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一直以來的傳統文化中，“官本位”的觀念一直佔據著主要的主導地位，“學而優則仕”幾乎成為中國古代文人自覺的一種文化選擇。但是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文化史，我們就會發現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獨有的人文景觀——“隱逸”。隱逸一直是中國士人們所追求的審美理想，它一直以來都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國的歷朝歷代綿延不絕，並對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和“出仕”共同構成了士族階層完整的文化品格，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和文化精神，它對士人的人格理想、價值追求、處世哲學以及審美文化心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隱逸思想源於先秦，興盛於魏晉南北朝，發展於唐宋，最終延續至明清。隨著歷史的發展、朝代的不斷更迭、社會的動盪變革以及文化背景的轉換，這種思想也在不斷的發展變化。先秦兩漢的士人們一般都是為堅守獨立的人格和文化理想而隱於山林丘壑，這被後代的隱士們稱之為“小隱”。魏晉之際，一些士人既希望能夠避世山林享受心靈自由，又擔心因為物質生活匱乏而帶來的貧寒窘迫，為了解決這兩者的矛盾，於是他們找到了身在朝市而心馳騁於江湖之外的隱逸之途，並將其稱之為“大隱”。
到了唐代，白居易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既強調隱逸中個體心性逍遙自由的超越體驗，又強調在這種體驗中不能放棄閒散官的仕宦職位和頗為豐裕的俸祿收入，於是他提出了“中隱”之說，認為最理想最現實的就是“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的“中隱”生活，他更加關注的是世俗人倫情感與個人的生活情趣。“小隱”雖然能夠潔身自好但又太過困窘寂寞；“大隱”能夠享受豐厚的物質生活，但難免會用卑躬的形式來堅守價值理想；“中隱”則既可以“去朝廷而不遙”，又可以“與江湖而自遠”，這正是在政治夾縫當中安身立命的上上之選。它巧妙的平衡了自古以來封建集權專制與士大夫階層獨立意識之間的矛盾，折中了貴與賤、喧囂與冷清、飢寒與富足的對立，將政治上的窮與通、經濟上的豐與約、生命中的安與寧都融通在了其中，是人們能夠在入世與出世之間進退自如的處世哲學和生活方式。
中唐以前隱逸思想簡述
到自然山水中去敞開自己的心扉，與自然相融相合，以忘掉自我，是中國隱逸文化所推崇的避世求獨樂，消解悲劇意識，為悲為樂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中國人生美學中以避世求獨樂的隱士心理的一種生動體現。關於“隱逸”的種種解說與觀點早已有之，許慎的《說文解字》裡面說到：“隱，蔽也；逸，兔善逃也。”在這裡的“隱”是指隱蔽、隱藏，而“逸”則是指逃亡、逃避，這樣看來似乎“隱逸”的意思就是逃跑、藏匿，而這樣理解未免太過於簡單，不能揭示出它的內在含義。梁漱溟先生就在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指出“隱逸”這一美學思想的特點是：“第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雖再三禮請，亦不出來······這種人不但出現而且歷代都很多，在歷史傳記中佔一位置，在社會輿情上有其評價。第二，在經濟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務財利，恰與宗教禁慾生活與近代西洋人慾本位之一中間型······第三，在生活態度上，便是愛好自然而親近自然，······對自然界只曉得欣賞忘機而怠於考驗控制，如西哲所說，善於融合於自然之中，而不與自然劃分對抗。”①他所指出來的實際上是“隱逸”的外在特徵，即政治上的疏離感、經濟上的淡泊性和生活上的天人合一。當然，除了這些外在特徵之外還有內在的精神內涵：自由性和審美性。古代士人們在政治的束縛和世俗塵世的羈絆中走向自然山林，與鳥獸蟲魚為樂，獲得了極大的精神自由，這種自由不僅僅是暫時放下社會責任、拋開官場繁重的公務的肉體自由和時間自由，更是擺脫了政治思想控制的精神自由。隱士們選擇以退避的方式到塵世之外去尋找自由，他們藉助隱逸這種方式來宣告對自由生命的嚮往，藉著對自由的追求，實現對現實功利性慾望和人生苦難的超越，從而進入無我、忘我的自由審美之境。
早在中華文化之初就有很多關於“隱逸”的傳說，在三皇五帝時就出現了巢父、許由這樣的避俗之士，不過當時的隱逸思想存在著很大的保守性和利己主義的成分，隱士們大多隻求潔身自好，避世是他們最主要的追求。到了先秦，諸子們將隱逸思想進一步發展壯大，拿莊子和孔子來說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莊子嚮往的是精神的絕對自由，不貪慕名利，不在乎官位，隱逸逍遙是最可取的生活方式，莊子的思想其實是一種超脫，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祿，希望使自己成為一種純粹的自我存在，即不與統治階級合作，超越種種世俗的價值觀念，以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獲得精神上的絕對自由。莊子的思想得以使後世的隱士們保持自己相對獨立的人格價值、審美情趣和社會理想。孔子的隱逸思想則與莊子不同，他不否定一般的世俗價值標準，不用消除自己的喜怒哀樂，也不必推卸自己應負的社會責任，而是倡導“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孔子的“隱”的實質是道隱，不論是“隱”還是“現”，都是為了實現“道”。在孔子的影響下，士人們在不得志的時候往往都以隱逸的方式來恪守自己的信念，他們在政治清明時汲汲用世以實現兼濟天下的理想抱負，在政治昏暗時則以隱待時，這對文化乃至政治的運作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隨著秦漢時期國家大一統局面的形成，孔子和莊子的隱逸思想都在這時候得以融合，並開啟了中國隱逸思想的兩個脈系：朝隱和林泉之隱。東方朔就是朝隱的代表，他提出的“避世金馬門”的隱逸方式，為後世士人在仕與隱、超越於順從的夾縫中找尋到了一條安身立命之道，儘管這是士大夫在政治高壓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明哲保身的手段，但是他也用這種卑躬的方式維護了自己理想的內在人格。朝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仕與隱的矛盾，但當封建大一統進一步加強的時候，士人企圖在政權中隱居的理想越來越難以實現，於是更多的士人選擇了不入仕途，而在林泉之間堅持文化理想。西漢後期，由於政治上沒有出路，政局不穩，於是產生了大量的隱士，很多文人拒絕出仕為官，甘願隱於田園或縱情山水，以求身心的自由自在。“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者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這些人遁入山林便成為了林泉之隱的先導。
魏晉以來，“大隱”思想逐漸向“小隱”轉變，魏晉社會環境與政治局勢的不安定，使那些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人們深感矛盾和痛苦，於是他們藉助隱逸，在山林中尋求慰藉。所以林泉之隱的真正興盛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產生了大量的隱士，中國的隱逸思想也在這時日趨成熟。魏晉隱士們一方面很重視人的感性生命，對現實世俗生活有著執著的追求，他們遊山玩水、飲酒賦詩；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放棄對精神價值的追求。阮籍在《詠懷》中屢稱“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表露的是一種想要歸隱之心。嵇康提倡“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才可以“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也是表現了一種歸隱山林，以清高自重的志向。離京的謝朓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中慶幸的寫到：“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不得不說，隱逸自得的情趣確實給兩晉詩文增添了不少色彩。而正是在這種時代氛圍中，謝靈運和陶淵明將“歸隱田園，縱情山水”、避世求獨樂的審美情趣發展到了極致。謝靈運隱居山林是為了暫時的安身立命，躬耕南畝的陶淵明選擇田園則是非常決斷的，他追求的是更高的超越流俗的精神價值，他在棄官時曾言：“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滿是掙脫樊籠的快意，於是他最終超脫於滾滾紅塵。陶淵明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不為五斗米折腰也成為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
到唐代，開明的政治使統治者對隱士抱有尊重包容的態度，唐朝很多士人都是通過隱逸進入仕途的，比如李白、吳筠等。“京官加別業”為宦模式的盛行為隱逸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儘管隱逸在這時並沒有像魏晉時期那樣出現高潮，但卻成為一種生存手段和精神寄託。盛唐時期王維亦官亦隱，他不願與邪惡的當權派同流合汙，又不願忍受去官後的貧窮，於是便開始過起“大隱”的生活，成為“遊宦隱士”的典型。但到了中唐，國勢日漸衰落，朝堂的紛爭使士人們感到“大隱”的困難，城市經濟的繁榮和生活的富足又使他們難以忍受隱逸山林的寂寞清苦，於是，值此之際，白居易帶有世俗化、心性化烙印的“中隱”思想便應運而生了。
白居易“中隱”思想的美學內涵
白居易一生宦途起起落落，青年時代的白居易初入仕途，志在兼濟，積極進取，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並在元和七年被任命為左拾遺，這使他的政治熱情高漲，寫下了很多立志報效國家、兼濟天下的詩篇。做諫官的三年裡他都正義直言、為民請命，始終保持著積極進取的鬥爭精神。這一時期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與轉折時期，此後便是罷黜的貶謫生涯。貶謫對於一個政治家，對於一個有品格的文人來說是空前的打擊和失敗，而正是這些打擊和失敗才使這位詩人更加詩興大發，於是他在遭受心靈創傷之後，便開始創作帶有他“中隱”思想的大量作品。在歷史的變遷、個人的際遇以及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的影響下，在大和三年，他官居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不久，他就創作了著名的《中隱》詩，這首詩基本上代表了他此後的處世心態，也最終確立了他的“中隱”思想：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
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
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
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
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
惟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不難看出，“中隱”是白居易在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有意識的主動選擇，在他看來“大隱”和“小隱”都是有所欠缺的，“大隱”雖然可以有所作為，也可以享受功名利祿，但是卻難免會被案牘所勞形，甚至會有性命之憂；相比之下，“小隱”倒是可以既享受閒情逸致，又能潔身自好，享受精神的自由，但是物質生活卻得不到保證，難免陷入寂寥和困頓之中，所以他最終選擇了“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的“中隱”。在他的這首詩中中隱生活的優勢顯而易見：吉安通豐卻又不必受案牘勞形之苦，自由閒適卻不必忍受隱士的飢寒之苦。關於白居易“中隱”思想的價值一直是人們所不能定論的，有的學者認為這是他文人消極思想的體現，也有的學者認為是世俗出世哲學的經典。筆者則認為白居易選擇“中隱”，選擇做一個知足保和、吟詠性情的普通文人，儘管違背了他的人生理想、遠離了政治，但是卻讓他靠近了個體的人性與自由，並且在紛亂的政治局勢中得以全身而退最終保持了最自由的審美理想，這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白居易早年志在兼濟天下，儘管在兼濟之志遭到挫折之後他選擇回到獨善之義，但是早年的審美經驗讓他能夠很好的平衡仕與隱之間的關係，並最終很好的調和了二者之間的矛盾。他的“中隱”觀使他在寄身官場的同時又為精神的自由與超脫找到了出路，可以這樣說，“中隱”不僅僅是一種隱逸思想，更多的是在新形勢下形成的生活心態和處世哲學，白居易親身實踐著這種思想，在“中隱”中逍遙閒適的走完了他的晚年，“中隱”使文人士大夫既保持了與政治的聯繫，同時又不必喪失精神的獨立；既能享受隱逸生活，同時又不必擔憂衣食窘迫的境遇，這種思想是在對失意現實的逃避和消極的反抗之餘，去追尋精神的自由，去探尋生活中的美。是一種不同於“大隱”，亦不同於“小隱”的身心合一的隱，所以他的“中隱”思想除了和所有的隱逸思想一樣擁有“自由”這個共同點之外，還包含著更加豐富的內涵：
一、中庸——亦官亦隱的折中
所謂“中隱”，拆開兩字來看，就分別是“中”和“隱”，其“中”就是其隱逸的獨特之處。“中”字強調了隱逸的程度，不是大隱於朝市，也不是小隱於丘樊，而是在“仕”與“隱”之路難兩全的情況下，選擇的一條折中的亦官亦隱之路，其實這更多的體現的是一種儒家的中庸思想。“中隱”，包含了仕隱的取捨、利益的權衡，它既保證了士人們充分享受世俗生活的好處，又避免了世俗的紛爭所帶來的麻煩，對現實保持了一種很好的不即不離的審美態度。白居易在《郡亭》中說：“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唯茲郡閣內，囂靜得中間。”在《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即事》也這樣說道：“巢許終身穩，蕭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進退處中央。”這些都可以看出“中隱”彰顯的是一種中庸的色彩。
對於中隱生活，白居易是極其滿意的，因為它可以“好於冷熱中間安置身”，它既無國事操勞，也無生活奔波之累，在白居易這裡，能夠“大隱隱於朝”是他的希望卻由不得他個人選擇，雖然他羨慕陶淵明那樣逍遙自在的隱士生活，但又無法像陶淵明那樣承受隱逸生活所帶來的物質上的匱乏，所以他更趨近於中庸，他已經意識到藝術的創作、自由審美活動的展開都離不開物質基礎的支持，諸如飲酒、訪友、遊園、宴樂等如此愜意與悠閒的詩人生活與陶淵明那種飢寒貧困的隱居生活是大相徑庭的。“中隱”可以說是中國士大夫文人意識到自我與政治之間的不可對抗性而選擇的一條完全不同於以往隱逸思想的世俗化之路，白居易正是用世俗的方式找到了一條精神與藝術自由發展的道路。
二、知足保和——理想與現實夾縫中的無奈
白居易的“中隱”思想是在大和三年提出的，也就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滅，政治熱情遭到冷遇之後，他逐漸將視線轉移到了個人生活與生命個體的觀照層面上。陳寅恪先生認為白居易“中隱”思想概括起來最大的特點就是“知足”，這種“知足”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的。在白居易的早年，他就已經品嚐到生活的艱辛，物質的匱乏帶來的窘迫，他對於物質和精神的關係認識是很深刻的，而基於這種認識的“中隱”之路的選擇，也代表著像他這樣出身寒門的士人們的普遍的心聲，所以後世的很多文人士大夫紛紛效仿這種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知足保和”就是他“中隱”思想的一個重要內涵，“知足保和”一詞也是出自他的《與元九書》：“又或退公，或臥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知足”是從老子學說裡的“知足不辱”而來，“保和”則是要保持心志的安寧，身體的安適。白居易正是通過“安心”、“知足”的佛道思想來調節自己的心理，超越痛苦尋找內心的寧靜。“知足保和”的思想內涵使白居易整個人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由前期的積極上進、兼濟天下變成了後期的消極退避、獨善其身。在他早期的詩歌中，他總是抒寫社會、關注民生疾苦，但是到了後期他在詩歌中卻更傾向於對個人生活的描述，他情感的抒發大多是結合個人的生活經歷以及人生感悟，帶著濃厚的個人化情緒。
“外順世間法，內脫區中緣。進不厭朝市，退不戀人寰。”白居易正是通過這樣的一種外順內脫的心理超越機制來調試了他在宦途中這麼多年以來的內心挫敗感，形成了自己進退自如的心理應對方式，其實這也是在理想破滅之後，處於理想與現實夾縫中的詩人所選擇的慰藉自己的方法。在這種閒適的、知足保和的中隱生活背後，深藏的是他內心的掙扎與矛盾。“中隱” 的生活使他的政治熱情慢慢冷卻，最終使他成為了一位吟玩性情的文人，也成就了他的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詩作。他以“知足保和”為內涵的“中隱”，是對屈原以來中國文人執著精神的消解，這種思想既除去了政治鬥爭中的勞心之苦，同時避免了退山林的勞力之苦，成為了日後宋代文人生活的榜樣。
三、逍遙閒適——個體生命的關懷
“歌酒優遊聊卒歲，園林瀟灑可終身”（《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正如白居易詩中所說的那樣，他在晚年選擇的是抽身退步，因為這時候的白居易已經看破了世間的名與利、寵與辱，所以他逃離政治，擺脫憂患，優遊卒歲，過著逍遙閒適的生活，來尋求精神上的自由與寧靜。他活在名利之外，於是更加註重生活的樂趣以及精神的追求。他的“中隱”思想更多的體現出的是文人士大夫對自由精神的追求，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與審美理想。他由改造外在的世界而轉向對個體生命以及生存狀態的關懷，迴歸人的主體性，同時超越貶謫帶來的痛苦從而達到精神的自由與曠達，他的創作領域也拓展到了個體的內心體驗，精神的自由為他的創作提供了很多新鮮的藝術靈感與寫作題材。
《舊唐書·白居易傳》當中記載其：“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可見白居易是用“逍遙閒適”的心態去實現他的“中隱”，他自己也在《郡內閒居》中說：“棲息絕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廬山緇。”他尋求的是性達神歡的閒適，這種逍遙閒適的生活也讓後來的許多文人所傾慕。他的這種逍遙思想來自於老莊思想，就是道教所張揚的個體的身心自由，同時也是受到陶淵明的影響，在當時中唐的政治環境之下，他雖然極其嚮往陶淵明的田園生活，但是因為考慮到現實生活的種種因素，他最終並沒有完全的放下官職，而是選擇了在閒官這個角色上的“逍遙閒適”的中隱生活。這種生活使他的重心從政治向個體生命轉移，儘管這是被現實逼迫的無奈之舉，但是在客觀上卻促使了詩人對於個體生命的關懷，掙脫了政治枷鎖，開始了自由的文學創作。
“中隱”思想使白居易將行跡留在官場的同時，又為心靈的自由與超脫開闢了一片新的天地，他的“中隱”思想並不單單是一種隱逸思想，其實也是他在新形勢下形成的生活美學，它使文人士大夫既不用從官場之上全身而退，斬斷與政治的聯繫，同時也不需要忍受飢寒交迫之苦，而是在對黑暗的社會現實逃避和消極的反抗之餘，去追尋人格的獨立並尋找生活中的美，這是他的“中隱”思想的獨特之處，也是其實質和生命力之所在。他構建中隱思想的目的，也是為個體生命尋找到解決生存困境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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