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有言：“文學是社會現象經過創造過程的反映；反過來，社會要受到文學的創造性的影響被塑造。社會向文學提供素材，文學向社會提供規範。”
歷久彌新的文學作品，都隱含著對一個國家社會史的佐證，在不動聲色中針砭時事，映射出時代的沉痾痼疾。《百萬英鎊》和《我的叔叔于勒》分別是馬克·吐溫以及莫泊桑的經典短篇小說，都是入選了我們的語文教科書，為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百萬英鎊》 的寫作背景是19世紀90年代初的英國社會 ，《我的叔叔于勒》 的創作背景是19世紀80年代的法國 ，雖然描寫的是不同國家人們的生活狀態，但馬克·吐溫和莫泊桑共同身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其作品所傳遞出來的對現實社會的諷喻和揭露卻殊途同歸。
從創作手法看兩者間的共通之處
① 第一人稱敘事
《百萬英鎊》和《我的叔叔于勒》都是以第一人稱敘事。《百萬英鎊》中的“我”是舊金山一個熟練股票交易的普通辦事員，在一次駕駛小帆船出海時被困，被一艘開往倫敦的大船所救，於是身無分文的“我”流落到倫敦街頭。飢腸轆轆的“我”捲入了兩個倫敦富商兄弟的打賭，將一張無法兌換的百萬鈔票贈予“我”一個月，看“我”在規定時間如何應對。結果“我”通過這張鉅額大鈔，輕鬆地在英國立足，並聲名鵲起順當地躋身進倫敦的上流社會，並且利用自己的名聲順勢而為成功賺取了真正的一百萬，同時還收穫了美滿的愛情。
《我的叔叔于勒》是以“我”從孩童的角度去感受家人對叔叔于勒的態度轉換。于勒的身份從被父母唾罵的敗家子到遠渡重洋的富翁，成為全家人賴以在貧困中看到希望的精神力量。當“我” 的家人在遊船上看到叔叔于勒只是個賣牡蠣的窮苦水手時，那種期盼于勒歸來的熱烈變成了避之而不及的厭惡。“我”在看到于勒叔叔飽經滄桑的愁苦面容後，偷偷將付完牡蠣後剩下的十個銅子作為小費給了他。
作為短篇小說，第一人稱敘事可以使故事的結構和情節更為集中凝練，單線視角可以快速推動小說的發展節奏。比如《百萬英鎊》的故事非常荒誕離奇，用“我”的角度去敘述，人物的心理活動一覽無遺，縮短了讀者與虛構事件的心理距離，增加了小說的真實性和感受力。所以我們在看待這個荒誕不經的故事時並不覺得違和，通過“我”面對變化的心理活動，讓複雜事件的起承轉合在極短的篇幅裡延展開來。
黑格爾講：“從小孩嘴裡講的格言，和一個成年人講的格言，意思是不一樣的。”《我的叔叔于勒》正是善用了兒童視角。當成人社會的冷漠勢利、愛慕虛榮通過一個天真孩童的眼睛展露無餘時，這種對現實陰暗面的抨擊力來的更為強烈和震撼。兒童的“我”看不到叔叔于勒的窮酸，他看到的是叔叔佈滿皺紋的手和愁容滿面的臉，這種來自“我”的悲憫之下，透露出的是時代的無奈和希望。
《百萬英鎊》電影劇照
② 諷刺手法的運用
《百萬英鎊》裡，當衣衫襤褸的“我”拿出那張巨鈔時，商人們前後面目的鉅變被刻畫的入木三分。從一開始的怠慢和鄙薄即刻變得滿面堆笑，認為我“這樣一個有錢的紳士是可以放膽相信的”，裁縫店本來是從一堆客人退回來的西裝裡挑出最皺巴巴的一件來給“我”，到一口氣給“我”訂了大禮服、常禮服、襯衫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極盡諂媚地誇讚討好。“我”還是那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漢，另眼相看的只是這張百萬大鈔，而作為它的持有者想當然被賦予誠實、可靠、上流的標籤。錢加持了個人品德，於是“我”吃喝住行，統統記賬，雖說其實是個窮人，卻有錢可花，過起了闊佬的日子。
“我”順利地拜訪了美國公使，受邀參加貴族名流們的餐會，和富家千金談戀愛，用自己的名譽擔保賣出一座朋友無法脫手的礦產，淨賺了100萬英鎊。 在金錢的濾鏡之下，“我”從最初的惶恐到自我膨脹、心安理得，他人盲目的信任和吹捧，無一不體現出精妙的反諷。
《我的叔叔于勒》中，“我”的家庭貧困交加，卻在每個星期日裡，全家人穿上唯一套體面的衣服，莊嚴鄭重地在港口的防波堤上走一遭。在看到港口駛來的海船時，不無期待地說上一句：“假如於勒就在這船上，那是何等驚喜事情啊！”此處的願景又為在船上與于勒相遇時的躲避埋下伏筆，前後態度的對比，是一處極大的諷刺。
母親本來對於叔叔的評價是“將來好心眼兒的于勒回來後，我們的生活便會好起來。那是一個很能幹的人！” ，在船上發現于勒只是個衣衫襤褸的老水手時，母親憤怒地說“我一向認為這個扒手做不成一點好事，並且有一天他又會賴在我們身上來的！一個姓達勿朗詩的，怎能夠渴求在他的身上撈到一點什麼……”
于勒個人品質的褒貶同樣是取決於他身份的改變，身價成為衡量他價值的唯一標準，人物矛盾的言行通過諷刺手法表現出來，使故事在表達上產生了極大的戲劇張力。
假如於勒就在這船上，那是何等驚喜事情啊！
從創作背景看小說的深遠意義
① 19世紀的英國
工業革命定義了19世紀的英國。源自於18世紀的工業革命把這個潮溼島國從歐洲的邊緣地帶推向世界經濟的中心。到了19世紀中葉，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資本的崛起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階級固化、階級剝削以及由此引發的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文學是社會的現實產物，當時風行的浪漫主義文學逐漸被披露陰暗面的諷刺現實主義文學所替代。
《百萬英鎊》正是以19世紀末期的倫敦為創作背景，通過極其誇張荒誕的故事和人物刻畫，把金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汙染、對人性的扭曲顯露無遺。“我”受邀參加貴族名流的晚宴，最後卻為了爭著坐首席而不得不取消，因為排名的位次意味著身份和地位的高低，“我”雖身為社會底層，但百萬英鎊擁有者的身份讓“我”獲得空前的自信，在和公爵爭論血統的高貴時，不惜追溯到人類始祖亞當。最後所有人選擇公平地在客廳裡，站著吃完少得可憐的兩碟茶點。
資產階級對於尊卑血統的執著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而這種扭曲的價值觀已然滲透進各個階層的認知裡，小人物更是最愚昧的趨附者和踐行者，才有了“我”從一文不名的流浪漢到百萬富翁的奇遇。而給予“我”奇遇人生的倫敦富翁兄弟，僅僅出於好奇打賭，便將一個底層人物的命運隨意操控，這種階級的絕對權威和對人性平等的漠視，更凸顯了資本社會的冰冷和無情。
《百萬英鎊》電影劇照
② 19世紀的法國
再看同時代背景下的法國，1870年的普法戰爭爆發之後，普魯士王國大獲全勝，取代了法國在歐洲大陸的霸權地位。法國戰敗後簽訂了割地賠償，這份屈辱的賠償條約直接牽滯了法國的工業發展，失去蘊藏鐵礦的阿爾薩斯和洛林，使得法國缺失了重要的自然資源，農業和經濟發展陷入了困境，財政寡頭對勞動人民進一步的盤剝加速了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底層人民的生活舉步維艱。
“我”的叔叔于勒正是在這種境況下，隨波逐流踏上了遠渡重洋的淘金之旅，希望在國外闖出財路後衣錦還鄉。“我”的父親菲利普勤懇工作勉強才能養家餬口，“我”的母親節衣縮食才能堪堪維持家庭開銷。勤勉克儉的生活並不能改變身處社會底層的處境，遠在他鄉的叔叔于勒，成為全家人脫離困頓的唯一指望，這份虛無縹緲的希望支撐著全家人生活的奔頭，同時也說明了底層人民沒有能力改變命運，對於勒榮歸故里的渴望終歸是精神上無力的逃避和寄託。
菲利普一家的貧窮催生了對財富的渴望、對上層階級享樂的嚮往。相信大家都記得菲利普在遊船上看到兩個貴婦人優雅地吃牡蠣後忍不住效仿的情節，菲利普極力的“優雅”背後，正是一個窮人卑微的愛慕虛榮，同樣的行為舉止使他更接近富人的“好派頭，文雅、高尚”。
“有錢的”于勒叔叔的存在，讓二姐的戀愛對象頃刻不再動搖，立刻決定了和二姐的婚事。當菲利普夫婦發現于勒窮水手的身份後，從不敢相信到恐慌再到憤怒和厭惡，人性裡金錢至上的冷漠疏離昭然若揭，小人物物慾的卑瑣看似醜惡，其實還有一層現實的悲哀，生存的本能擠壓掉人性裡的善良美好，這不是個人的責任，而是時代壓制下無法逃避的必然。
馬克·吐溫和莫泊桑
思考和結語
木心曾說：“文學不宜寫天堂地獄，宜寫人間。”馬克·吐溫和莫泊桑都是從現實社會中汲取素材，用誇張、諷刺的筆調呈現。《百萬英鎊》中的“我”是一個股票辦事員，這和馬克·吐溫的個人經歷有關，他正是一個出身底層、歷經生活磨難的人，做過報童、工人、水手、淘金客、記者等多種工作，也曾因為沉溺於股票帶來的虛妄的富足中而面臨跌停破產。因此在他作品的人物塑造上，都有他經歷上的影子。
莫泊桑出生於法國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深諳上流社會的虛偽浮華，他曾經在普法戰爭爆發時應徵入伍，戰爭讓他更為深刻地意識到戰爭所引發的現實意義，因而他的作品裡透露出對社會風氣的揭露，對小人物的同情和悲憫。
“文學不是描寫真實，而是創造真實”，從虛構的故事中窺見現實的社會，通過作品引發讀者對寫作目的的理解和思考。馬克·吐溫被稱作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莫泊桑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被譽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之一，
偉大的作家都是時代敏銳的洞察者，他們通過文學作品警醒世人，跨越時間的限制，將真實的社會生活和現實矛盾重現，發人深省。這也是現實主義文學的意義之所在。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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