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王瑞鋒 許諾 程亞龍 實習生杜萌
裁片、縫紉、粘合、驗收、包裝……2月22日，位於河南省新鄉長垣市陽澤路北200米的河南亞都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亞都公司”）的車間裡，員工們正在為生產防護服有序忙碌著。
“防護服的主要原料是復膜水刺布，這種布一經縫合，就會有針眼，需要用壓條把這些縫合線全部封壓好。這是醫用防護服生產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一步，我們安排技術最好的人員做這項工作。”亞都公司總經理張正男對新京報記者說。
長垣市有著“中國醫療耗材之都”之稱，是醫用防護服的主要生產基地，也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資主要供應地區。
1月29日，國務院發出通知，向疫情防控重點物資生產企業實施特派員制度，負責監督防疫物資的統一管理、統一調撥。當日，工信部向全國多地重點醫療衛材生產企業派駐特派員，截至2月22日累計向全國派出26組特派員。其中，向河南省長垣市派出兩組特派員進駐4家長垣本地成立時間最早、規模最大的重點醫療衛材生產企業。
王海林是工信部中小企業局副局長，作為特派員派駐到河南飄安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飄安集團”）和亞都公司。
1月29日下午5點多，他和另外兩位特派員從北京抵達長垣，第一件事便是和長垣市政府緊急開了三個小時的協調會，瞭解本地醫療物資企業的防護服生產狀況和存在的問題。會後即進駐亞都公司和飄安集團考察生產線、原料庫和成品庫。
當天亞都庫存的防護服只有1000件，“原材料幾乎是零庫存，人員只有十幾個，設備遠遠不夠，9條生產線只開了4條，這樣的條件不可能完成擴大產能的任務量”。王海林說，飄安集團當天庫存也僅有800件防護服，還有近300件已出售並運走，後來他當即要求追回這些防護服。
“特派員的主要工作有三項：一是負責監督醫療物資的統一調撥，二是幫助企業及時反映和協調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困難及問題，三是配合有關部門抓好產品質量監管，保證所調撥物資的質量符合要求。”王海林介紹，人員、設備、原材料、交通等問題是當時面臨的最大難題。
第一時間協調生產中遇到的困難是王海林的首要工作。經過向工信部相關司局反映，並通過工信部與商務部、交通部、市場監管總局、人民銀行等部門協調，幫助企業解決原材料、人員、設備、運輸等難題。
這些難題解決後，亞都公司在短時間內把產能從年產9000件迅速提升到日產10000件。
1月30日至2月22日，兩家企業防護服生產從日產2000餘件增加到日產20000餘件，24天累計提供134260件防護服。
除了協調生產難題之外，監督合格的防護服裝車運往湖北也是特派員的重要任務。“每天都要核對數量，每天都彙報，每一個環節都留影。從效果上來看，特派員制度對於防護服的保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王海林說。
以下為王海林特派員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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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時間幫助協調20萬噸原材料
新京報：1月29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下發通知，向疫情防控重點物資生產企業實施特派員制度。你是什麼時候到的長垣？特派員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王海林：工信部作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物資保障組的牽頭部門，從1月26日（大年初二）開始向全國派駐特派員，我是1月29日下午5點多到的長垣。按照國務院有關要求，特派員的工作主要有三項：一是負責監督醫療物資的統一調撥，二是幫助企業及時反映和協調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困難及問題，三是配合有關部門抓好產品質量監管，保證所調撥物資的質量符合要求。特派員在工作中不能對企業經營行為進行干預。
新京報：你到兩家督辦企業後，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王海林： 主要是企業產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以亞都公司為例，生產線方面，當時由於設備不配套，9條生產線只開工4條；原材料方面，亞都公司生產防護服的原料嚴重短缺；員工方面，由於春節放假，在崗職工嚴重不足。
新京報：你剛才也提到，特派員的一項任務是協調解決企業生產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兩家公司都面臨人員、設備、原材料等難題，你是如何協調解決的？
王海林：概括起來，主要是內部轉線轉產解決人員問題，外部協調政府、機構、廠家等解決設備和原料問題。員工不足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這次疫情暴發在春節前後，企業員工大部分回家過年，留在企業內的人員很少。兩家企業首先在廠內協調其他生產線的員工支持防護服生產，比如亞都公司將原來的手術衣生產線暫停，員工全部轉到防護服生產線上來。但是，即便如此，人員依然不夠。
我們到廠之後瞭解到，防護服的主要生產工藝是縫紉，我們便向新鄉市和長垣市政府建議，在停工的服裝企業中動員一部分熟練工人到防護服生產企業務工，一方面解決了企業亟須熟練工人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外來務工人員的個人收入。我們的建議得到了兩級市政府的重視，採納後迅速解決了企業用工不足問題。
此外，亞都公司為員工提供了吃住、收入和防疫保障。為了避免交叉感染，要求員工吃住在廠。在給予三倍工資基礎上，日班再加200元，夜班再加300元，此外，再增加100元的生活補貼。
新京報：設備的問題如何解決？
王海林：初到長垣時，全市14家有資質的防護服生產企業每天產能僅為5670件，要增產必須要增加設備。防護服的生產設備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主要是縫紉設備和壓條設備，我們主要通過特派員機制向部裡協調解決。其中，壓條機最為緊缺，且產地主要在廣東。通過協調，近日分別向亞都公司和飄安集團各運送了10臺壓條機。
飄安集團具備防護服全產業鏈生產能力，其中，水刺布日產能6噸，復膜日產能2噸，設備不配套，需增加日產4噸復膜設備。經協調，增加了兩臺覆膜設備，滿足了設備配套需要。
新京報：你是如何協調解決原料不足和運輸問題的？
王海林：疫情發生之後，對防護服的需求增加，相應地對原料需求也劇增。1月29日晚間我們到兩家公司原材料庫房查看後，發現原材料嚴重不足，第一時間通過工信部原材料司協調提供20噸復膜水刺布到亞都公司，以保證防護服的生產。據測算，一噸復膜水刺布可生產約2000件防護服，那麼，20噸的原料能生產約4萬件防護服。
壓條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其主要產地在廣東，我們部裡專門有一個組就在廣東督辦原料。於是，我們向這個組反映了相關情況，由他們去協調保證飄安、亞都這兩家企業壓條供應。
此外，通過協調保證了原材料的順利運輸。
新京報：企業有無遇到資金困難?
王海林：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和各銀行機構都對防護服企業進行了大力支持。其中，農業銀行最近剛為飄安集團提供了5000萬的貸款，其利率低於市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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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一件不合格防護服流入武漢”
新京報：如何保證防護服的產品質量？
王海林：我們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不能讓一件不合格的防護服流入到武漢。防護服用於前線醫護人員的防疫工作，我們要求企業在每一個生產環節都嚴格把控，每一件防護服生產後都要按規定進行滅菌處理，堅決防止不合格產品出廠。
新京報：說到滅菌，我們知道口罩、防護服都有一定的滅菌解析期，這會不會由於解析時間長影響防護服供應到武漢？
王海林：解析時間過長，影響了前線的使用。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工信部、藥監局、衛健委共同推動醫用防護服輻照滅菌新工藝，把滅菌時間壓縮至1天，這大大提升了產品的供應時效。輻照滅菌已在食品、醫用手套、採血器、醫用泵頭等產品上廣泛應用，安全性已得到充分驗證。
新京報：派駐企業生產出來的防護服如何調配使用？
王海林：這兩家企業已列入物資保障組防護服生產企業名單，由國藥集團統一收儲。國藥集團對企業資質有要求，企業要將生產許可證、衛生許可證、防護服生產資質等材料提交國藥集團查驗。收儲後所有的防護服全部送往湖北武漢。
對每一批待收儲的防護服，經特派員和國藥集團河南分公司相關人員清點數量，監督裝車並簽字確認後，由長垣運送至鄭州火車站，經由中鐵快運專列送達武漢，國藥集團湖北公司專門接收。這邊發送多少，那邊收到多少，每一個環節都有人盯，形成信息閉環，每天都彙報，每一個環節都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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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壓力還是產能
新京報：你目前面臨的最大壓力是什麼？
王海林：還是產能。對我們來說，產量多多益善。
一方面，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最嚴重的，防護服需求量最大，也是需要重點保障的地區。另一方面，除湖北外，其他地區疫情防控壓力也不小，對防護服也有很大需求，比如河南省與湖北省交界的信陽、南陽等地確診病例也很多。作為衛材生產基地的長垣市，如果產量能夠維持在高的水平上，那麼，我們就有了更多的防疫物資，既能夠更好地滿足湖北地區的防疫工作，也可以留用部分防護服用於本地防疫。
新京報：目前制約產能最大的因素是什麼？
王海林： 我入駐的兩個企業都存在相同問題，即目前防護服生產基本存在“上大下小”的狀況。壓條機和壓條的不足，是制約防護服生產的主要因素。
打個比方，其他原材料在上面是水塔，壓條和壓條機就是下面對接的水管，而且只是一個細水管，這形成了“上大下小”，導致產能受限。我去生產車間，發現大量的半成品在生產線上堆著，因為沒有足夠的壓條和壓條機做最後的關鍵處理，因此半成品還形不成產品。企業就算再怎麼努力開足馬力生產，然而壓條就這麼多，產能就會受限。
新京報：目前你所在的兩家企業防護服的日產能是多少？
王海林：駐企後，亞都和飄安兩家企業產能得到釋放，產量不斷增加。如，2月14日當天防護服產量就分別達到了5000件和3700件，分別比1月30日增長了4.17倍和3.4倍。
當然了，現在增加防護服產量仍然是我們的主要工作，但我們希望，防護服的需求量越少越好，產量越少越好，那說明疫情得到了控制，這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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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民營企業體現了社會責任和擔當
新京報：駐企這段時間，有沒有讓你感觸深刻的事情？
王海林：你要在企業待時間長了，你就能感覺到，企業做的很多事情其實很平凡。比如說，2月13日，飄安集團的壓條用完了，但壓條生產廠家在廣州，飄安集團為了能夠保證不影響生產，不惜派人僱車，連夜把壓條從廣州運到深圳，次日一早空運到鄭州，再派專人到鄭州取回，投入生產。
還有很多類似的具體事例。防護服生產企業都是民營企業，為了保障防護服生產，企業上下，老闆和一線員工，都十幾個小時工作，連軸轉。亞都公司高管每天睡三四個小時，飄安集團管理層基本都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仍然像年輕人一樣工作，為增加防護服產量而努力。
目前，涉及防護服生產的所有原材料都在漲價，還有員工、運輸等費用也在增加，設備加速折舊，增加了企業成本，影響了企業效益。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講報酬不計成本，體現了民營企業的責任擔當，也展現了民營企業群體的風采。
新京報：你的特派員工作還要持續多久？
王海林：這要視疫情防控進展而定。駐企特派員機制是突發疫情狀態下的臨時應急舉措，待疫情緩解將適時退出。
新京報：如何評價特派員制度在防疫物資生產中發揮的作用？
王海林：特派員制度在這次疫情防控中發揮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如果沒有特派員制度從人員、原料、設備、生產、運輸上提供全鏈條保障，那麼，防護服生產數量不會快速提升，勢必將影響防疫工作。這是我部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全力保障防疫物資生產供應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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