鼓戲,因發源並主要流佈在湖南衡陽(舊稱衡州)地區而故名。衡州為湖南古城之一。早在宋朝,民間燈會便頗為盛行;明代,歌舞、百戲又有發展,民間儺舞亦盛行。同時,衡州一帶風行採茶歌。清王夫之《南嶽採茶曲》詩云:“沙彌新學唱皈依,板眼初清錯字稀。貪聽姨姨採茶曲,家雞又逐野鳧飛。”清初劉獻廷也曾在衡山“臥聽採茶歌,賞其音調”。燈會、儺舞、採茶歌、民間歌舞是衡州花鼓戲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基礎。

  衡州花鼓戲在衡陽、常寧一帶之所以稱為“馬燈”,源於車馬燈的稱呼。車馬燈是當地新春正月燈會中的一種歌舞形式。白天走家串戶,晚間張燈玩耍,常在“跑燈”的歌舞之間穿插一些反映民間生活的演唱節目,如《漁翁戲蚌》《採蓮船》之類,用燈調演唱,流傳至今,常常是一旦一醜,稱乾哥乾妹,相互插科打諢,抓哏逗笑,載歌載舞。衡州花鼓戲早期劇目《對子調》即屬此類。衡山一帶的《板凳堂子花鼓》《路邊花鼓》等劇保留了許多采茶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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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燈會、採茶、儺舞基礎上,逐步形成的衡州花鼓戲早期演出形式(即一旦一醜“兩小戲”)慢慢亦不能適應觀眾需求,為了延長演出時間,豐富節目內容,藝人創造出一種獨特形式,用“搭腦帕”(包頭用的黑色手帕)在桌子上罩一茶壺或酒壺以代替第三個角色,由場面(樂師)兼唱,後來正式增加了小生行當,逐漸形成“三小戲”。

  “三小戲”形成年代當在清同治前。據清楊恩壽《坦園日記》載:“同治壬戌(1862年)三月十二日,泊西河口,距永興二十餘里,對岸人聲沸騰,正唱花鼓詞,楚俗於崑曲、二黃之外,別創淫辭,餘固久知之而未見也……至則金鼓轟雲,燈光如海,縛草為臺,環以破布;臺側別有茅屋,蓋妝束處也,妝畢緣梯而上,鄉人爭先睹以為快,鹹伺於此,人數半於臺下焉。餘至,正演次出之半,不識其名,有書生留柳鶯婢於室,甫目成而書童至,倉促匿案下。書生與僮語,輒目注案下,案下人亦送盼焉。僮覺,執婢,書生羞而遁。僮婢相調,極諸冶態。臺下人喝彩之聲,幾蓋鉦鼓,擲金錢如雨。柳鶯流目而笑,若默謝雲。”楊恩壽所描述的劇情正是衡州花鼓戲的傳統小戲《烏英曬鞋》。可見,140多年前,“三小戲”已受到湘南人民喜愛,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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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州花鼓戲的主要內容

  聲腔

  衡州花鼓戲的表演具有載歌載舞、輕鬆活潑的藝術特點。歌舞與劇情結合緊密,有的戲的主要情節都是以歌舞形式出現。

  衡州花鼓戲的表演有濃厚的歌舞色彩,如《採蓮》《劉海砍樵》《磨豆腐》等裡邊的划船、砍柴、磨豆腐等動作,都是根據實際生活加以提煉和美化的舞蹈動作,還有一些戲的主要情節都是通過歌舞來表現的。另外一個表演特色就是表演非常細膩,甚至誇張,在《藍橋會》中名旦張秋生扮演藍瑞蓮,與小生相遇時,抖開手巾,羞答答遮住半邊臉,卻從指縫中暗送秋波,二人分手時,她低眉回首,眼淚簌簌而下,演得活靈活現,十分真實感人。

  衡州花鼓戲的唱腔是很有地域特色的,受師道音樂和佛教音樂影響,曲調很活潑,用吶子和鑼鼓伴奏,衡州花鼓戲主要有吶子牌子、川子調、小調三種主要聲腔,並有少數雜腔,音調高亢、熱烈、抒情,有濃厚孤鄉土氣息和田野山歌風味,表演形式貼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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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衡州花鼓戲的音樂以活潑、開朗、高亢和粗獷著稱,熱情奔放,山歌風味非常濃厚。

  早期的“兩小戲”以“吶子牌子”為主,演唱時唱腔、伴奏、鑼鼓同時進行,氣氛熱烈活潑歡樂,“吶子牌子”共有六十多支。後來傳入戲曲化程度較高的聲腔“川子調”,發展了板式,更加適合表現各種情緒的變化。“川子調”使用靈活,可用吶子或胡琴伴奏。小調有民間小調和絲絃小調兩種,民間小調字多腔少,絲絃小調字少腔多。

  清末民初,衡州花鼓戲出現“半燈半戲”局面,即引進了衡陽湘劇的南北路。藝人叫“雨夾雪”,老百姓叫“半燈半戲”,即小生、小旦、小丑唱花鼓調,老生、花臉唱南北路。這種狀況持續到建國初期才逐漸改變。

  伴奏

  衡州花鼓戲的伴奏,分文、武場。文場以管絃樂伴奏,新中國成立前僅有“竹筒子”(胡琴)、嗩吶兩種樂器,後來逐步增加了二胡、三絃、揚琴、笛子、琵琶、提琴等,但主奏器仍為嗩吶與“竹筒子”。老人說:“不會嗩吶不算左場(文場)”。嗩吶有五種,即大嗩吶、二堂、三吶子、四吶子、滿吶子(竹引子)。“竹筒子”的筒、杆均為竹製,與長沙花鼓戲所用“大筒”比較,筒較細長,定弦有東(2/6),西(4/1),南(5/2),北(6/3)調之分。

  另有一種四度定弦(3/6),稱廣調手,專作配調用。武場以打擊樂伴奏。在早期六至八人班時,僅有兩人運作,打鼓兼小鈸,打大鑼兼大鈸,小鑼多由檢場的學徒兼任,鼓點也較簡單。新中國成立後才有較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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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詞

  唱詞也多方言土語,唱出來在當地人聽來就特別有意思。比如《藍繼子打磚》裡“爺老倌子看出其中情,他要我回家來照應”,“爺老倌子”就是典型的衡陽方言,這樣的例子在衡州花鼓戲中俯拾皆是。可以說衡州花鼓戲的舞臺語言是以衡州方言為基礎提煉而成的,大致可依蒸水流域、沐河流域、耒水流域分為衡陽、衡山、安仁三派,其源流沿革和劇目、音樂、表演藝術大致相差不遠。

  衡州花鼓戲早期的傳統劇目多無固定腳本,小戲只有小調唱詞是固定的,白口全憑演員即興創作。大戲只有故事梗概,藝人叫“喬路”。每晚演出之前,先由有聲望的老藝人講“喬”,即分配角色、講述故事梗概、出場先後、包袱釦子。然後由藝人到臺上即興編奏,叫“水詞”;借用或固定的關鍵性臺詞叫“釘子”。因此同一出戏,因演員而異,伸縮性很大,藝人把這種情況叫“江湖十八根路,路路相通。”經過長期的演出實踐,歷代藝人主要運用口頭創作方式,互相取長補短,才逐步使劇本趨於定型。

  衡州花鼓戲的劇本通俗易懂,雜用土語鄉音,形象生動,生活氣息濃厚。但由於雜用土語鄉音,舞臺語言也具有各流行地域的方音,如衡山一帶使用衡山官話,安江、永興一帶接近郴州官話,但醜行仍然使用衡陽方言。

  表演

  衡州花鼓戲的表演,過去常用一些舞臺化了的日常生活動作和表現勞動過程的成套身段。前者如開門、進門、撩門簾、整妝、撣灰、扯鞋、揮汗、端茶等;後者如推磨、抖碓、打鐵、打魚、砍柴、搖船、縫衣、補鞋等。至清末民初,才開始向大戲劇種學習一些起霸之類程式和刀槍把子功以及水袖、髯口、帽翅、翎尾等表演技巧,趟馬、佈陣、開打等段式,則是新中國成立後借鑑兄弟劇種逐步形成的。

  角色

  衡州花鼓戲行當的劃分,以小生、小旦、小丑為主,老生、老旦、花臉無專行演員。早期的花鼓戲藝人,“三小”分工也不甚明瞭,大多能滿臺轉,缺什麼角就頂什麼。直至上世紀四十年代,才開始有較明確的行當劃分。在“三小”行當中,以醜為首,表演技術要求較高,要有手、眼、身、步、鼻須、扇子、手巾等各種基本功,會講各種官話鄉談,還要掌握一些民間武術。

  旦行則以表現農村婦女為主,如《對子調》《過江》《打錢鞭》《抖碓》《磨豆腐》等劇。同時講究幽默,風趣,誇張。如《山伯訪友》中,插入書童四九從梁山伯手中取碗偷酒喝的細節,《滿姑吵嫁》中李玉連與滿姑一見鍾情,二人相對的視線能被書童從中牽動使其身體隨之搖晃。

  題材

  中、晚期的劇目多為“三小戲”,題材更為豐富。除了取材自農村生活的之外,還有取材於漢族民間傳說、神話故事以及與儺壇活動密切相關的劇目。

  從整體來看,衡州花鼓戲的劇目具有通俗易懂的特色。劇本大多取材自日常生活,表演普通人物,並雜用土語鄉音,生動形象,生活氣息很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創作、改編、整理了一批現代劇目,如《婆媳比武》《補鍋》《春山坳》《重相遇》《兩鍋湯》等。

  劇目

  衡州花鼓戲保留下來的傳統劇目有165出。其中小戲104出,中型劇目35出,大戲26出。從聲腔分,則川調戲126出,鑼鼓班子戲27出,小調戲12出。

  整個劇目中,1/3為“二小戲”,60%是“三小戲”,大本戲較少。早期劇目為“二小戲”題材主要來源於農村。這一時期劇目情節簡單,思想傾向積極健康,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濃厚。

  衡州花鼓戲的主要特色,可以用這樣八個字概括:五味雜陳,特立獨行。這種特色來自一方土地的養育。衡陽,山川秀麗,物產富饒,民風淳樸,交通發達,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商賈雲集之地,也是湖湘文化的發祥之地之一,更是宗教的“文明奧區”,其“佛道共存,同處一山”的和諧理念,素來為世所稱道。因此,在這樣一塊祥和之地孕育出來的衡州花鼓戲,自誕生以來,就有著視野開闊,包容大度的先天優勢,非一般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表演形式為主的地方小戲所能企及。

  豐富多彩的表現手法加上與時俱進的表演內容,濃郁詼諧的地方色彩加上不斷創新的表演技巧,使衡州花鼓戲充滿了永久的青春活力。2008年,衡州花鼓戲被確定為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衡陽市花鼓劇團、永興縣花鼓劇團、安仁縣花鼓劇團、資興市花鼓劇團為該項目的保護主體。

  (注:圖片版權歸屬於原作者,選用只為傳遞更多信息,向圖片作者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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