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小女孩时，不管六岁、八岁或者十岁，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漫长的夏日和更漫长的冬季，我会阅读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美国女孩一般能拿到的那些书。在其中很多作品中，主要女性人物都是三个：比如《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1935 年）中边疆地带的 Ingalls 三姐妹；少女神探 Nancy Drew 和她的两个搭档；以及风靡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Betsy-Tacy」系列，作家 Maud Hart Lovelace 以上世纪初的明尼苏达州为背景刻画的三个朋友。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慢慢熟悉了 Louisa May Alcott 的《小妇人》（Little Women，1868 至 1869 年）中内战期间出身贫寒但却很有教养的三姐妹（原本是四姐妹，Beth 离世后，家中便只剩三个女儿了），还有 19 世纪时 Jane Austen 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姐妹、好友，以及那些爱管闲事的姑母、姨母和无能软弱的母亲。那时，我穿着绘有涂鸦标记的 Keds 布鞋，在放学后拿着属于自己的钥匙，独自走进郊区的一间空房子，专心致志，一边吃花生酱饼干，一边看一本像是给我提出了三种人生选择的书：我太过沉迷于阅读，以至于忘记了《草原上的小木屋》的重播，或者 13 频道紧跟着播出的《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三姐妹 Marcia、Jan 和 Cindy 是里面的主要角色）。
所有这些书中的人物形象都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例如，《小妇人》里的 Jo 很有「男孩子气」、热爱文学，而她的妹妹 Amy 则是一个一头金发的「娇纵」女孩。（在这些以白人女性为主角的小说里，深褐色头发的那个永远是一位初出茅庐的稚嫩作家：Laura Ingalls、Betsy 和 Jo 都是例证 —— 尽管在 Greta Gerwig 执导的《小妇人》新版改编电影中，扮演 Jo 的是一头红发的 Saoirse Ronan。）阅读过程中，年轻的读者会进行比较、结成团体，思考他们自己身上正在形成、尚未明确定格的人格。（事实证明，一个人可能会在热爱文学的同时又具有自恋情结。）在美国，孩子们听到的说法是，他们可以成为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命运是完全取决于自身选择的冒险。后来，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开始妥协，每当怀疑自己，对自我一无所知时，又总会被告知要坚持自我。这也就是说，这些人物的生活似乎比我自己的更加真实，她们其实与我自身的自我创造有着紧密联系 —— 其程度是我之前未能充分意识到的。一个人会在 Jo 的身上找到认同感，同时又能从 Amy 身上发现共鸣：这说明我们早早地就学到了主体性。没有哪个单独的视角能够保有所有的真相；说到底，每个人都值得他人的共情。
最近，为了观赏 Gerwig 执导的这部电影，我和两位优秀的女性朋友（又是一个三人行的故事）一起去了电影院，还偷偷带了罐装葡萄酒。我们仿佛在电影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自己小时候读的这些书和选择人生、实现抱负的关系微乎其微。相反，它们讲的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人生，是当童年美好的幻想结束时努力过好人生的故事，是在成为成年女性后对生活的妥协。但是，所有这些角色之所以在忍受痛苦，就是因为她们似乎并不想将自己为人所知的身份局限于一个性别群体的一员，不想做典型的小妇人或者先锋女孩，而是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做自己命运的主角 —— 无论她们的命运会受到怎样的限制。她们不愿意被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女性集合。
在关于剧作的书籍中，有这样一条老生常谈的内容：西方世界大部分的故事都遵循着「三」的原则。三幕式结构可以追溯到最早关于戏剧理论的文本，即亚里士多德写于公元前 4 世纪中期的《诗学》（Poetics），虽然它其实是我们的人文中固有的一部分。在篝火前讲述的那些心满意足的故事往往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三」的重复会让听者觉得连贯、满足：在童话里，故事人物会被要求猜三次或者许三个愿望，《三只小熊》里的三张椅子一张太大了，一张太小了，一张不大不小刚刚好。另外还有喜剧三重奏和三振出局的说法。或者正如弗洛伊德在 1923 年提出的那样，就连人格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有三个角色：套用 19 世纪法国评论家 Jean-Baptiste Alphonse Karr 的话来说，这三个中，一个是我们公开呈现的，一个是真实的自我，还有一个则是我们以为的自我。
相对而言，人们较少去探讨人物角色 —— 尤其是女性 —— 是以何种方式如此频繁三个、三个地出现的。
为了使本文更加丰满，《T》委托女性艺术家创作了两件原创艺术作品。肖像油画《我、Em 和 Nat》（2020 年），伦敦艺术家 Chantal Joffe 画下了自己和姐妹们在上世纪 70 年代时的孩童模样。ChantalJoffe，《我、Em 和 Nat》，2020 年，板面油画，版权归属于 Chantal Joffe，承蒙艺术家本人和 Victoria Miro 提供。
我们可以在一些最经久不衰的经典剧作中找到女性组成的三角结构，比如莎士比亚《李尔王》（King Lear，1608 年）中的三个女儿、契诃夫的《三姐妹》（Three Sisters，1901 年）以及 Edward Albee 的《三个高个子女人》（Three Tall Women，1991 年）。此外，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的电影电视节目中，这些结构也俯拾皆是，前者的例子是 Robert Altman 的《三女性》（3 Women），后者则有 1996 年的电影《前妻俱乐部》（The First Wives Club，讲述了三个遭到背叛的妻子的故事）以及现在正在 BET 播出、由 Jill Scott 主演的同名电视剧，或者 Aaron Spelling 在 1976 至 1981 年间制作的《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这部主打霹雳娇娃的经典作品去年再次重启拍摄了新版，由 Kristen Stewart 担纲主演，但该版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这份不完整的名单中，我们也可以加上美国当代文学中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女性三人组，包括 Jane Smiley 在 1991 年套用李尔王的故事改写的《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Toni Morrison 于 1987 年写就的《宠儿》（Beloved，讲述了三个无法磨灭的女性形象：母亲、女儿和鬼魂）。勃朗特三姐妹和（最初的）卡戴珊三姐妹的组合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而在流行音乐史中自然也有女性三人组的一席之地，这方面可以追溯至 The Supremes 组合。在艺术领域，一般而言，三位女性的组合是西方的传统，肇始于古典作品之中：比如象征着魅力、美、欢乐或创造力等「女性」特质的美惠三女神（Three Graces），以及与她们相反的复仇三女神（Three Furies，有些故事称她们是天神乌剌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杀死后落在地上的血所幻化）。不过，也有许多著名的例子并不属于西方世界，比如毕飞宇的小说《玉米》（2005 年）就以一位村支书的三个具有抗争精神的女儿为主角，讲述了她们在「文革」期间的命运浮沉。三种可能的人格特质、音域、发型、道德品质和命运 —— 三个不同的人与三种不同的意义，如此富于人性，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只停留在看到她们的象征意义。所以有人就会想，为什么一直有这种由三位女性构成的组合？
从历史上来看，有很多三姐妹的人物形象被用来在男性悲剧中象征女性力量，是一种黑暗、邪恶的反物质。在 1606 年前后，莎士比亚就在《麦克白》（Macbeth）中提供了这样的模板，即吵吵闹闹说出预言的女巫「怪异三姐妹」（Weird Sisters）；后来以她们为基础衍生出来许多人物，大部分都是有些搞笑的角色，比如 1993 年的《女巫也疯狂》（Hocus Pocus）和上世纪 90 年代末初次播出的华纳剧集《圣女魔咒》（Charmed，讲述了美丽的三姐妹拥有超能力和柔亮黑发，在旧金山四处奔走保护无辜之人免受邪魔侵害的故事）。后来，当《圣女魔咒》其中一位主演 Rose McGowan 公开发声反对 Harvey Weinstein 后，她就被妖魔化了，俨然被视作现代女巫 —— 这件事震撼了我，让我产生了某种可怕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些对女孩力量的描述是多么平淡乏味，她们总是那么无害、年轻、充满魅力，最好还穿着吊带背心；而与此同时，现实中的女性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身体自主权，经历了怎样艰苦的斗争，结果又是多么不尽如人意。不过尽管如此，和 John Updike 的性别政治讽刺作品《东镇女巫》（The Witches of Eastwick）相比，《圣女魔咒》似乎成了一部女性主义十足的作品。1987 年，Jack Nicholson 主演了基于这部混乱的作品拍摄的电影。在电影中，他穿着Weinstein 式的浴袍引诱了分别由 Michelle Pfeiffer、Susan Sarandon 和Cher 饰演的三个女人，她们一起搬了进来，还怀了男主角的孩子。如今，无论说得多么轻松，我们的文化对于女巫叙述依然与如何看待女性和力量有着莫大的关系 ——就连在 #MeToo 后时代的今天，这种力量似乎依然只能从整体来观察，仿佛在暗示一个无处可属的女人就没有足够的威胁性。
从前，如果说一个单身男人是故事中的传统角色的话，那么三个女人的组合往往会被分配另一项任务：阐释文化中的圈套和虚伪。Michael Cunningham 于 1998 年创作的小说《时时刻刻》（The Hours）刻画了三个身处不同时代的人物的生活：一个是上世纪中期住在洛杉矶郊区的家庭主妇，一个是住在1990 年代的曼哈顿、事业有成的图书编辑，还有一个是 1923 年正在创作巨著《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的作家 Virginia Woolf。这部小说巧妙就巧妙在，书中的三个角色是被 Woolf 的小说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人物在读这本书，第二个人物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而 Woolf 本人当然是在写这本书）。但是将她们维系在一起的还有异性恋正统文化的限制；所以，当看到第二个人物 Clarissa 是一个已经出柜的编辑、与相爱多年的伴侣住在一起时，读者丝毫不会怀疑她就是最快乐、最了解自我的那个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手法看起来似乎太过基础。但它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印证了许多同性恋男性艺术家对受到父权体系支配的女人的亲近感。类似的例子还包括 Albee 以母系形象为主题写就的《三个高个子女人》（这部作品于 2018 年被重新搬上了纽约的舞台，由 Laurie Metcalf、Glenda Jackson 和 Alison Pill主演，并获得了托尼奖），以及与其风格截然相反、由 Pedro Almodóvar 执导的电影《回归》（Volver，这部作品拍摄于 2006 年，故事以西班牙小城镇和马德里为背景，用三代人的刻画致敬女性的团结）。比较少见的是异性恋男性将自己的不安渗透到女性的人生中，但是在美国 1970 年代的一部电影佳作 —— Altman 的《三女性》中，Shelley Duvall 饰演的 Millie Lammoreaux 是一个年轻女孩，她总用小心营造出来的形象来掩盖内心深处痛苦的不安感。她说话喋喋不休，按照女性杂志里的建议生活：她的草原风连衣裙和家居服与自己的公寓色调一致；她的晚餐派对餐单包括热狗卷和喷雾奶酪。她身边总带着一个没什么表情的土包子同事（Sissy Spacek 饰），而一个神秘的艺术家（Janice Rule 饰）则是这段和弦中的第三个音符，她呈现的是女性生产，甚至作为母亲的状态。这部电影的画面中到处都是窗户和镜子这样的反射平面，Millie 时时刻刻都在照着它们打扮自己；
它的内核是令人不安的，而其中的核心便在于女性身份的延展性。如今，当我们看到 Millie 想要呈现理想女性状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时，其中一部分尴尬的情绪源于我们会想到这种形象在 21 世纪的翻版：调节身体状态来迎合别人的举动、盛大的联谊约会、完美经营的 Instagram 账号，或是被 Uber 车门夹住的迷笛裙。
在主角为三位女性的文学作品中，契诃夫的《三姐妹》似乎是启发戏剧制作、改编作品最多的一个，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他的笔下，经受充分教育的女孩们渴望过上充满爱、有意义的人生。在 Woody Allen 的《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Wendy Wasserstein 的《罗森斯维格姐妹》（The Sisters Rosensweig）和 Beth Henley 的《芳心之罪》（Crimes of the Heart）中，这样的人物形象以 20 世纪 80 年代的曼哈顿、70 年代的密西西比和 90 年代的伦敦为背景，分别得以重塑。
无论你是谁，总能在契诃夫的笔下找到自己 —— 这正说明了他的伟大；他塑造的人物太真实了，以至于你不会把他们当作模子。他们被困在 —— 或者相信自己被困在 —— 生活的狭隘客厅里；但是在思维的广袤森林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徜徉，忘掉自己，就如同我们在谈话中的失误其实会暴露我们异想天开的想法一样。
《无题》（2020年）。布鲁克林艺术家 Chioma Ebinama 以典型的女性身形为灵感创作的纸本水彩墨画。Chioma Ebinama，《无题》，2020年，纸本水彩墨画，承蒙艺术家本人提供。
《三姐妹》是契诃夫的剧作中最为晦暗的一部。很显然，这些以美国为背景的重塑都带有喜剧的色彩。在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原创剧集中，我们看到三姐妹中的老大 Olga 成了当地学校的校长，没完没了地伏首工作，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结婚；老二 Masha 年纪轻轻就嫁给了一个不如自己聪明的男人，也对这个选择后悔不已。（你也许记得，正如 Austen 或 Alcott 的书中所说，对丈夫的选择不仅关乎爱情，还关系到一个人未来的社会阶层和经济情况。）而在某种程度上，她们的小妹妹 Irina 是最令人伤心的那个，她在看到两个姐姐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后，感到十分苦恼。有人可能会嘀咕，这在现代社会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三姐妹受的苦都是有理由的。谁不想要实现自我、找到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工作？谁不曾觉得自己困在人生中，流落在一个小城镇中（不管是比喻意义上或是实际意义上），找不到通往首都的铁路？契诃夫总有办法让我们明白自己并不特别，意识到我们的问题其实和其他人是一样的。Irina、Masha 和 Olga 每个人都处在人生中的不同阶段，她们都感到了深深的懊悔、希望的破灭，还有随着时间流逝让人越来越不安的惰性。
《三姐妹》的故事现在又有了话题性，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巧合。有一系列影视作品的基调与契诃夫原作中的宿命论更加相近。去年秋天，颇有远见的巴西导演 Christiane Jatahy 在制作《如果她们去了莫斯科会怎样？》（What If They Went to Moscow?）时加入了多媒体形式，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进行了表演，其中一半剧情是现场完成的，另一半则以荧幕方式呈现。而今年 6 月在纽约剧场工作坊（New York Theater Workshop）推出的版本中（Sam Gold 执导），Gerwig 将会重返舞台饰演 Masha，一同担纲主演的还有 Oscar Isaac。
在这些作品中，导演们从不同的角度流露出对当代社会的联想（比如在 Jatahy 的版本中，Irina 想去莫斯科看俄罗斯女性主义朋克乐队 Pussy Riot），但二者都仰赖悬停感，这在剧院里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能让观众同时感受到三姐妹的时间和现实中的时间。我们能体会到那种面临绝境的感觉；我们清楚地知道，不能再描画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感受。契诃夫触及了我们的本质，因为他在我们自我安慰的说辞中（比如，要「活在当下」，要「照看好你自己的花园」），发现了那些平淡的空虚感和唯我论的存在。在他写这部剧的时候，俄国的贵族统治日渐没落，农奴们得到了解放，一片片泰加林正在被砍伐。附近某处燃起了熊熊大火；而与此同时，在舞台后面，一个乐队正在演奏欢欣的乐章。
这种共鸣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我为什么要读小说，或者坐在剧院里。因为对我而言，少女幻想的时光早已成为过去，而我可以从书中、电视里、舞台上或电影中（也许可能性稍低一些）听到女性作为单身女人、作为自己人生决定者的非凡体验。这些新的故事以过去的老故事为基础，因为就像 Alcott 一定希望的那样，讲述故事的行为本身就赋予了其主体重要性。在观看一部 90 分钟的戏剧或者阅读一部 400 页的小说时，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可以走上另一条路，理解另一个灵魂，同时也能倾听到自己的心声。当合上书本、剧院灯光亮起，我们以一种更充盈的状态做回了自己。三种美丽，三张面孔 —— 但是到最后，她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已经合而为一。
艺术创作：Chioma Ebinama & Chantal Joffe
编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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