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人類簡史》，看了作者自撰的引子，能看到張經緯迸發外溢的野心，那種以小見大，管窺洞天的企圖流露在字裡行間。他所追求的不是年鑑學派長時段的“大歷史”，而是以人類學為背景的，見諸大的空間框架下的人類發展歷史。這種大還在於他窮其猛力，建構大的文化概念，大的中層理論和大的解釋模型。這讓我對其研究有所期待也有所懷疑。興奮的是，中國似乎很少歷史學家專力於此，當下大多的史學研究範式多是舶來品。疑慮的是他的研究理路似乎有很強的個人色彩，若其採擇選取自證自誇，自說自話，可能陷入自我洗腦的死循環，如其理論建構的起點有差，則滿盤皆輸。不過，如果我們感嘆“古史辨”論戰只破不立的話，這種解釋古史及史前史乃至人類史的嘗試，其勇還是可賈的。
張經緯著：《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人類簡史》
帶著叢生的疑竇和“找茬的小心眼”，我也對作者調查了一番。如果看看張經緯身上的標籤，除了人類學者，他還是從業十年的博物館員，頗具人氣的網紅名人，產量可觀的書評作家和翻譯者。他畢業的廈門大學具有深厚的人類學傳統，亦是歷史人類學研究的華南重鎮。他師從藍達居，亦受黃向春影響，專力於人類學，亦對考古學著力頗深。更難得的是，張經緯在上海大學講授“人類學概論”和“上海城市研究”等課程。他每每以人類學家自稱，乃是因為他正在用持續的田野實踐和文本解讀，建構自己的人類學研究範式和歷史演變機制。張經緯的努力和堅持，也讓他成為被寄予厚望的非典型青年學者。
張經緯用三件文物告訴你什麼是“海水江崖”
張經緯有很好的學科訓練基礎和文獻研讀功底，為了完成此書，他自費跑遍全國，做了詳實的田野調查。雖偶讀其文字，正如媒體所論“比起專門的學術論著，有時難免表層浮泛”，但這是建立在可讀性、普及性與學術性綜合平衡的基礎上的。我在閱讀其一段採訪時發現，張經緯對於“歷史”的理解，和一般的歷史學者較之，還是有異的。
張經緯認為：“每朝每代的歷史就像一個瓷器瓶子一樣。在歷史的流傳過程中，這個瓶子碎了。而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挖掘出了這個瓶子的一些碎片。但是，現代的歷史研究者並不知道這些碎片是這個瓶子身上的什麼部位。因此，許多歷史學家會窮盡一生去研究自己手裡的碎片，看有沒有辦法和機會把瓶子復原出來”。
可能他以人類學的視角出發，更多地關注到還原歷史的技術和方法上了。當然，這種方法論的強調，在歷史學與人類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結合中，屢見不鮮。但是從歷史學的觀點來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過程，不會先驗的就認為歷史就是一個“瓶子”或者其他，問題需要一個論證的過程，不論是證偽還是證真。更別說歷史考證進而還原歷史早已不是歷史學的全部內容了。在歷史學科學化的過程中，跨學科研究早已是常態，歷史研究的問題與方法的豐富程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同在現場的歷史學者施展也很快發現了這個問題，施展認為，“張經緯所說的這種研究方法的目的是要將找到的碎片還原成一個瓶子。但是，歷史研究者首先要知道，這些碎片原來是屬於一個瓶子還是一個盆子。其實，研究者並不知道這個碎片原先是屬於什麼東西。研究者只能先假設這些碎片屬於一個瓶子。通過研究者的復原工作，他們也許會發現自己的假設是有問題的。然後，他們再重新調整。在經過多次嘗試之後，歷史研究者沒準真能把歷史復原出來”。“當然，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先假設這些碎片屬於一個瓶子’是沒有太多理由的。這個假設是基於研究者的直覺和本能判斷。這個想象中的瓶子就是做研究時所採取的範式”。
張經緯
所以，這也正是所要警惕的，研究者可能能做到“文章不寫一字空”，但是歸結到理論方法和闡釋模型上，就是另外一回事。而論證是一個很繁複的過程。在我看來，歷史的研究是基於歸納，不管“上窮碧落下黃泉”尋到多少材料——我們總是希望能夠在更多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闡釋——且不說闡釋的技術和語境是否得當，單從我們材料積累的工作來看，如果99%材料所論證的所謂“史實”，遭到了某一材料的反駁，研究的範式就必須重新考量。尤其在“人類史”這樣的大命題下，框架越大，則支撐點越多。做這樣的研究工作是令人敬佩的，但在學理上是要尤其小心的。
張經緯長期進行翻譯和書評工作，他的書評也已經集結成冊，有兩部著作問世。這使得其在長期作為“他者”的觀察中，可能有更深刻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追求。不論是館員、講師還是書評，看過其文字，聽過其演說，就知道，他不僅懷有學術研究的抱負，而且還努力於文化普及的工作。這讓他的文字較之於學術語言更為暢達雅緻，更易於為人理解接納。考古學的興趣和博物館的工作，加上學科訓練和知識積累，他特別地擅於講述闡釋、以小見大，把歷史作為故事娓娓道來。在此書中，看到大量的故事作引，抽絲剝繭，貫通連綴，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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