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非樹LW

李白進入長安是在天寶元年（公元742年），這一年李白四十二歲，玄宗五十七歲，高力士侍奉玄宗已經十一年左右，李林甫擔任宰相已經八年，開元盛世已經持續了三十年，二十四歲的楊玉環才開始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興慶宮，楊國忠還在遙遠的四川處於窮困潦倒之中，三十九歲的安祿山剛剛擔任平盧節度使，羽翼尚未豐滿。

我們可以逐一分析，試著尋找這幾個人與李白的利害關係，看看他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李白的政治命運。理清了這些，我們就能比較客觀地分析李白失敗的原因，從而客觀地評價他在長安的政治生活。

我們先來看高力士。高力士本名馮元一，是玄宗最寵信的宦官，也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之一。他幼年入宮，由一個名叫高延福的宦官收為養子，所以改名高力士。由於曾幫助唐玄宗平定韋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亂，深得唐玄宗的寵信。在唐玄宗統治期間，他的地位達到頂點。在皇宮裡，高力士擁有特殊的地位，就連李林甫和楊國忠也都爭相討好高力士。蔑視權貴、桀驁不馴的李白與高力士之間有什麼特殊的交往嗎？民間盛傳力士為李白脫靴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力士會不會因為給李白脫靴而懷恨在心，向玄宗進李白的讒言呢？

關於力士為李白脫靴的故事，最早的出處來自於唐人雜史筆記《國史補》（李肇撰）和《酉陽雜俎》（段成式撰）。故事是這樣的：“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遂為脫之。”李白在宮中受到玄宗的接見，神氣高朗，氣宇軒昂，玄宗被他的神采所震懾，竟然忘記自己貴為帝王之尊，允許李白脫下自己的靴子，意思是讓李白隨意一點兒，不必那麼拘束。李白於是將腳伸給高力士說：幫我脫掉靴子！高力士一時手足失措，居然就給他把靴子脫掉了。

人們常常以這個故事作為李白傲視權貴，又受到玄宗格外寵愛的例子，殊不知在這段故事的末尾，李白離去後，玄宗對高力士說，李白這個人“固窮相”，意思是說，這個人成不了大器，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高力士為李白脫靴的故事在民間流傳很廣，許多人信以為真，歷代的戲曲小說中都有這個故事，成為表現李白在權貴面前傲岸不屈的典型例證。

然而，我們只要認真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則故事大有問題。從故事的源頭上來講，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很值得懷疑。高力士到底是個什麼人呢？高力士是當時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對玄宗盡心盡力。“老奴”這個稱謂毫無貶義，而是種特殊的親近稱謂。唐玄宗有一句話說：“力士當上，我寢則穩。”只要有高力士在宮中值班，我就可以睡大覺。以唐玄宗的英明神武，講出這一番話來，充分說明他對高力士信任的程度。高力士對玄宗自然也是盡心盡力。《舊唐書·高力士傳》記載：“景龍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正是由於高力士對玄宗的忠心耿耿以及平定太平公主政變的業績，才使他得到了玄宗的信任，從而與玄宗關係密切，並擁有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和一定的政治權力：“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舊唐書·高力士傳》）

儘管高力士有如此大的權力，但他本人從不亂政，而是全心全意地輔政。高力士這個人有三大性格特點：第一，對唐玄宗無條件的絕對忠誠；第二，做事非常謹慎——“力士謹慎無大過”（《冊府元龜·內臣部》）；第三，在政治上特別精明。他向玄宗提的建議一般都是出於維護皇權、忠於朝廷的立場。玄宗有什麼家事、朝政都願意聽他的意見，極其信任他。因此高力士在朝中地位相當高，唐玄宗也給高力士加官進爵。天寶初年，高力士被封為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爵渤海郡公，後來又被封為左監門衛大將軍，為正三品，權傾朝野。在宮中，玄宗一般不稱呼高力士的名字，而是稱他為將軍，皇太子則稱他為二哥，其他王子公主都叫他阿翁，尊他為長輩，駙馬則稱他為爺。

從這些稱謂中我們就可以瞭解到高力士在宮中的特殊地位，以他這麼高的地位，怎麼可能為李白脫靴呢？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是從身份而言，畢竟只是個翰林待詔，他有多大的膽量，敢讓高力士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在皇帝的面前給他脫靴？再說，李白自己非常珍惜這次入長安的機會，他在宮中侍從遊宴、奉詔作詩都很謹慎。他既無可能也完全沒有必要讓高力士這個權貴給自己脫靴，這個行為不僅不會給自己帶來任何好處，只會帶來很大的麻煩。退一萬步講，即便真有脫靴的事情發生，非但不能說明李白蔑視權貴，行為清高，反而只能說明李白是一個不識大體、不顧大局的人，其實，這種行為本身也並不符合李白的真實性格、個性。在大庭廣眾之下讓高力士為自己脫靴難道就等於傲視權貴嗎？從本質上來說，命人脫靴這種輕薄浮躁如同浪子一般的荒誕行為方式與李白浪漫豪邁、曠達清俊的言行方式根本格格不入。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樣一件看似在權貴們面前揚眉吐氣的“光輝”事蹟，李白卻從未在自己或者與他人交往的詩文中提及，按照李白的個性，如果真有其事，怎會保持沉默呢？

後人為了塑造李白蔑視權貴、傲岸不群的精神姿態，在他身上附會了太多的故事，力士脫靴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例。唐代的著名詩人何其多，可脫靴這個故事偏偏就附會在李白的身上，箇中道理也很簡單：這樣的故事最有可能發生在李白的身上，如果說發生在杜甫、李商隱身上，不可能有人相信，因為這件事情比較符合李白性格的邏輯和風采。但事實上，力士為李白脫靴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只不過是一個民間傳說。

說完高力士，再來看楊玉環。

楊玉環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傳奇色彩的女性，她本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壽王李瑁的王妃。公元737年，唐玄宗寵愛的武惠妃病死，高力士為了討唐玄宗歡心，便向唐玄宗推薦了壽王妃楊玉環。楊玉環精通音律，擅長歌舞，很得唐玄宗的喜愛。公元745年，在玄宗的精心安排下，楊玉環請求進宮做女官，住進南宮，玄宗賜號太真，不久又冊封她為“貴妃”。楊玉環入宮後，深得唐玄宗的寵信。楊玉環與高力士都是玄宗身邊最親信的人，也是對玄宗最有影響力的人。因此，許多人將目光鎖定在楊玉環身上，認為她也是阻礙李白仕進與政治前途的又一個進讒言者。

說楊玉環向玄宗進讒言，主要是與高力士聯繫起來的。高力士因為脫靴一事懷恨在心，於是攛掇楊玉環向玄宗進讒言。高力士攛掇楊玉環的藉口就在李白的《清平調》三首其二：

一枝紅豔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妝。

這首詩寫得很美。第一句說牡丹花上落滿露水，非常嬌豔。第二句說巫山女神縱然多麼浪漫、美麗，依然無法與楊玉環相比。第三、四句說楊玉環的美貌也許只有漢宮趙飛燕可與媲美。

傳說中，高力士對楊玉環講，李白將你比做趙飛燕，這是貶低你的人格，是對你人格的侮辱。因為趙飛燕本是陽阿主家的歌舞樂伎，出身微賤，漢成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時，被她的舞姿吸引，方才召她入宮，後又將她立為皇后。楊玉環聽信了高力士的話，在玄宗面前極力詆譭李白，唐玄宗於是不再重用李白云云。

這些說法都站不住腳。第一，趙飛燕是西漢成帝的皇后，擅長歌舞，她受成帝寵信的經歷與楊玉環頗有些相似，李白將楊玉環比做趙飛燕非常恰當，毫無貶損之意。假如將楊玉環比做褒姒、西施、貂嬋，那當然就很不合適，因為這幾個女人都曾有參政甚至亂政的行為記錄，而趙飛燕本人從未參政也未亂過政。李白這首詩中使用趙飛燕這個意象的主要作用其實是為了陪襯、襯托楊玉環的美貌，並不具有其他更深入的含義，更不用說政治含義與貶義了。其實，趙飛燕這個名字在唐代的許多文學作品中，都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詞出現，其中也絲毫沒有貶損之意。

第二，《清平調》是李白奉玄宗詔命而寫，李白的《清平調》撰成之後，玄宗非常喜歡，立刻命李龜年等樂工譜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詩中隱含如此強烈的譏諷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學多聞，擅長詩文，精通音樂，難道還看不出來嗎？李白固然清高自傲，平交王侯，但他毫無必要也不至於非得在這個時候譏諷楊玉環，觸怒唐玄宗，這對於在長安謀求仕進之途的李白來說有百害而無一利。更何況，楊玉環當時尚未被封為貴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宮中，她還沒有成為後來煊赫一時的貴妃，楊國忠也沒有出任宰相，權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沒有抨擊譏諷楊玉環的理由。至於有人認為，“雲雨巫山枉斷腸”一句是諷刺楊玉環曾為壽王李瑁王妃，“枉斷腸”特指壽王，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從以上對高力士、楊玉環的分析來看，說高力士和楊玉環曾經在唐玄宗跟前進讒言，說李白的壞話，這些說法在史實上是很難成立的。這大都是後世筆記雜史作者杜撰出來的，其目的也許是為了強化李白傲岸不群、蔑視權貴的形象吧。

有人認為，唐玄宗後期荒淫驕奢，不理朝政，李林甫則大權獨攬，嫉賢妒能，造成朝政腐敗，政治黑暗，這對於李白在長安的政治命運有非常不利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看天寶時期的政治環境。這一時期，唐玄宗早就罷免了宰相張九齡，任用李林甫為宰相。許多學者認為，罷免張九齡，任命李林甫，是盛唐王朝開始由盛轉衰的一個標誌。

李林甫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擅長音律，但沒有多少才學，長於機變、鑽營，陰險狡詐，其政治權術登峰造極，不僅一般人為之心驚，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

根據史料上的記載，李林甫為人有三個主要特點：第一，當面說好話，背後說壞話，口蜜腹劍，陷害忠義大臣：“或陽與之善，啖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資治通鑑》卷215）第二，大權獨攬，堵塞言論，不準朝臣發表言論。李林甫的這種作為，破壞了唐太宗以來大臣進諫皇帝、皇帝虛心納諫的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君主放手信用大臣、大臣盡心輔佐君主的良好政治格局。第三，嫉賢妒能。李林甫作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積極推薦人才，反而還阻礙人才發展：“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資治通鑑》卷215）“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資治通鑑》卷215）制科考試，本來是面向朝野廣求學有專能賢才的舉措，然而由於李林甫的刻意阻礙，一個人都不曾錄用，李林甫居然還上疏玄宗表示祝賀，說什麼“野無遺賢”——天下人才已經全部蒐羅入朝，民間已經沒有被遺漏的賢能之士才了，所以錄取名額為零。

就是這樣一個奸臣，唐玄宗對他卻大加重用，而且一用就是整整十六年，在他之前的數位賢相如姚崇、宋、張說、張九齡等，任期也不過三四年。因此許多人將矛頭直接對準唐玄宗，認為他是天寶以後大唐政治腐敗的總根源。歸結起來，唐玄宗有這樣幾條荒政誤國的表現：一，不理朝政，將行政權力交給李林甫，自稱無為而治，其實是大權旁落，客觀上導致奸臣當道，朝廷的政治風氣越來越壞；二，追求長生不老，尋找方士、道士給自己煉長生不死之藥。這其實是唐朝皇帝的通病，好些所謂的明君如唐太宗、唐憲宗就死於這些長生不老藥；三，崇拜老子、道教，到處鑄造老子真容，一時間朝廷上下、宮廷內外迷信、讖緯活動猖獗；四，驕奢淫逸，專寵楊玉環，生活腐化墮落。

其實，如果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玄宗的這四個特點，就不難發現，這些特點遠非唐玄宗所專有，許多封建時代的皇帝在他們統治的後期都有這些特點。

那麼，唐玄宗與李林甫這對君臣究竟對天寶政治造成了怎樣的危害呢？這樣的危害對李白在長安的政治前途到底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呢？這裡先稍稍宕開一筆，說說唐代皇帝與宰相的關係。

唐玄宗罷免張九齡，任用李林甫這一政治舉措，是評判玄宗天寶時期政治風氣、政治格局的關鍵所在。封建社會的政治中樞格局中有許多矛盾，其中皇帝與宰相的矛盾最為關鍵，也最為核心。這不是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是體制之間的矛盾。打個通俗的比方，皇帝好比是國家的董事長、所有者，宰相則是國家的最高執行官、經營者。隨著封建官僚政治體制的不斷運行、完善、成熟，執行官要求在決策、行政等方面擁有更大的權力，而皇帝出於自身至高無上的特權利益，必須將最重大的權力最大限度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皇帝必然要求宰相成為無條件忠實於自己的執行官。

問題在於，宰相一旦成為官僚體制運行中的一個環節，就必須要遵循官僚體制自身的規律來運行。再打個比方，皇帝的舅舅犯了殺人之罪，宰相必須按照法律的相關規定懲罰甚至處死國舅。但是這樣做顯然不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禮記》中說，“刑不上大夫”，如果懲罰甚至處死國舅，就會有損君王九五之尊的崇高威望，也會觸動皇親外戚的政治利益。總而言之，宰相要按照官僚體制辦事，而君主要求維護皇權的利益，這就必然會產生體制之間的矛盾甚至衝突。在封建社會體制中，皇帝的權力是沒有邊界的，這個絕對權力要求官僚體制無條件服從他的意志。而官僚體制則要求皇帝儘可能在體制框架內行使絕對權力（其實是希望它轉變為相對權利），要求宰相自身具有相對獨立的意志力，這就是皇帝與宰相之間的矛盾。

唐玄宗天寶初年，開元盛世已經持續了三十年時間，國家空前強盛，君權空前強大，君權與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脹。換言之，這個時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從的執行者，而不是皇權的監督者。開元時期的宰相如張說、張九齡等人，他們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藝修養的文辭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鴻儒、大儒。張說、張九齡等大臣擁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學說與政治理念，這些學說、理念足夠回答、解釋一個封建王朝應該擁有怎樣的國君、宰臣，應該具有怎樣的政治格局與政治目標。他們希望國君能夠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規劃，希望自己能夠做一個不僅為皇家謀利益，更為天下百姓謀利益的宰相。當皇帝勤於政務、以天下民生為本的時候，宰相的意志就能較好地與帝王相統一；而當皇帝的統治意志衰退甚至開始驕奢淫逸的時候，宰相的意志就會必然與皇帝的意志發生矛盾。毫無疑問，像這樣一批太過遵守、忠誠於儒家傳統政治學說的宰相，與唐玄宗權力膨脹的趨勢是有矛盾的。

開元盛世見證了玄宗的政治才能，這足以使他成為一代明君。尤其是張九齡任相時期，獎掖後進，選用新人，積極進諫，排除奸佞，造就了較為清明的政局。然而隨著唐玄宗皇權意志的不斷膨脹，對於張九齡等宰相的意見就越來越聽不進去了，而李林甫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揣測玄宗的真實意圖，一味迎合玄宗心意說話，深得玄宗的器重。

比如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唐玄宗想從東京洛陽回駕西京長安，與宰相們商議，張九齡等人認為秋收尚未結束，希望玄宗推遲到十一月再回駕長安，玄宗心中不悅。李林甫當面未表態，私下對玄宗說：“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資治通鑑》卷214）玄宗一聽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興，即日啟程回駕長安。

再比如玄宗想要提拔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為宰相，張九齡公開表示反對，李林甫當面不表態，私下卻對玄宗說：“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議此事，九齡依然反對，玄宗大為不滿，李林甫又私下進言玄宗：“苟有才識，何必詞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資治通鑑》卷214）最終促使玄宗下決心賜爵牛仙客，食實封三百戶。長此以往，導致玄宗對張九齡漸漸不滿，轉而重用李林甫。

對於唐玄宗而言，李林甫這個宰相最能順遂自己的心意，也最便於自己表達皇權的意志，對他而言，加強李林甫的權力，其實也就是加強自己的權力。從玄宗內心來說，希望李林甫這個國家最高行政首長成為皇權意志的代表，從而更便於在官僚行政機構中貫徹皇權意志。但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環節，那就是：在他這個皇帝的授權與庇佑之下，李林甫的權力越來越膨脹，越來越集中，他背靠大樹好乘涼，揹著玄宗做了許多的壞事，給國家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損失。

但是，客觀地講，唐玄宗的皇權始終不曾旁落，反而獲得了加強。李林甫這個宰相能夠做十六年，不是玄宗無可奈何忍耐了十六年，而是因為玄宗自身利益的需要。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避亂成都，他曾對身邊大臣裴士淹說，李林甫“妒賢嫉能，亦無敵也”（《大唐新語》卷8），說明他對李林甫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當裴士淹問玄宗為什麼明知李林甫嫉賢妒能，還讓他長期擔任宰相時，玄宗“默然不應”（《大唐新語》卷8）。為什麼默然不應？當然有後悔的成分，但也是不便明說。唐玄宗使用李林甫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更方便地操持朝政大權，但物極必反，事實證明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因為任用李林甫就意味著中斷了唐太宗以來兼聽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優良政治傳統，就會導致不少政治決策的失誤。誠然，在唐玄宗的操控下，李林甫也對政治、財經、軍事、法律等諸項制度進行了改革，由於皇權與相權的充分集中，中樞機構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唐玄宗放縱李林甫，導致朝政日益腐敗的確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我們來看看唐玄宗、李林甫與李白的關係。

首先，就具體的人際關係而言，沒有任何資料表明李林甫在政治上直接影響、危害過李白。李林甫的政治手段主要用來對付與他同等量級的政治對手，像李白這樣一個小小的翰林院待詔，對李林甫還遠遠構不成政治上的威脅，所以李林甫根本沒有必要花費巨大氣力來對付李白。

其次，就天寶初期的整體政治環境而言，雖然不能與開元時期的盛世相比，但社會經濟依然呈現出興旺繁盛的態勢——貨幣流通活躍，手工生產發達，社會財富與消費水平較高。潛在的政治危機也許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天寶初期並沒有“天下大亂”，社會秩序依然正常，即便後來爆發了“安史之亂”，但長安乃至全國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百姓暴動，這就說明天寶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局勢仍然是相對穩定的。

總之，天寶初期的大唐王朝及其統治階層雖然潛藏著動亂的因素，但是在李白逗留長安期間，這些因素尚未完全成熟，社會政治的整體環境並未糟糕到“萬馬齊喑”，士人毫無出頭之日的黑暗境地，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依然延續著開元以來繁榮鼎盛的局面。換言之，身處長安宮中的李白，如果真的擁有並希望施展政治才能，要獲得玄宗的賞識不是沒有可能。

對於唐玄宗而言，重用大臣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是否符合皇權的利益，如果符合自身利益，即便他人誹謗、阻攔，也很難改變他的決心。前文提到的牛仙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更典型的例子還有安祿山。據《資治通鑑》記載，安祿山為將，違反軍令當斬，張九齡在玄宗面前力陳當斬的理由，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並告誡九齡不可“枉害忠良”。

玄宗為什麼器重安祿山？就是因為安祿山的確能夠為己所用：“胡人則勇決習戰，……陛下誠心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資治通鑑》卷216）然而宰相楊國忠、太子李亨都曾上言玄宗，陳說祿山必反無疑：“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資治通鑑》卷216）“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資治通鑑》卷217）後來凡有告密祿山謀反者，玄宗就將告密者縛送給安祿山。

玄宗為什麼拒而不聽楊國忠等人的意見呢？就是因為他需要安祿山這個邊疆大將，他自信依靠自己多年的籠絡，安祿山不至於謀反。所以對玄宗而言，如果是他真正器重的人才（安祿山當然屬於養虎為患，但首先他也是出色的邊將，否則玄宗不可能長期信任他），他是會力排眾議予以重用的。換句話說，如果李白的確如他自己所說那樣，具有經天緯地的才華，是一位如姜太公一樣不可多得的安邦定國之士，那麼，天寶初年，五十七歲的玄宗還是有足夠的眼光重用他的。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歷史上的李白，沒有也不可能讓身份顯赫的高力士為自己脫靴；更沒有寫詩譏諷楊玉環；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縱然一無是處，但也沒有任何必要詆譭陷害李白；而天寶初年的唐玄宗雖然意志衰退，荒廢朝政，但也遠遠不至於昏聵至極，皇權旁落，他依然牢牢掌握著朝廷的大政方針政策，掌控著社會政治發展的總體趨勢，對於真正的經緯之才依然具有敏銳的眼光。總之，從客觀上來說，天寶初年的李白雖然只是一個翰林院詩文待詔，但是他依然具有不少出仕為官的機會。那麼，李白為什麼在一年多之後就匆匆離開長安呢？這其中到底還有什麼其他原因呢？

我們來看看李白自身存在的問題。

對李白來講，作為一個詩人，一個文學家，其詩歌創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承認。但是他到長安來，不是讓大家承認其文學家的成就，而是要獲得政治家身份的認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這對李白來說是最重要的。

以李白的雄心壯志與傲然不諧的個性，無論如何也不會安於翰林待詔這個位置，安於侍從文人這樣一個角色，這是他絕對不能接受的。他要成為名副其實的宰輔之臣，要對玄宗發生政治影響，要真正發揮政治作用，從而對唐帝國的政治產生影響。而這，卻是他這個翰林待詔或翰林供奉的職位永遠無法實現的，這是李白深層的矛盾與痛苦。李白在進入長安之前有矛盾與痛苦，那就是想獲得政治機遇，但是不得其門而入，是所謂的懷才不遇；現在的李白也有矛盾與痛苦，那就是貌似獲得了空前的政治機遇，但是塵埃落定之後才發現，雖然已經與玄宗有了親近的接觸，但是他所獲得的並不是重大的政治機遇，玄宗皇帝只是將他看做一個舞文弄墨的詩文供奉而已。

李白的悲劇命運也正在於此。

如果他就是個一般的文人，沒有那麼高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長安做不成政治家，但是至少可以在翰林院中做個詩文供奉，也足夠光宗耀祖了！可偏偏李白不是一個向現實輕易妥協的人，他非但不向現實妥協，也不向自己妥協。對於李白來講，他畢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獲得極大的成功，獲得高度的認同，就是要做輔佐君王的宰輔之臣，如果這個目的達不到，即便是見到了皇帝，這依然是失敗的人生。也許，對一個純粹的文人來講，能夠擁有被皇帝親自接見的殊榮，能夠充當侍奉皇帝的御用文人，這已經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但這樣的文人也就不值得我們追思千年了。

但李白是什麼樣的人物？什麼樣的心胸？什麼樣的自信？他不是一般的小文人，他不可能輕而易舉就向現實妥協，他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詩壇巨匠。在李白的內心世界裡，整個大唐就是為他施展鴻圖大志預備的，就像孟子所說的：“夫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這種縱橫天下當仁不讓的王霸氣度，是盛唐時代鍛造出來的性格，是時代精神的象徵與代表，並非一般庸常文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實事求是地講，李白的確只有詩人之大才，沒有政治家之大才，但是這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李白就是不肯服輸，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沒有他施展抱負的空間，就是不肯放棄他的自信與原則，所以即便玄宗對他倍加禮遇，他也絕不領情，也絕不願意苟安現狀，做個舒舒服服的御用侍從文人。他要表達他的失望，表達他的不滿，要大大表現他的狂放不羈的個性風采，哪怕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不是政治家的涵養與性格，但這是大文學家、大詩人李白的獨特個性。如果李白屈服於自己，妥協於現實，那他就不是那個獨步詩壇的李白，也就不是我們心目當中那個狂傲飄逸、灑脫不羈的“詩仙”了。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緒與日俱增的同時，另一種情緒就不可遏制地湧現出來。不要忘記，伴隨進入長安的，除了那個意氣蓬勃、抱負遠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還有一個目空一切、孤傲自賞、具有極高文學天才的李白，當政治幻想破滅之後，文學的意氣就伴隨著酒氣不可遏制地宣洩出來。於是一個惡性循環開始形成：當李白鬱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澆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澆愁，就會付諸詩文大發牢騷，這些牢騷詩文無論被唐玄宗還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會形成有損李白形象的輿論環境，這些輿論環境又會進一步惡化李白在長安的生存與發展。

在長安，李白留下了不少飲酒、醉酒的記錄。在翰林院中，他醉酒：“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在權貴之門，他醉酒：“白時為貴門邀約，比至半醉，令制《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魏顥《李翰林集序》）在街市酒肆，他更是“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舊唐書·文苑列傳》），“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新唐書·文藝列傳》）。

李白的言行做派，難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語，李白自己也承認翰林院中人際關係複雜，自己的人際環境不好。他在《玉壺吟》中抱怨：“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在《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中又說：“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由於自己的行為言語有失檢點，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讒言，導致玄宗對自己不滿。

而玄宗雖然“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逐之”（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據《漢書》記載，大臣孔光休假回家，與家人閒談，家人問長樂宮溫室殿有什麼樹木，孔光默然不語。後來就用溫室樹代表朝廷的機密要聞。翰林院雖然是侍奉皇帝的藝文娛樂機構，但它位居禁宮之內，如果以李白這樣一副醉態，難免不會在醉後洩露宮禁中的秘密。所以玄宗雖然很賞識他，也曾因為他“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但終究因為李白的種種表現“非廊廟器”，故而“優詔罷遣之”（孟《本事詩》）並“惜而逐之”。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明明知道自己已經遭到了他人的詆譭誹謗，李白卻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許的本色：“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李陽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為酒中八仙人。”（《新唐書·文藝列傳》）杜甫曾有詩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後世往往用這首詩來稱讚李白傲岸不群、藐視權貴的氣魄，但這樣的言行舉止在具體的政治環境、政治實踐中實非益事。

所以李白的個性決定了雖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機會，但顯然，李白沒有及時地抓住這個機遇，或者說，以李白的個性、實際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在宮廷中的實際地位，都不可能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備實現這個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玄宗其實對李白相當不錯，他一看李白在長安宮中的確很難立足，於是在天寶三年（公元744年），賜給李白不少金銀盤費，送他回家。史書記載四個字：“賜金放還”。

這是一個非常體面的下臺方式，玄宗沒有貶斥他，沒有譴責他，沒有把他趕出長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為一個文人的體面與尊嚴。這一舉動使李白入京、在京、離京的整個過程呈現出濃厚的人情味兒、文學色彩、浪漫色彩，使這整個過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氣質，這是一個典型的李白式的離開，而不是一個不稱職官員的離任，這與同期前後張九齡等政治家的被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們甚至可以說，玄宗從不曾按照一個官員的標準來要求、看待李白，從對李白的欣賞、選拔、任用到離開，與其說是政治標準，倒不如說是文人、文學的標準。李白最終安靜而體面地離開了長安，這種離開方式反而使他獲得了更為巨大的文學聲譽。但是李白的政治名聲並未因此而獲得加強，伴隨著他離開長安，世人對他的認識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質就是一個曠世的大文人，大詩人。

多年以來，不少讀者都認為，李白不僅具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出色的文學才華，而且也是一個天才的政治家，只是時代沒有給予他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李白之所以被迫離開長安，其主要原因在於黑暗消極的政治環境。現在，通過這幾章的敘述、分析，我們大體澄清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李白懷抱著宏偉的政治理想來到長安，覲見唐玄宗，渴望實現政治抱負，然而朝廷與玄宗卻始終以文學的眼光來接納李白，為他安排了適合文學角色的職位，於是，李白在長安宮廷也只能發揮其文學才華，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誤會與錯位，也是李白在長安政治失意的體制性原因。李白固然文才超絕，擁有超凡的政治理想，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值得質疑。根據李白在長安的種種表現來看，他似乎並不具備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個人素質。李白離開長安，當然有整體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背景——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不容忽視的原因——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觀因素也不可忽略。

離開長安後，李白繼續他的漫遊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沒有變，他張揚的個性也沒有變，他對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麼天真。對李白而言，長安的政治失敗並沒有改變他對自己的期許。

太祖趙匡胤

李白離世，距今已有一千兩百多年了，可是，李白始終是人們繞不開的話題，如題所說，李白一生追求實現政治理想，為何當年又要離開長安？

話說天寶元年(742)，在號稱皇宮“座上賓”的吳筠和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推薦下，朝廷接連下詔召請李白入京。已經四十二歲的李白，終於走進了他夢寐以求的大唐京城長安。此刻，李白一副得志的模樣:“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嵩人”(《南陵別兒童入京》)。

李白初到長安，太子賓客賀知章一見嘆為“摘仙人”，唐玄宗“降輦步迎”，並且“御可調羹以飯之”，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榮耀。他躊躇滿志地期待著唐玄宗與他共商國家大計。

唐玄宗大概考察過李白沒有政治才能。在一次非正式宴會上，唐玄宗問李白:“朕與天后任人如何？”意思說，我與則天皇后相比，用人怎麼樣？李白說:“天后選用人，就像小孩子買瓜，不澤香味，只是撿個兒大的、長得肥的挑；而陛下選用人，如同淘沙取金，剖石採玉，選擇的都是精華。”這樣的回答，一聽就是拍馬屁，拍得太直接，以而顯得笨拙。唐玄宗笑著說:“李學士把我說得太好了。”他最終把李自安排在文化部門，供奉翰林。

應該說，唐玄宗對李白的安排是合適的，但李白的內心卻感到越來越失落，他感到懷才不遇。他千辛萬苦來到長安，是想幹一番偉業的，而不是在宮裡寫詩。

作為李白來說，他是帶著盛唐社會薰陶出來的理想主義去敲仕途大門的，但身臨其境後，他看到那些權貴並不是自己想像中的人格高潔，長安也並非天堂，與自己想像中是兩個世界。唐玄宗似乎永遠不會給他共商國事的機會，而面對當朝權臣的誣陷、排擠，他也毫無還手之力。

事實上，李白一直活在一種誤區裡，自我認識嚴重偏差，他一直把自己的詩才當成了政才。更要命的是，李白的一切慾望和喜怒哀樂都寫在險上，他的性格、氣質、個性與政治格格不入，但他卻認識不到這些。他想喝酒就喝，想使性子就使，竟然敢讓朝廷紅人高力士給他“脫靴”，最終發展到“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地步。唐玄宗只好將他“賜金放還”，讓他還是盡情去寫詩好了。

公元744年的一個春天，李白帶著極度的惆悵與悲憤，離開了這個曾讓他魂牽夢繞的帝都。從此，李白再也沒有踏回這塊土地。

八弓塬

李白是有遠大的政治抱負的，但由於種種原因，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未能有所建樹，但其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贏得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但當年是如何被唐玄宗召進長安，又是懷著怎樣彷徨苦悶、矛盾複雜的心情，被玄宗“禮貌的”逐出長安的呢？寒柏隴臥子與大家分享一下這裡面曲折黑暗的故事：

時代、家世和入長安前的人生軌跡

李白，字太白，於唐武后長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西域的碎葉。當時的碎葉，屬於唐朝建置的安西都護府，是安西四鎮中最靠西的一鎮，是著名絲綢之路上的一座重要城市。

李白一生活動時期主要在唐朝中期的玄宗、肅宗時代。李白在西域碎葉度過了他的童年，並在私塾裡學習漢人的文化書籍和詩詞歌賦。李白五歲時，也就是神龍元年(公元705年)隨父親來到西蜀昌隆，定居在縣南的清蓮鄉。從此以後的二十年，李白都是在蜀中度過的。

在二十歲之後的幾年中，李白遊歷了蜀地的不少名勝古蹟。到了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二十六歲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學業文章己很自負了，他的政治抱負和生活理想也己經確立。他產生了要到更廣闊的天地中去施展抱負、貢獻才能的要求，而對大自然的喜愛也驅使他渴望到各地去登臨山水，遊覽名勝。

在這年秋天，李白向三峽進發。出三峽後，他先以一年多時間遊歷了中國東部地區。在漫遊中，李白廣泛進行社會活動，同各式人物交識，給自己建立社會聲譽，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創造條件。這一年多來，李白進行社會活動的主要內容是求仙訪道和結交豪雄。

此後不久，李白回舟西上重來江夏一帶，繼續尋找政治出路。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早春，他從臨汝(今河南臨汝)來到安陸(今湖北安陸)。在這裡，他和曾在唐高宗時做過宰相的許圉師的孫女結婚。婚後便在安陸居住下來，開始了“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的生活。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四月，他去泰山遊覽，隨後又舉家南下，住到宣州南陵(今安徽南陵)去了。李白詩詞寫的好，那時己經出名了，使他“名動京師”。所以當李白到南陵，徵召李白去長安的詔書也就接踵而至了。就這樣，李白進入了他一生的重要時期——長安時期。

入長安、在長安、出長安、痛長安

唐玄宗的徵召，在李白眼前展現了無限希望。他以為“揚眉吐氣，激昂青雲”的一天終於來到了，“奮其智能，願為輔弼”的抱負就要實現了！

李白初到長安，最初結識的大概仍是道教界中人。他通過好友道士元丹認識了唐玄宗的妹妹：女道士持盈法師(即玉真公主)，和著名詩人、也信奉道教的賀知章。經過這些人的稱譽，李白在長安城詩名大振。

由於有詔徵召在先，入京後又得到玉真公主和賀知章在唐玄宗面前進一步的讚譽，因此李白受到玄宗的親自隆重接見。隨後，李白就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李白供奉翰林，是玄宗的特許，“但假其名，而無所職”，所以還不是正式任命的官員。不過這個時期李白正受到玄宗的重視，所以玄宗也曾讓他做過一些翰林供奉職責以內的去工作。

翰林院是當時集中文學之士的一個政府機構，供奉的主要職責是為皇帝草擬文誥詔令之類的文件。同時，宮中宴樂、御駕巡遊之類的時候，他們也常常隨侍左右，寫一些詩歌以增添宮廷樂趣及點綴昇平景象。從李白的詩文上看，李白在此期間也曾利用自己與玄宗接近的機會，向玄宗申述對自己對國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張，針對某些現象也對玄宗進行過諫勸。

但遺憾的是，李白所寄予希望的對象——唐玄宗，在其早年時還不失為一個勵精圖治、能夠任用賢才的開明君主；而到了這個時期，卻早己變為昏庸腐朽之人了！其滿足於以往的政績，迷惑於太平繁華的表象，以為天下無事，自己可以高枕無憂，於是便把“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自己深居宮中，過著荒淫侈靡的生活。

▲ 解析李白政治願望落空，出走長安幾點重要原因：

⑴事實上，唐玄宗之所以一度重視抬愛李白，目的是要把李白當作一個御用文人，以滿足其享樂要求。李白在翰林院的生活、工作情況，就足以說明。當玄宗覺得李白不是一個容易馴服的文人，有那麼多自己的政治抱負時，很快就疏遠了他。

⑵從李白方面來說，玄宗之所以疏遠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那“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的傲然性格。李白鄙夷權貴，無視封建秩序的叛逆精神是很可貴的，但對他的政治前途卻是不利的。

⑶那些權臣貴戚們對李白孤傲的態度自然不會感到舒服，當玄宗對李白比較重視有興趣時，他們對待李白便趨言奉承，是“卻來請謁為交歡”；而一旦玄宗對李白開始厭倦，他們那就立刻饞言四起，群起毀謗和攻擊李白了。

⑷還有不知真假，最早見於《酉陽雜俎》中的“力士脫靴”的故事，更是李白傲岸性格的典型表現，而它所招致的後果很能說明問題的。

故事是說，高力士服侍玄宗幾十年，是最受玄宗寵信，也是最有權勢的一個宦官，在宮中的地位幾乎僅次於玄宗。這樣一個權傾內外、炙手可熱的人物，在李白眼裡卻是非常渺小、不值一提，居然當著玄宗的面，伸出腳來叫高力土“去靴”！

⑸更有唐代韋睿的《松窗錄》中記述的“楊貴妃三次阻擋李白任命官職”的事情：對於“脫靴”之恥，高力士當然不會甘心忍受，便在一次太真妃(即楊貴妃)吟唱《清平調詞》時，乘機摘取其中兩句“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挑撥說：“比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

楊貴妃吃驚的問：“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 高力士便說：“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 楊貴妃從此深恨李白，據說玄宗曾三次打算任命李白官職，都因楊貴妃的阻撓而作罷。

▲ 最終出走長安，遠離政治

權臣貴戚的讒毀，玄宗的疏遠，激起了李白內心的極度苦悶和矛盾複雜的心情。一方面，他十分痛恨那些讒言者；而另一方面，他對昏庸的唐玄宗當時卻還寄予一定的幻想。

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春，李白知道再留在長安己不可能有所作為了，他終於決定離開黑暗的政治漩渦，去過那縱情杯酒、放達適意的生活。於是上疏玄宗請求歸去，玄宗這時早己對李白失去興趣，很快便給他一些賞賜，請他離開長安。十六年後，李白在江夏回憶當時他離開長安的心情，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結語

李白在長安首尾三年，實際不過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政治上，他遭讒被謗，毫無建樹，最後被唐玄宗“禮貌的”逐出長安。

但是這一段的生活，卻使他有機會親眼看到當時朝廷政治的種種黑暗腐敗。這種現象在未到長安之前是不可能有充分認識的，現在他不僅親身生活在長安，並且自己也是這種黑暗政治的受害者，也因而對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這也體現在其之後的許多詩歌中。

李白有了這樣一段時期的生活，在思想基礎上有了很大的變化，其後創作了許多揭露和批判黑暗現實，具有很大現實意義的詩篇。也使他的詩歌創作在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取得了新的成就。

正所謂：“福禍相依，焉知非福？”

注：參考資料有《舊唐書·李白傳》、《李白詩文系年》。

另：文中圖片來源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寒柏隴臥子

在我們很多人的印象裡，李白身上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是詩仙，是俠客，仗義疏財，遊遍名山大川，喜歡結交朋友，也愛喝酒，頗像武俠小說中的人物。

但是他的志向可不是做個詩人，他真正的理想是做帝王師，濟蒼生，安社稷，成為管仲、樂毅、張良、諸葛亮……這樣的人物。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李白41歲，由於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稱讚，唐玄宗看到李白的詩賦後非常欣賞，下詔書請李白入京。

李白此時住在南陵的一個山村裡，接到消息之後非常高興，以為可以大顯身手了，臨行的時候寫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此時的李白可謂是躊躇滿志，可是現實很快給他澆了一盆冷水。進京後，李白並沒有得到重用，只是被唐玄宗安排了一個翰林院供奉的職位，就是在皇帝身邊寫詩作賦。

這種安排對於一般人可能會很滿足了，但是對於李白這種狂放不羈、志向遠大的人來說，卻是難以忍受的。

那麼，李白離開長安的原因是什麼呢？我想大概有3方面原因：

1， 被人排擠

據說他曾經讓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再加上皇帝的欣賞，種種做法自然會令其他人不滿和嫉妒，遭人排擠也是難免的。

2， 唐玄宗看出李白缺乏政治才能

李白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卻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缺乏政治鬥爭的能力，不善於審時度勢，把握局勢。他後來因為參與永王之亂而被貶夜郎，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唐玄宗最初可能是想要重用他，後來可能是看出這一點了，所以只欣賞他的文學才能，沒有對他委以重任。

3， 李白的性格和抱負

李白既有宏大的政治抱負，同時也具有傲岸不羈的性格，他蔑視權貴，視富貴如浮雲，這些綜合因素讓他不甘心做一個“文學弄臣”的角色。再加上官場黑暗，玄宗已經到了老年，縱情聲色，身邊還有不少奸臣，李白在這種環境裡自然待不下去。

正是由於以上3方面的原因，李白在長安待了一年零八個月就被玄宗“賜金放還”，離開了長安。

叔本華哲學智慧

先來看《新唐書·李白傳》中的記載:

……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植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意思是:“……因此李白也到了長安。去拜見賀知章，賀知章看到他的文章（《蜀道難》），感嘆說:“李白，你是天上下凡的仙人！”。並且常在玄宗面前說起（李白），玄宗就在金鑾殿召見李白，談論當代的大事，李白於是獻上一篇賦頌。玄宗皇帝賜李白吃的東西，並且並自為他調羹，下詔命他為翰林供奉……玄宗愛他的才華，好幾次召見並設宴招待他。李白曾陪玄宗皇帝飲酒，醉了，讓高力士替他脫鞋。高力士平素為朝中顯貴，還替李白脫鞋，把這深深地當作恥辱，於是他就挑剔他詩中的行病，並加以附會，用以把楊貴妃激怒。玄宗皇帝想讓李白當官，楊貴妃是一直從中作梗加以阻止。李白自己知道不被玄宗的親近所容忍，愈加桀驁不群，放蕩不羈……李白懇切請求引退還居山林，玄宗皇帝也就把金錦賞賜於他，讓他回去……”

先看文中提到的高力士是何許人也？高力士是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唐玄宗曾言“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意思是說只要高力士在宮中值班，我就可以睡個安穩覺，可見高力士是唐玄宗身邊舉足輕重的人物。李白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但絕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他太沒有眼力見了，竟然得罪了唐玄宗身邊這樣一位紅人，可想而知，他在朝中不知得罪了多少大臣權貴！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豈能卑躬屈膝去侍奉權貴，使我不能有舒心暢意的笑顏！蔑視權貴，傲岸不群是李白至死不渝的性格。他這樣的性格真的不適合走仕途。寵臣的讒謗，奸佞的排擠接踵而來！李白被賜金放還後寫過一首詩《古風·其三十七》:"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明珠、孤芳是詩人自比，把高力士、楊貴妃之流比作群沙、眾草，表達出詩人對現實的極度不滿！

受到大臣權貴的排擠，是李白離開長安的一個原因，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唐玄宗對他的態度。

從《新唐書·李白傳》"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帝愛其才，數宴見。"可以看出，唐玄宗一開始對他還是不錯的，仰慕他的才華，讓他做翰林供奉待詔。"翰林供奉是什麼職務呢？"李白在《贈崔司戶文昆季》中有這樣一句詩:"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意思是，以布衣身份待詔于丹墀內廳之側，擔任起草詔書的機要之職。簡單的說，李白沒有正式的官職，還是平頭老百姓一個，先做著一些起草詔書的工作，等待封官。

唐玄宗看中的是他的文學天才，只是想讓李白做一個御用詩人，在宴請、郊遊的時候陪伴自己，寫一些詩文以供娛樂。李白有很高的政治理想追求，他希望能夠輔佐君主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對御用詩人的身份，日漸厭倦，開始縱酒以自昏，玄宗呼之不朝，再加上奸臣的讒謗，唐玄宗開始疏遠他。

李白呈上辭職信，唐玄宗很爽快的批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清朝王琦懷疑李白"曾醉中洩露禁中事機，明皇因是疏之。"意思足李白曾經因為喝醉酒洩露了宮中機密，唐明皇玄宗因此疏遠了他。李白為了宣洩心中的痛苦和矛盾，終曰借酒澆愁，並寫了很多詩文，大發牢騷，有時把宮中機密透露出來，這是唐玄宗不能容忍的，他認為李白已經誤了他的事！所以李白被"賜金放還"是一個必然的結局！

三尺講臺兩袖清風

李白曾經兩次到長安，第一次是在開元十八年（730），到長安千方百計拜謁了一些王公大臣，希望進入仕途，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結果沒人賞識他，住了一年，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離開。

第二次是天寶元年（742），唐玄宗看了他的詩文，很欣賞他的才華，召他進宮。這是李白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政治機會。然而僅僅過了兩年，李白就被“賜金放還”，再一次在極度失望中離開長安。

題主所指的應該是第二次。這一次受挫的主要原因還是李白自己定位不準，一心想做大官，又沒表現出足夠的政治才能。在沒被重用的情況下恣意縱酒，盡情表現自己的痛苦和不滿，無論是心態還是狂放不羈的性格都與宮廷和官場格格不入，導致在朝廷很難立足，再次鎩羽而歸。

01

李白這個人，寫詩毫無疑問是不世出的天才，但在政治上很天真，可以說根本不是那塊料。這一點，我們從他在“安史之亂”中入李璘幕府這件事上很清楚地看出來。

“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跑到廬山隱居起來。至德二年（757），永王李璘路過九江，派親信韋子春上山邀請李白加入自己的幕府。李白很高興地答應了，他在《贈韋秘書子春》一詩中說：“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在他看來，他這一次出山，是要去做平定天下的大事的。但事實證明，他想得太浪漫、太天真了。他對當時複雜的政治局勢和李璘這個人一無所知，在錯誤的時間，跟了錯誤的人，稀裡糊塗就做了叛黨。

李璘是唐玄宗的第十六子，玄宗在逃往成都的路上，採用宰相房琯的建議，實行諸王分鎮，就是讓各個皇子各自負責一塊區域，招兵買馬，發展力量。當時李璘執掌兩湖、雲貴、兩廣、江西等地的軍政大權，勢力非常大。

而太子李亨在寧夏靈武即位以後，形勢就完全不一樣了。李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強中央集權，把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裡。這樣，就跟李璘發生了矛盾。李亨要李璘交出兵權，到成都去陪伴玄宗。

而李璘也是有野心的人，他正想著繼續擴大自己的勢力，可能還有稱霸一方的想法，於是拒不服從詔令，同時積極部署，準備佔領廣陵。

這樣一來性質就變了，成了謀反。而李璘本人又是一個庸碌無能的人，手下的將領都看出來他成不了事，還沒開戰就一鬨而散，各自逃走了。只有李白還在傻傻地寫詩歌頌李璘，把他比作滅吳的功臣西晉大將王濬，甚至秦皇漢武，幻想著“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完全就是糊塗蟲一個，沒有一點政治眼光和頭腦。

02

但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卻很大，對自己的定位很高。他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管仲和晏嬰是春秋時期最傑出的兩個宰相，李白給自己定的人生目標就是像他們一樣輔佐天子，使天下一統，四海昇平。甚至還要像姜太公那樣，成為帝王的老師。

唐玄宗之所以召他進宮，應該是聽說他的名氣，也看了他的一些詩文。玄宗是一個很看重詩才的皇帝，在這方面的眼光非常獨到，著名宰相李泌就是因為七歲時的一首《詠方圓動靜》詩而被玄宗看中，後來重點培養，並委以重任的。

李白的詩想象新奇、才華橫溢，在當地獨步天下，文章也寫得很好，但他從來沒在自己的詩文中表現過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才能。因此唐玄宗雖然給了他很高的禮遇，但並沒有給他安排具體的職務，而是讓他在翰林院做詩文供奉，類似於現在的作協。

據李陽冰的《草堂集序》記載，李白在翰林院，玄宗經常“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也就是經常向他諮詢一些重大的朝政問題，讓他起草一些重要的公文。但是我們從李白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抱負雖然很遠大，但從來也沒看見他對政治有什麼獨到、高明的見解，可見他對政治其實沒什麼研究，根本說不出什麼象樣的觀點來。也許是因為這樣，玄宗一直也沒給他什麼機會在政治上一展身手。

對於李白來說，翰林供奉根本不是他所想要的角色，跟他“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的想法相差太遠。而且，在長安宮，沒有人認為他有“經濟之才”，都覺得他喜歡吹大牛，不自量力，“聞餘大言皆冷笑”，把他看成一個笑話。

李白的失意就此產生。

李白的性格孤傲、倔強，他決不肯調整自己的目標、打磨自己的稜角，來適應別人安排給他的角色。於是，借酒澆愁、借酒渲洩就成為他必然的選擇。杜甫寫他：“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正是他這種生活狀態的寫照。《舊唐書文苑列傳》寫他“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甚至有時皇上召他，他都喝得爛醉，需要派人到酒館裡去找他。

這樣的表現，當然會引起朝廷上下各種非議，他顯然已不適合繼續留在宮中。

這一點，無論是玄宗，還是李白本人，應該都意識到了。最後的離開，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玄宗給了他一個體面的臺階，“賜金放還”，給了他一筆錢，客客氣氣地把他打發走了。

李白第二次長安之行的失意，其實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有些不切實際的期望值與唐玄宗對他的定位的落差造成的，也是必然的。對李白來說，這是一次痛苦的經歷，但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卻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因為它在某種意義上造就了“詩仙”李白，也為後世留下很多膾炙人口的詩歌和故事。

讀史雜識

不是李白想離開長安，而是皇上賜錦還鄉了。為什麼？李白寫了《清平調三首》

雲想衣裳花相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使？可憐飛燕侍新妝。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惹的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別人在李白的詩句裡雞蛋裡面挑骨頭，饞言陷害，楊貴妃聽了不高興，自己怎麼成了“巫山雲雨”？“飛燕倚新妝”了？她可是牧丹啊！雍容華貴、傾國傾城，“三千佳麗寵一身”啊！李白的詩本質是讚美楊貴妃長的像牧丹，“百花叢中最鮮豔！”拉來了宮女作陪衫，可他人不這麼想，故意搗亂，害的李白丟了“翰林學士"的飯碗，漂泊流浪，歷經蒼桑，飽嘗人間疾苦……他何曾不想回到長安，“長相思，在長安。”“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可皇上眼睛被浮雲遮著，他能想起李白嗎？

孔新喜

前言

“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5歲的李白帶著他“濟蒼生，安社稷”的遠大政治抱負“杖劍”而出蜀地。

二入長安，到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他接到唐玄宗的一紙詔書，時隔18年之久，才終於等來了一展抱負、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

此時的李白40有餘，迎來人生最為輝煌的一刻。他“仰天大笑出門去”，然而他沒有想到，入朝不出三年，便不得不悻然離長安而去。

這是為何？筆者將從三個方面和大家略做探討。

1、“開元盛世”已過，朝政日漸腐敗，李白心灰意冷

唐玄宗在位44年，前29年，在其勵精圖治下，唐朝進入有史以來最強盛時期，史稱“開元盛世”。

這時的唐朝富庶有餘，人民安居樂業，呈現出一片祥和之狀。杜甫有詩云：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而所謂“物極必反，盛極必衰”，這一規律用在唐玄宗身上甚為貼合。後期的玄宗被早先的盛世衝昏了頭腦，被眼前的清平所矇蔽，變得荒淫驕縱，整天沉溺於歌舞酒色，導致朝政荒廢，內部混亂，一時以宰相李林甫為首的小人當道，賢才受屈。

正在這個時候，李白奉詔來了，儘管被認命翰林供奉，職位卑微（後面詳述），但卻依然寫出大量詩詞來為玄宗歌功頌德，以表達感恩之情，在其位謀其職，異常賣力，也十分得意。

而緊接著發生一件事，卻徹底激怒了李白。唐玄宗有一個特別嗜好——鬥雞，當時有小孩善於鬥雞而得到唐玄宗“金帛之賜”，民間又有歌謠唱道“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李白目睹了這一現象，他痛恨不已，賦詩道：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

他沒有想到，曾盛極一時的唐王朝，如今社會風氣竟如此敗壞。眼見朝廷內部腐敗日趨明顯，李白痛心之餘卻又無能為力，於是，有了初步離開的念頭。

2、李白雖供奉翰林，但官職卑微，亦不見升遷重用

李白於天寶初（公元742年）入長安，任翰林供奉。

據學者考證，翰林供奉為差遣之職而無官品，是沒有薪水的，異於翰林學士。

見宋代葉夢得《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

可以看出，李白當時所在職位，不過為皇帝打雜，比如聽候皇帝下詔，為其起草文書，在皇帝宴遊之餘作些詩文助興等等。

當然，李白起初為能伴唐玄宗左右而引以為豪，比如他說“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

而入長安第二年，為了贏得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歡心，正當他們賞牡丹之時，李白即興寫出著名的《清平調三首》，其中有詩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李白渾然不知，他的遠大政治抱負竟是在日復一日助力皇帝的享樂中化為了泡影，他所得意的政治前途的曙光也在這樣的場合裡漸漸暗淡了下去。

他開始懷疑，皇帝能任用他，不過是借他的那些詩文來供自己享樂罷了。長安三載，未能重用，他所能施展的不過是酒後之餘借雅興吟詩作賦消愁解悶。

於是，李白進一步有了打退堂鼓的念頭。

3、李白不受拘束，恃才傲物，受人之讒，逐漸被玄宗疏遠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

又有杜甫詩云：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可見，李白不僅是個酒鬼，不僅是賀知章口中的“謫仙人”，而且恃才傲物、無拘無束。

相傳李白在宮中讓皇帝親信官宦高力士幫他脫靴子，還讓楊貴妃幫他磨墨，雖是傳聞，卻能反應出李白傲慢以及目中無人的性格特點。

也正因如此，他受到“同列之讒”。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說：

“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

張垍等人“讒惑英主心”，李白“恩疏佞臣計”，逐漸被唐玄宗疏遠。 李白是性情中人，“樂則飲酒助興，哀則飲酒消愁”，這樣的性情卻不適合為官輔政。

而他自己這時也已有出走的打算。在送別賀知章是他說：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綜述

綜上三點，李白離開長安，離開他夢寐以求的地方，彷彿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儘管他離開之後，又常有思返之志。但此時此刻，他已難以施展遠大抱負了。

於是，天寶三載（公元744年）之春，李白向朝廷遞上了離職單，唐玄宗也無心挽留，在憂慮和失望中，44歲的他離開了長安。

苔花文軒

李仙人

才情上上 瀟灑上上 可政治能力平平 為官態度更是下下！

玄宗好才，李白也有詩才 ，所以既然有詩才 那就做翰林供奉好了！ 可李太白心存大鵬之志， 怎麼可能願意只做一個詞臣！無奈玄宗只以詞臣相待 自然心有不平！

而且李白官職不高 為人卻瀟灑若狂生 好飲酒 不拘小節 ，

這種態度 身居高位就是真性情！

身居下位 卻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

玄宗不重視 同僚不待見 抱負又不能施展！

李白離開長安也就順理成章了！

府少爺的歷史觀

說起李白，我們腦海中馬上浮現“偉大浪漫主義詩人”“詩仙”“李杜”，和他的那些千古名篇《靜夜思》《蜀道難》《明堂賦》《夢遊天姥吟留別》《行路難》等等。

一說到李白和長安，腦海中馬上又是“供奉翰林”“貴妃磨墨”“力士脫靴”“賜金放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那麼李白的政治理想是什麼？在當年的長安，真的是讓權貴忌恨，惹得皇帝疏遠，最後落得賜金放還嗎？下面且容我試著為大家一一解讀心中的疑團。

【政治理想】

李白少年時代的學習內容除儒家經典、古代文史名著外，還瀏覽諸子百家之書。

趙蕤是當時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他作為李白的老師，把自己的著作《長短經》傾囊相授。那時李白才十五歲。

趙蕤這部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形成涵蓋文韜武略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極大的興趣。李白以後一心要建功立業，喜談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這部書的影響。

李白早年追慕的歷史偶像眾多，清代趙翼在《甌北詩話》中雲：

“青蓮少好學仙，然又慕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

但是，相同的出身讓李白對張良認同感強烈。

據《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是位沒落的貴族，他的家族五世相韓，後韓為秦所滅，國破族散，流落江湖。李白也是貴族之後，李冰陽《草堂集序》稱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世孫。蟬聯王圭組，世為顯著。”

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稱：

“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姓易名。”

李白本人詩中自豪地宣稱：

“我固侯門士，謬登聖主筵。”

張良精通黃老之道，憑藉出色的智謀，協助劉邦贏得楚漢戰爭，建立大漢王朝。晚年，不戀權位跟隨赤松子雲遊四海。

因為推崇張良，李白有“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政治抱負；還是推崇張良，李白又喜歡隱居山林，“仙人撫我頂，結髮授長生”。

一方面要大展宏圖，做君主的輔弼大臣，一方面準備功成名就後，做超脫塵俗的隱士神仙，這就形成了李白理想中出世與入世的完美統一。

【從政經歷】

“仰天長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李白在做了唐玄宗李隆基的翰林待詔後，懷著一腔熱血，準備在政治上大展拳腳，轟轟烈烈的幹一番事業。

天寶元年，唐玄宗召李白進宮。皇帝降輦步迎，

“以七寶床賜食於前，親手調羹”

隨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職務是給皇上寫詩文娛樂，陪侍皇帝左右。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寵信，朝中大臣不勝豔羨。李白前途一片光明。後來的故事，我們耳熟能詳。

那麼李白，有沒有政治才幹？

朝見當天，玄宗問到一些當世事務，李白憑半生飽學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玄宗大為讚賞。

還有就是賜金放還後，李白以詩人的敏感，洞幽燭微，通過對政事的分析，併到幽燕的實地觀察，在當時詩人中他最早揭示安史之亂將要發生。

毫無疑問，詩人是有政治才幹的。

為什麼玄宗有才不用，要賜金放還呢？因為李白犯了皇帝的大忌。

【皇家忌諱】

唐梓州刺史於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紀念，明末曹學全《蜀中名勝記》載有碑文內容：

“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

接著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到了當代，有《中國青年報》1985年7月28日所載兼葭《李白身世之謎》，轉述臺灣學者羅香林認為：李白乃李建成之後。韓維祿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為庶”當為李建成玄孫解》論證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孫。

持同樣觀點的徐本立1990年發表《李白為李淵五世孫考》也認為李白應為涼武昭王十二世孫、太祖李虎七世孫、高祖李淵五世孫、太子建成玄孫。

唐玄宗英明神武，看著眼前的李白，他本能的想到自己的曾祖父在玄武門殺李白曾祖的故事，還有自己的爺爺的兄長李承乾和李泰為爭皇位，打得頭破血流的記憶，李隆基那根敏感的神經，瞬間被繃緊：此人有出眾的才華，不可不用，此人又是罪人遺孽，不可重用。

歷史在這裡下意識地一哆嗦，在長安，李白的仕途已經走到頂了。兩年後，李白被玄宗賜金放還。

關鍵字: 文化 李白 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