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想見卻最害怕見的朋友

最想見卻最害怕見的朋友

邱貴平


十九歲那年,瘋狂迷上文學並渴望流浪的我,結識了一個人。

大家都叫神經彬(真名我就不說了,反正他名字裡有個彬字),他也這麼自稱,是個有些神經質的業餘畫家,大我三十歲的工友。


最想見卻最害怕見的朋友

神經彬高度近視,戴著玻璃瓶底厚的眼鏡,兩個眼珠甲亢患者般凸出,打量人的時候,目不轉睛,顯得色情猥瑣,令人難堪。而脫了眼鏡的神經彬,彷彿當街脫了衣服的老女人一樣難看。

神經彬是個光頭,並非陳佩斯和葛優那樣先天光或者後天光,而是自己故意剃光的,他原本有著一頭濃密漆黑的頭髮

那年月,人們決不會留光頭,犯人、和尚、尼姑以及先天光之外的人剃光頭,在人們眼裡就不是好人。人們倒沒有把神經彬當壞人,而是視其為神經病。

神經彬的苦難歷程和對藝術的執著追求,深深感染並打動了我,成為忘年交。1986年秋,在沒有任何預兆的前提下,神經彬突然拋妻別子,獨自浪跡雲南,去做一個流浪畫家。

神經彬生於20世紀40年代,1959至1961年,就讀於某大學藝術師範美術系,其間開過個人畫展。1964年4月,因用功過度,患嚴重精神衰弱症休學。

1966年2月,神經彬康復復學,插入本科繼續深造。同年7月,因家庭出生是偽軍官,被打成白專道路標兵、特務、修正主義苗子,遭批鬥開除。1969年2月,神經彬放棄學業響應號召,到我的家鄉某公社插隊。

文革結束後,父母雙亡(文革中自殺)的神經彬無家可歸,沒有回省城,進了我縣水泥廠,成為一名水泥工人,娶妻生子。妻子是個文盲,與他沒有任何共同語言。吵架的時候,憤怒的妻子會撕扯甚至焚燒他的畫作。

神經彬平時很少關心妻兒,他的收入,一半用來購買筆墨紙書,以及車票;他的業餘時間,全部花在繪畫上,走遍鄰近的山山水水。

神經彬出走後,杳無音訊。

1989年年底,我突然收到神經彬的來信。


你想當個作家,這很好,但作家必需行萬里路。你一定知道流浪文豪艾蕪吧?當年他曾流浪昆明街頭,後又漂泊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寫下轟動一時的《南行記》。

正如契訶夫曾告誡青年作者所說的:“您得到一千俄裡、兩千、三千俄裡以外去……您會知道多少事,您會帶回多少短篇小說啊!您會看見人民的生活,會在偏僻的驛站上和農民的草房裡過夜,完全像是在普希金時代……

要是您打算做個作家的話,那您明天就買車票到尼日尼去,從那兒您順著伏爾加河,順著卡瑪河去旅行吧……”那麼,你明天也來昆明吧!你會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這封信深深打動了我,收信沒幾天,我瞞著父母,獨自出發。

時值春運,列車擁擠不堪,我差點被擠扁。落座那是做夢,落腳都困難,有時只能落下一隻腳,二天三夜的路程,幾乎是站到昆明的,實在扛不住,狗一樣鑽進別人座位底下躺一會。

那是我一生中最殘酷最難忘的火車之旅。

一路上,我無心也無法欣賞窗外雲貴高原壯麗的風光,窗戶被密密麻麻的身子擋住了,車廂汙濁的空氣燻得我頭暈腦脹,恨不得跳窗而下,如果我能接近車窗的話。

第三天上午,終於抵達昆明。

昆明與外地時差一個多小時,春城還沒來得及向我揭開神秘的面紗。

我孑然挺立在高原的風中,心神不安地期神經彬的出現。一分鐘,五分鐘,一刻鐘過去了,還不見神經彬身影。難道他沒有接到電報?我摸了摸尷尬的口袋,恐慌再次襲上心頭。

1990年,光澤到昆明的車票是七十元,身上只剩下二百三十元,如果神經彬不接待我,我在昆明最多呆個兩三天就得返回,而且必須以露宿街頭的方式。

我突然覺得,流浪一點也不好玩,一點也不浪漫。

就在我氣急敗壞胡思亂想的時候,對面突然傳來神經彬嘶啞的聲音。

“貴平,邱貴平,這鬼車怎麼早點了?”

“神經彬,神經彬老兄!”

“貴平小老弟!”

互相朝著對方衝刺,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

我掀掉神經彬的壓縮帽,依舊是前那顆錚亮的光頭。

“哈哈,花崗岩腦袋!”

“老弟,我等得你好苦,快上車吧。”

“上車?”

“對,我開小車接你來了。”

我嚇了一跳,隨著他手指的方向,看見出口處不遠的牆角,停著一輛破舊的三輪車。

天氣尚早,街上的車輛和行人不多,街道看上去挺寬敞。三三兩兩的人在跑步,打拳。風很大,並不冷。空氣乾燥,烘過似的。

上坡了,神經彬直起身,全身力量集中到腿上,腳板緊扣車蹬,鏈條繃得筆直,兩爿精瘦的屁股,好似兩扇關不緊的、被狂風吹打著的破窗戶,在我面前晃來晃去。

不一會兒,神經彬的光頭像是出籠的饅頭,冒著嫋嫋熱氣。

神經彬住在市郊一棟破舊的平房裡。我太疲勞了,顧不得細看,眼皮酸得陳年老醋泡過似的,睏意鋪天蓋地,沉重得抬不起頭來,往床上一躺,昏然睡去。

醒來時,神經彬揹著我趴在桌上寫什麼。一看錶,已是晚上8點多,我整整睡了一天。

這時,我才用清醒的目光,打量起這間房子來。房子挺大,有一百來個平方, 是幢簡陋低矮年久失修的平房,房子只有兩人多高,破爛卻堆得一人多高。

神經彬的“房間”,在進門左角,用廢木板和硬紙板隔出一個七八平米的空間,頂上覆蓋著一層彩膜。房間裡有一床、一桌、一凳,一看就是破爛貨。兩面牆皮完全脫落的磚牆上,被兩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覆蓋,地圖上貼了不少透明膠。地圖也是破爛貨。

“房間”門口放著一個出土文物般古舊的鐵爐,爐上架著一口黑不溜秋的鐵鍋,地上橫七豎八放著幾個近似泥土顏色的瓶罐碟碗,還有幾把面黃肌瘦的蔬菜。鐵爐冷冷清清,看樣子好幾天沒生火了。

神經彬見我醒來,打開唯一的抽屜,往外掏食物。

“你醒的正是時候,看,這是什麼,喏,道口燒雞,雲南牛脯,楊林肥酒,夠我們兄弟倆一醉方休的。”

“我還以為你功成名就,請我坐轎車住賓館吃大餐呢,沒想到,真是沒想到啊。”

隆重接待過我之後,神經彬就身無分文了。窮家富路,月工資不足百元的我,是家窮路也窮,身上也沒幾個錢。再過三天就是春節,我們卻在為路費發愁。春節過後,神經彬要到貴州流浪。

神經彬決定上街買春聯,他的書法十分出色,一天下來,竟然掙了五百多。對我們而言,是筆鉅款。

雲南民俗濃厚,家家戶戶貼春聯,獨門獨戶甚至貼兩三副,大都用金粉書寫,金碧輝煌,惹人喜愛。不過,寫春聯的人挺多,競爭很激烈。好在神經彬有絕招:手臂上放著一塊磚頭,一口氣寫四五副對聯,面不改色心不跳,手臂上的磚頭紋絲不動。看的人多,買的人也多,我忙不迭收錢,不亦樂乎。

這麼好的生意,神經彬第二天卻不肯幹了,說什麼如果不是為我著想,昨天絕不會上街獻醜的。我真想一拳擂過去,他將我身上的錢左五塊右十元支出,反倒擺出一幅救世主的面孔來。

我氣得一夜沒有睡好,後悔來見他。

神經彬一大早醒來,問我去不去看畫展。我剛迷迷糊糊入睡,不想去,他便獨自走了。等我醒來時,頭重腳輕,起床的力氣都沒有,口腔乏味,還流著鼻血,掙扎了一會,又昏昏沉沉睡去。再次睜開眼睛,已是下午三點多,還不見神經彬人影。

又恨又悔之際,神經彬拎著一大包食物推門進來,背上的畫夾鼓鼓的。

“怎麼,病了?”神經彬見我這副模樣,大吃一驚,拿掉毛巾,摸摸我的額頭,“唉呀不好,發高燒了,毛巾快被你燙幹了,我送你去醫院。”

神經彬把我攙扶到三輪車上。廢品收購站地處郊區,附近別說醫院,連一間像樣的商店都沒有,火急火燎的神經彬拉著我,找了兩個多小時,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終於在一條陋巷,找到一家尚未關門的私人小診所。

我身材雖然瘦小,但從小在泥巴里滾大,身體一直很棒。在我的記憶裡,長這麼大,還從來沒有進過醫院,藥物作用非常明顯,打過針之後,燒很快退了。

一場小病,卻有一種大難不死的僥倖和感慨,回來的路上,我深有感觸地對神經彬說:“患難見真交,我們交往了三年,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滿打滿算才一年多,主要靠書信來往,互相瞭解並不多,這次見面,對你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如果沒有你,我也許就死在這裡了,說心裡話,我很感動。”

“你千里迢迢來看我,更讓我感動,因為你的到來,龍年春節成了我有生以來,最有意義的一個春節。在內心深處,每個人都是孤獨的,這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是無法徹底溝通的,哪怕是父子、母女和夫妻,哪怕你邱貴平是我身體裡的一隻蟲子,我神經彬是你身體裡的一隻蟲子。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也沒有兩隻完全相同的蟲子。”

神經彬好像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似的,恨不得一夜之間把錢花光,買這買那的,我感到不妙,心驚肉跳地問他還剩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你點點看。”神經彬將裝錢的書包遞給我。

“只剩下一百二十塊,得省些用了,先把車票買好,不然到時我們都走不了。”我粗略點了一下。

“有道理,你不提醒,我都忘了。這樣吧,錢由你保管,不然什麼時候被我用光,都不知道。”

買好車票,只剩下三十多塊錢了,我們把錢一分為二,放在各自身上。

神經彬買了幾十塊錢菜,有魚有肉有雞有鴨有青菜,但全是生菜。我問他幹嘛不買熟食,他說你不是說錢要省著點用嗎,熟食貴,生菜便宜,自己做省錢。

我和神經彬使出渾身解數,總算把生菜煮成熟菜,但青菜煮成了黃菜,黃菜煮成了黑菜,不是鹹了就是淡了,不是糊了就是焦了,色香味俱無。我倆卻大塊朵頤,一致認為,那是有生以來最有味道、最難忘的年夜飯。

神經彬寫了一幅氣勢磅礴的春聯,上聯“雄關漫道真如鐵”,下聯“而今邁步從頭越”,摘自毛主席詩詞,橫批“明天出發”,是神經彬自擬的。

貼春聯的時候,我放了一串鞭炮。鞭炮質量欠佳,響得扭扭捏捏、破破爛爛的。

大年初一,我們去了石林,然後向西雙版納進發。為了省錢,我們主要吃方便麵和麵包,住最差的旅店。半個月後,我們依依不捨告別雲南。列車進入貴州境內,正下著鵝毛大雪,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白雪掩蓋不住崢嶸的貴州山川,我盡情欣賞著南方的北國風光。

神經彬忙著給旅客畫像,賺取路費。神經彬的肖像素描,爐火純青,寥寥幾筆便躍然紙上。神經彬身上的錢,總是不夠買一張全程的車票,買到哪裡坐到哪裡,然後下車步行。田裡的農人,路上的行人,礦上的工人,村裡的老人,都是他攀談素描的對象。有給他錢的,有給他吃的,有給他住的,什麼也給不了或者不願給的,就請他抽支菸。有錢乘車沒錢步行,吃百家飯住百家屋。

神經彬用這種方式,踏遍大半個雲南,“完全像是在普希金時代”。

在貴陽前站安順下車已是黎明,順路遊覽了黃果樹大瀑布。冬日的黃果樹瀑布,雖然不如想象中那般驚心動魄,但在一派冰天雪地裡,反而更加盛氣凌人。

當晚又從安順上車,到貴陽分手各自轉車,神經彬去的那個縣城,有他一個未曾謀面的畫家朋友,開了個美術工藝廠,請他去幫忙。

我們又將天各一方,能否再見,只能跟著感覺走了。神經彬傾其所有,給我買了一些食品,自己只剩下一元五角。

神經彬乘坐的火車進站了,他猛地抓住我的手:“兄弟,珍重!”說罷,朝我揮揮手,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我帶上耳機,摁下隨身聽,醉倒在離別的無限惆悵之中:


我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這裡,我還將到很遠的地方去,如果你看到我疲憊的樣子,請不要勸我就此放棄……如果你看到我憂鬱的樣子,請不要問我的歸期……


別後,我和神經彬斷斷續續保持著通信。大概是2004年春天吧,通過幾次電話,之後徹底失去聯繫,打手機空號,寫信要麼“查無此人”退回,要麼沒有迴音。難道他已“肚子癟癟地倒在人家空房子下的陰溝裡”?

接下來的十二年間,我換了四部手機,三個號碼,家裡的固定電話,也被我取消了。隨著廠留守處的取消,通訊地址也換了,我到郵局申請了一個專用信箱。神經彬想跟我聯繫,也聯繫不上了。

2016年3月中旬,我外出四個月。到北京沒幾天,接到妻子電話,說家裡來了一個貴客。我說我們家窮在鬧市,能有什麼貴客。妻子說,是光頭,光頭大哥到我們家來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叫道,這怎麼可能,不會搞錯吧?妻子說,光頭大哥就在我身邊,他要跟你說話。

手機傳來熟悉而陌生的聲音,貴平老弟,我是神經彬啊。我本來坐著,一聽神經彬的聲音,蠍子蟄了似的,嚯地站了起來,驚道,你怎麼來了,事先也不打個招呼,這麼多年沒你的音訊,你快七十了吧,我,我還以為你……

神經彬打斷我,你以為我死了是吧?不過,我真的快要死了,我今年七十三歲了,活不了多久。我問,你生病了?神經彬說,病倒是沒病,不過我現在走投無路了,畫畫賺不到吃,我回來找妻子孩子,可是沒有他們的聯繫方式,你有他們的電話號碼嗎……

神經彬出走第三年,妻子改嫁,搬到廠外居住,因為還在廠裡上班,時不時還能見到她,偶爾向我打聽神經彬。1998年,縣水泥廠倒閉,我再沒見到她。後來從工友口中得知,她後夫病逝了,兒子結婚一年就離婚了,日子過得很是悽慘。這些,我在信裡和電話裡,都告訴神經彬了。

那時候,神經彬和一個小他二十多歲的女子同居,女子是個三流畫家,跟他一樣窮困潦倒。對於妻兒的命運,神經彬除了感慨嘆息(沒有懺悔),無能為力。神經彬在電話裡告訴我,早在五前年,女畫家便棄他而去,另覓高枝了。

與神經彬徹底失去聯繫後,我不再關注他妻兒消息。好在我一直住在廠裡,不少工友亦住在廠裡,神經彬稍一打聽,便能找到我家。沒想到這麼不巧,闊別二十六年,神經彬上門找我,我卻不在家。

放下電話,心情異常沉重,也有些緊張,還有那麼一點兒僥倖。沉重是因為神經彬竟然淪落到這般地步,老無所依,連自己都養活不了。當年神經彬沒有辦理任何手續,擅自離職出走,自動解除勞動關係,沒有社保醫保。隨著工廠的倒閉,他的檔案也沒有了,成了“黑人”和“多餘人”。

如果不是走投無路,臉皮再厚,神經彬也不會回來投靠妻兒。這麼多年,他不敢回來看望妻兒,與其說無情,不如說心虛。他對他們的傷害,太大太深了。

緊張是因為自私,我怕神經彬待在我家不走。我和妻子下崗多年,我靠寫作為生,妻子做保潔,收入有限,實在沒有能力幫他。僥倖是因為我遠在北京,可以擺出“鞭長莫及”的姿態,如果在家裡,真不知如何面對,是“見死不救”,還是打發他走?

過了一會兒,我給妻子發微信,讓她到旅店給神經彬開個房間,預繳三天房費。妻子很快打來電話,說神經彬已經走了,他自己在火車站(水泥廠離火車站僅三百來米)附近最簡陋的旅店住下了,一天二十塊。

我說,你請他吃個飯,給他點錢。妻子說,他說吃飯就免了,在外面隨便吃點,但向我借錢了。我問,借多少?妻子說,兩百,我給了五百,叫他不用還。

我說,應該的,我馬上給公安局朋友聯繫一下,明天你帶他一起去公安局找我朋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妻子和兒子。妻子說,我在微信上發個尋人啟事,朋友圈萬能呢。妻子的話提醒了我,連忙說,你先別發,我來寫尋人啟事,我比你寫得好,你從我朋友圈轉發。

妻子是個善良的女人,這是她第一次見神經彬。我認識神經彬的時候,還沒有認識她。婚戀後,我多次以欣賞和崇敬的口氣,向她說起神經彬,“印象”深刻。

尋人啟事在朋友圈發出後,沒有獲得任何線索。公安局朋友那裡,倒是找到線索:因為無法在縣裡立足,2013年,神經彬妻兒回四川老家了。

我依稀聽神經彬說過,妻子是四川人,具體哪個縣記不清了,那地方比我們這裡落後多了。家裡孩子多,生存困難,她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投奔縣水泥廠一個遠房親戚,在廠裡做臨時工,爾後嫁給神經彬。原以為從此能過上安穩日子,沒想到神經質的神經彬,狠心拋棄她和兒子,出走了。

神經彬待了五天,又回昆明去了。走前,他又來到我家,向妻子借錢,借三百,妻子給了一千。妻子給他煮了一大碗麵條,煎了兩個荷包蛋。

妻子告訴我,神經彬狼吞虎嚥,好像幾天沒吃東西的樣子。吃完麵條,神經彬一再表示感謝。妻子說,光頭大哥,你別客氣,邱貴平和你朋友一場,這是應該的,可惜我們幫不了你。神經彬說,邱貴平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朋友。神經彬說完,踉踉蹌蹌走了。

不知為何,神經彬沒有跟我道別。我問妻子,神經彬有沒有要你和我的手機號碼。妻子說,沒有。我又問,那你有沒有把我和你的手機號碼告訴他。妻子說,沒有,他沒有手機,告訴他也沒用。

我長長吁了口氣。

妻子對我說,老公,光頭大哥好可憐,一聽說妻子兒子回四川老家了,感覺他整個人一下子垮了,徹底絕望了,一句話也不說,路都快走不動了,我估計,他活不了多久,你跟他朋友一場,可惜沒能見上最後一面……

我握著話筒,無語凝噎。

我想,我會為神經彬難過一輩子,也為自己的無能無助乃至無恥,難過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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