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近日在日內瓦舉行的記者會上說，“新冠肺炎疫情從特徵上可稱為大流行”。他再次呼籲國際社會應充分利用中國爭取來的“機會窗口”，儘早遏制病毒傳播。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抗擊疫情。在這場流行病大危機中，中國的表現先抑後揚，西方的表現先揚後抑，二者干預主義與反干預主義的文化觀念形成鮮明對比。當此之際，回眸中國歷史上干預主義與反干預主義之重大較量——鹽鐵會議具有深遠的意義。
西漢鹽鐵會議
當代經濟學人，言必稱歐美，只因他們不知道在中國歷史上，絕不乏偉大的經濟思想學家及傳世著作，而《鹽鐵論》可謂當中的佼佼者。經濟思想史學者趙靖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二）》中說：“中國古代在西漢中葉形成了兩種國民經濟管理模式：平均主義的輕重論和放任主義的善因論。”桑弘羊是前者的代表，司馬遷就是後者的代表，鹽鐵會議的民間學者則介乎兩者之間。
《鹽鐵論》一書為春秋戰國以來受黃老學說影響的反干預主義經濟思想與主張國家主導的 干預主義兩大流派作了深刻的總結。作者桓寬本是治《春秋》公羊學的儒生，也是建制的中級官吏，但他沒有唯唯諾諾奉承國家，他忠實地記載了官民兩派激烈的辯論，立場明顯傾向賢良、文學反建制的一方。
書中的民間學者（賢良與文學）如司馬遷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計上考量，批判國家的干預行為，痛斥政策導致民不聊生，言語中或多或少地傾向反干預主義。他們追憶文帝的無為而治，認為政府應減少管制以及干預行為，反對官營工商業，提倡國家應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強調不應與民爭利， 以此譏諷當朝的干預主義。
漢武帝劉徹 ，前141—前87年在位
鹽鐵會議之前的漢武帝時代，漢武帝長期積極用兵四夷，好大喜功，泰山封禪又虛耗了一大筆經費，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支，為了滿足他無窮無盡的慾望，故不得不推行新經濟政策，以增加收入，內容大抵如下：
新經濟政策推出以來，民多疾苦，百姓對鹽、鐵、酒專賣感到厭惡。政府一改漢初容許民間自由買賣的做法，改為“民制官賣”的經營模式，其時人民被迫使用政府提供的製鹽工具，鹽由政府收購、運輸及出售，而私鑄鐵器煮鹽的人則會受到嚴刑懲罰。此外，鐵器全由政府壟斷，由採礦、冶煉、製作到銷售，都由官員一手包辦，中央由財政大臣（大司農）直接統領，地方則設置鹽官、鐵官，再於無礦山的縣內設小鐵官，由上而下管理全國鹽鐵事務。鹽鐵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彈性極低，官營以後，供應減少勢必使價格上升，這等於增加了間接稅收，直接加重人民的負擔。
當時人民對平準、均輸、告緡等政策多有不滿，政府希望多聽他們的意見，以作檢討。年僅十四歲的漢昭帝下旨，召集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徵詢他們的意見。是次會議實由大將軍霍光在背後推動，命丞相田千秋主持“經濟會議”，由賢良、文學為一方，“對決”漢武帝留下的輔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組成的政府代表團，重點討論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也旁及國家的發展方向、用兵匈奴的合理性、王道與霸道的取捨、禮治與法治的高下，以及古今人物評價等重大議題。
桑弘羊本是商人之子，理應是反對新經濟政策的最大力量，但他與孔僅、東郭咸陽等富商在武帝朝先後獲引入建制核心，成了新經濟政策中的推手，此可見兩千年前，時人已懂得“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手段。另一方面，我們不能輕率地把桑弘羊等人視為法家信徒。
從《鹽鐵論》一書可見，大夫等人一時引用法家學說，一時徵引儒學經典，一時採用道家之言來支持己說，但同時又批評孔子為人頑固，不識時務，又不同意儒生所強調的今不如昔。由此可知，他們並沒有固定的思想信仰，而是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桑弘羊等人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出發，力主幹預行為有助增加國家收入，以支持軍事擴張，大興土木，以壯國勢，主張“大政府，小市場”。他們以國家利益為最大考慮，堅持應先國家而後個人。
桑弘羊更指基層貧窮是因為他們懶惰，完全與政府無關；又認為官僚生活奢侈是天經地義的，把貧富懸殊的現象合理化。桑弘羊等人又認為身無長物的賢良、文學，連父母也供養不起，沒有資格討論國家大事。這類人認為必要時可犧牲人民幸福以成全國家的繁榮，為經濟增長而破壞百姓生計，無視民為天下之本，背離人民，忽視個體乃社會的基礎單位。
桓寬《鹽鐵論》中說，西漢社會承平日久，“貴人之家，蹴鞠鬥雞”為樂
在討論中，賢良與文學仍不時流露緬懷漢代初年無為而治的痕跡，欲藉此建構心中理想的經濟模式，從而批評漢武帝以及當代漢昭帝的經濟政策，其言論顯示了絕不妥協於建制的文人風骨。難得的是，雖然他們大力抨擊國家政策，但朝廷在鹽鐵會議後，仍拜他們為“大夫”，足見其胸襟，是真心締造真正的“和諧 社會”。雖然雙方言辭激烈，但頗有“和而不同”之氣氛，如此開 明的論政風氣，容許士人在公開場合大膽非議朝政，事後亦沒秋後算賬，這在大一統歷史下鮮見，亦足以使後世的獨裁者汗顏
在反干預主義者心目中，國家官員直接經營經濟活動，就是與民爭利，直接打破了老百姓的飯碗，影響人民生活，是極不合理的，故必須加以痛斥。長遠而言，這亦使中國的工業受到抑壓，國學大師錢穆於《中國文化史導論 · 第六章》說：“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下，古代封建貴族是崩潰了，若照社會自然趨勢，任其演變，很可能成為一種商業資本富人中心的社會。這在西漢初年已有頗顯著的跡象可 尋。” 本來中國的商業發展形勢大好，但如歷史學家
唐德剛所言：“那在西漢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國資本主義，乃被一個輕商的國家一竿打翻，一翻兩千年， 再也萌不出芽來。”
賢良、文學不像司馬遷般鼓勵奢侈消費，也不肯定追求利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 · 貨殖列傳》）的自由主義信徒，他 們是傾向“躬親節儉，率以敦樸”的儒家學者，這些否定奢靡生活的傳統儒生，同時也深受漢初以來 黃老思想的影響，這是漢初多元意識形態並存的結果，在往後大一統的歷史中，是難以復見的文化盛世。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有趣的是，當賢良、文學指斥新法例極之擾民時，桑弘羊等人沒有加以否認，只強調政策的好處。他們又把貪汙腐化歸咎於基層官員質素低下，並認為與政府高層無關。他們更認為貪婪是人類的本性，慨嘆基層官員的道德水平不高。對於這些情況，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鹽鐵會議中，文學指出專賣政策造成了經濟嚴重萎縮，專賣制令到某些必需品成為完全壟斷行業，由於缺乏競爭，導致價格昂貴，質量下降，百姓生 計受到沉重打擊。據鹽鐵會議所述，專賣制推行以後，原本發達的商業盛況不再，而朝廷在會議後一度廢止了新經濟政策，不過很快把專賣制度恢復過 來，而東漢一朝亦嚴格執行，從而開啟了後漢直至初唐，數百年工商業蕭條的“中古自然經濟”時代。眾所周知，專賣制會傷害社會經濟，又影響百姓生 活，為何政府不早早廢止它，反而一直保留，甚至 不斷內在強化，一直到了現當代中國，成為中國兩千年的傳統呢？
對於上述現象，筆者認為，可以經濟學上新制 度學派的“路徑依賴”理論解釋。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認為，路徑依賴近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了某種路徑，歷史發展會對此路徑產生依賴，因習性形成了許多既得利益以及利益團體，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逐漸增加，而維持路徑的既定方向反而費用更低，最終會使路徑得到自我強化。
2016年起，中國廢除有著2600年的食鹽專營制度
自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推行以來，它一直支撐著政府龐大的開支，如漢武帝泰山封禪，多年來的南征北伐等非經常性開支。東漢以來，士人政府日漸成熟，官僚架構變得愈來愈龐大，士人階層更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團，使得經常性開支大幅增加；加上專賣製為官僚權貴貪汙提供便利，又可應付沉重的軍費，東漢也恢復了經營西域，所費不菲。
故此，雖然開明的知識分子屢屢提出發展工商業雖然可使百姓生活改善，而早就明白，開放市場可促進市場發展，但因為放棄專利制的成本增加，而政府從不願放棄沉沒成本，專賣制度的路徑便變得更堅固，執政者愈加沒有改革的意志。到了宋代，甚至連茶葉也被納入專賣制之內。至於食鹽專賣，中國至今仍未完全廢止，可見這條路徑發展兩千年而不絕。
近年，西方學術界認為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學說足可與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 斯密，“看不見的手”相提並論。幾篇學術論文在西方極具分量的學術期刊發表後 ，引起中外學人的激烈討論，可見司馬遷的思想啟發性之大，竟令兩千多年後的今人獲益良多。當然，中國的經濟思想註定不能與西方經濟學同日而語，因為中國的經濟學者被長期忽視，學問無人繼承，不似西方開宗立派，成不朽之學問，這實在與中國長期大一統歷史下，缺乏競爭，又加上大一統下，為求穩定，推行一元意識形態等因素，有莫大的關係。
（《鹽鐵論》導讀 干預主義與反干預主義：《鹽鐵論》中的經濟思想作者趙善軒，香港明愛專上學院通識教育及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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