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中文系1984級校友何五元在大一下學期時（1985年3月）創作的一篇《登珞珈山賦》（後改名為《珞珈賦》），多年來在武漢大學的眾多師生校友中廣為流傳，影響深遠，堪稱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近日，更是得到了劉道玉老校長的極高評價：“我認為，它將是武漢大學的千古絕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可能把它寫入80年代的成就之一。”
筆者最早接觸到這篇《珞珈賦》，是在本世紀初，正式成為武漢大學校友前夕。對於這篇美文，我甚為喜歡，時常用心品讀，幾乎已經到了“熟讀成誦”的地步，與此同時，也對其作者何五元學長的文采與才華欽敬不已。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誕生於1985年的《珞珈賦》原版，而不是在2013年奉命修改、加塞了兩段文字之後在武大校門廣場“勒石以志”的新版——在我看來，這次修改實際上是對原作的一次極大的損害。
說實話，將一位校友在大學一年級時的習作鐫刻在校門廣場上，這本身當然非常值得稱許，對於作者本人來說也是一種莫大的榮耀。然而，凡事都是有“代價”的，採用你的文章也不是無條件的——前提是你得順應和迎合某些領導們的一點小心思，在你的文章中再塞進去一些能夠體現某些“現實需要”的文字，於是，經過修訂後的新版《珞珈賦》中，就增加了以下兩段據說“更有歷史時代特點和文化韻味”的文字：
仁者樂山兮智者樂水，山高水長兮流風甚美！學堂名自強，多難圖興邦。篳路藍縷，樸誠有勇，育復興之國士；顛沛流離，玉汝於成，培干城之棟樑。風霜雨雪途，絃歌不輟；困苦憂患時，奮發圖強。壯哉！學大漢，武立國，鐵肩擔道義；自強魂，弘毅氣，豪情兮一何滔滔！
珞珈蒼蒼，東湖湯湯。山川壯美，泱泱兮養天地之氣；澄嵐秀潤，昂昂兮結青雲之志。從來大師雲集，兼容幷包，豈分東西南北；始終樹木樹人，英才輩出，皆為珞珈榮光。
筆者沒什麼文學細胞，但僅就一點樸素的觀感而言，我真心覺得這兩段文字在文采方面實在是比1985年的《珞珈賦》原版遜色了很多，這種“退步”真是太明顯了。而更為重要的是，從本人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的角度來看，上述文字最大的敗筆便是——
為武漢大學1993年以來所“發明”的“偽校史”背書！
何五元校友肯定知道2013年的前一年發生過什麼事情——劉道玉老校長和筆者先後上書學校當局，要求對我們武漢大學1993年以來所奉行的“偽校史”進行“撥亂反正”，將原定於2013年舉辦的所謂“120週年校慶”更正為名正言順、貨真價實的“百年校慶”，結果，學校方面是如何回應我們的呢？變本加厲的學術造假！完全把一所大學本應具備的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等最基本的品格和精神拋到了九霄雲外……
回到新版《珞珈賦》本身，先看看這一句——“學堂名自強，多難圖興邦”。事實上，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那所湖北自強學堂，與我們武漢大學毫無繼承關係，結果卻被某些人以種種不光彩的學術造假手段，牽強附會地強行認作武漢大學的“前身”，然後又將這所辦學水平非常低下的中專吹噓成中國第一所大學（或是語意相近的其他一些表述），最後再用這一
極其低劣、荒唐的學術謬論，將武漢大學的數十萬師生校友欺騙、誤導和“裹脅”了20多年，很明顯，何五元校友就是其中的一員。
幾年前，當筆者第一眼看到新版《珞珈賦》中的“學堂名自強，多難圖興邦”這句話時，大致的感覺就是——一塊鮮美可口的蛋糕上，突然落下來一隻死蒼蠅……也許它還不足以將整塊蛋糕都汙染掉，但至少也會讓人大倒胃口！對於這句本應與武漢大學沒有任何關係的溢美之詞，筆者平時經常以諷刺的口吻將其戲謔和篡改為——“學堂名自強，多吹易穿幫”！我覺得我完全沒有說錯，這20多年以來，武漢大學校方以及本校的某些不懂裝懂的“學者”們不知道在自強學堂這個“假祖宗”的身上吹了多少荒唐可笑的牛皮！寫幾篇簡單的論文都不足以完全驅散這些流毒，所以，筆者只好在不久的將來，用一部專門的學術著作，來還這所與武漢大學毫無繼承關係的清末新式學堂以本來面目了。
接下來還有一句——“自強魂，弘毅氣”，所謂“自強魂”，無非是利用自強學堂這個“假祖宗”的名號做一點
膚淺的表面文章而已，再配上捨棄了“明誠”之本心的所謂“弘毅氣”，這種建立在扭曲歷史的基礎之上的莫名混搭，說白了也就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完全失卻了歷史的本真。
另外，筆者還注意到，在先前發佈的新版《珞珈賦》徵求意見稿中，還有一句“百廿薪傳兮山高水長”，不過在最後的定稿中已經被改成了“山高水長兮流風甚美”——要不然，便又多了一處敗筆。
誰都無法否認這樣的一些基本事實——何五元校友在武漢大學就讀期間（1984－1988），不論是學校官方還是廣大師生校友個人，在談到武漢大學的校風、精神與文化傳統時，沒有任何人動不動就把“自強”這兩個字掛在嘴邊上當口號喊，學校每年的“校慶日”當然也不是什麼11月29日，在他入學前的1983年，學校剛剛辦完“70週年校慶”，在他1988年畢業離校幾個月後，學校又舉行了“75週年校慶”，當時武漢大學對本校校風的概括，主要採用的是劉道玉校長1982年給77、78級學生的題詞——“
誠實樸素，勤奮刻苦，嚴謹治學，勇於創新”，而直到此時，也從來就沒有任何一位武大師生校友曾經使用脫胎於自強學堂的“自強”二字來描述過本校的校風……
這些事實，本身就充分證明了，所謂的“自強魂”，不過是後來的某些人在錯誤地篡改了本校的校史之後，為了能以一種“循環論證”的方式來“自圓其說”，自欺欺人，便刻意拿這兩個字來做文章，以人為“植入”的方式來對廣大師生校友進行生硬的灌輸，而完全不是武漢大學本身所固有的優良校風與傳統一代接一代地自然傳承下來的結果。
總之，虛假的東西，不是說你把它刻進石頭裡，它就能變成真的了，事實上，這種行為本身更像是自己把自己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句話並非針對何五元校友，而是在批評武漢大學校方弄巧成拙地玷汙本校校友作品的這種令人深感遺憾的行為。
近日，何五元校友在收穫了劉道玉老校長對《珞珈賦》的高度好評之後，便寫了一篇題為《沐浴在自由的芬芳裡歌唱——創作的回憶兼答劉道玉老校長》（以下簡稱《創作的回憶》）的文章作為回應。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個完整的標題只是出現在了“武大廣州校友會”的微信公眾號上，而武大新聞網在登載這篇文章時，卻刪去了後面的“兼答劉道玉老校長”幾個字——有這個必要嗎？這篇文章的正標題美其名曰“沐浴在自由的芬芳裡歌唱”，結果副標題卻被生生地砍去了後面一半，前後對比一番，感覺還挺諷刺的，呵呵。
筆者非常樂見何五元校友和大家分享自己當年的創作心得，假如這篇文章是開門見山、直奔主題、從一開始就直接介紹作者本人在1985年是如何將《珞珈賦》寫出來的，那恐怕就不會有筆者現在的這篇文章了——在何文的開頭，他在網上抄錄了大量關於珞珈山的地理、歷史概況的一些介紹性文字，然後指出：“之所以囉嗦這麼多，我想說的是，在這座神奇的山裡，什麼奇蹟都可能發生。”
問題就出在這裡了——在文學方面，筆者沒有任何發言權，但若是一篇文學作品在涉及到很多基本史實的問題上出現了大量的錯誤，那麼，出於一個史學工作者的學術與社會責任感，我就不能裝作沒看到了。
以下便是筆者對《創作的回憶》一文中出現的若干基本史實與事實錯誤的全面剖析與糾正：
一、關於珞珈山與東湖
狹義的珞珈山，位於武漢大學校園內，海拔118.5米，為東湖南岸臨湖最高峰，山頂可遠眺東湖全景和武漢景色。武大校園依珞珈山臨東湖而建，在世界名校中，很少有這樣依山攬湖，獨擁湖光山色的大學校園。
不好意思，同在“東湖南岸”，南望山海拔139.5米，喻家山海拔149.5米，都比珞珈山高了不少。
很多人腦中的武漢“東湖”，僅僅只是珞珈山、磨山以及東湖公園（聽濤景區）之間的那一大片水域，但在事實上，這只是東湖面積最大的一個“子湖”（郭鄭湖）而已，其面積也就佔到了整個東湖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多一點而已。
筆者在網上找到了一張比較完整的東湖風景區規劃圖，由此可知，整個景區的地理中心無疑是在磨山一帶，在磨山的山頂上顯然是可以看到東湖的大部分區域的，但也不可能100％地看到“東湖全景”，至於偏居東湖西南一隅的珞珈山，我們在其山頂能看到多大的水面？郭鄭湖和廟湖（又名官橋湖）的全景，頂多還能看到湯菱湖和團湖的一小部分，至於同為東湖“子湖”的喻家湖、後湖、團湖（大部分）、湯菱湖（大部分）、小潭湖、筲箕湖等這些大大小小的湖面，在珞珈山上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不要說什麼“東湖全景”，在珞珈山上能看到的東湖水面，還不到東湖總面積的一半。
至於最後那句“在世界名校中，很少有這樣依山攬湖，獨擁湖光山色的大學校園”，這種明顯的自矜之辭，我就不多說什麼了。
二、關於“武漢大學新校園籌建”
1931年武漢大學新校園籌建時，地質學家李四光擔任籌建委員會主任，他和林學家葉雅各提出並最終實現了將東湖邊的好幾座山，包括珞珈山、獅子山、側船山，包括東湖很大一部分（看得見周邊山峰倒影的湖面）都囊括在武漢大學校園之內。
首先，在當年的國立武漢大學籌建之時，李四光所擔任的具體職務先後為該校籌備委員會委員（簡稱籌備委員）和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簡稱建築設備委員長 ），請問這“籌建委員會主任”是個什麼玩意兒？
其次，再讓我們來簡單梳理一下當年“武漢大學新校園”選址和建設的時間線——
1928年7月，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李四光率先提出以洪山為武漢大學新校址；
1928年11月，以李四光為首的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選定“卓刀泉東湖嘴一帶”為武大新校址；
1929年2月，由李四光聘請的美國建築工程師開爾斯從上海來到武昌考察，隨後提議將校址改到珞珈山－獅子山一帶；
1929年7月，國立武漢大學致函湖北省政府，請求其為武大正式圈定校址，並明確提出“東以東湖濱為界，西以茶葉港為界，北以郭鄭湖為界，南面自東湖濱起至茶葉港橋頭止”；
1930年3月，國立武漢大學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正式開工；
1931年9月，一期工程大部完工，11月驗收，12月基本竣工，1932年初全面投入使用。
由此可見，國立武漢大學選址珞珈山的具體時間是1928－1929年間，新校舍一期工程的建設時間是1930－1931年，到了1931年，一期工程的各個建築都已經陸續建成了，就這個時間節點來談選址與“籌建”，是不是已經有點太晚了？
最後，1929年國立武漢大學在珞珈山、獅子山一帶圈定校址時，並未將任何一處東湖湖面包括在內。實際上，過了好幾年之後，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武漢大學才開始收購東湖的水面，並最終收購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至於具體收購了哪些水面，當然必須以每一份具體的契約上的規定為準，而所有這些，都需要比較精準的測繪結果，不能有半點的含糊。所謂“看得見周邊山峰倒影的湖面”，這種表述如果是放在文學創作的場域中倒還無傷大雅，但若是塞進這種純屬知識介紹性質的文字中去，那就顯得極不準確、也不大合適了。
三、關於聞一多與“中文系主任”
珞珈山原名落駕山，1928年，時任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的著名詩人聞一多改為珞珈山。
眾所周知，聞一多曾任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首任院長，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他在武漢大學工作期間（1928.8－1930.6），全校所有學系都還沒有設置“系主任”一職，所謂聞一多“兼中文系主任”，完全就是子虛烏有。
直到1930年9月，也就是聞一多離開武漢大學三個月之後，學校才在部分當時已有三年級學生的學系設了系主任，劉賾教授被聘為國立武漢大學中文系首任系主任，而這與聞一多已經沒有任何關係。
四、關於《珞珈築記》一書
“伴隨著武漢大學選址珞珈山，東湖逐漸被納入到武漢市區範圍之內，武漢因此也被渲染上了‘山水城市’的色彩。武昌東湖從一片普通的城郊荒澤演化為一個風景遊憩地的最開始，武漢大學（就）扮演了極為重要和核心的角色，是東湖風景區建設的主要拓荒者之一。”“武大所採用的這種以綠色琉璃瓦為最醒目特色的近代建築風格，與東湖風景區的碧水青山和諧統一。它不僅影響了武漢大學，也奠定了日後整個東湖的建築風格基調。”“今天的很多武漢高等院校，比如華中科技大學、華中農業大學等，和歷史上的武漢大學都有著非常深厚的歷史淵源。民國時期的武漢大學相當於‘母體’，分化併產生了很多分支，它們共同奠定了武漢作為‘大學之城’的氣質。武漢大學創辦以前，武漢在全國的教育版圖上是非常弱勢的。武漢得以成為‘大學之城’，是國立武漢大學創辦奠定的。”（摘自劉文祥《珞珈築記》）
上面這段話由三段引文構成，最後統一註明系摘自《珞珈築記》一書。然而，作為該書的第一位讀者以及從該書的初稿一直審讀到定稿、對全書內容極為熟悉的審閱者，筆者一眼就能看出——這些話根本就不是這本書中的文字！
我們一句一句地來看——
1.中華讀書報
伴隨著武漢大學選址珞珈山，東湖逐漸被納入到武漢市區範圍之內，武漢因此也被渲染上了“山水城市”的色彩。
這句話來自2019年10月23日的《中華讀書報》上的《中國最美大學校園是怎麼誕生的》一文，作者蔣淵，其原文為——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9-10/23/nw.D110000zhdsb_20191023_2-09.htm?div=-1
2.北京晚報
武昌東湖從一片普通的城郊荒澤演化為一個風景遊憩地的最開始，武漢大學（就）扮演了極為重要和核心的角色，是東湖風景區建設的主要拓荒者之一。
這句話來自2019年9月5日的《北京晚報》責編孫小寧對《珞珈築記》作者劉文祥的訪談《武漢大學——建築中照見歷史》一文，其原文為——
http://bjwb.bjd.com.cn/html/2019-09/05/content_12340392.htm
3.澎湃新聞
武大所採用的這種以綠色琉璃瓦為最醒目特色的近代建築風格，與東湖風景區的碧水青山和諧統一。它不僅影響了武漢大學，也奠定了日後整個東湖的建築風格基調。
這幾句話來自劉文祥於2016年8月31日發表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上的《武大何以“最美”：打造東湖景區的拓荒者》一文（後來以《武漢大學與東湖》為題，收錄於由本人和劉文祥共同擔任執行主編與主要撰稿人的《珞珈風雲——武漢大學校園史蹟探微》一書），其原文為——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0805
4.長江日報
今天的很多武漢高等院校，比如華中科技大學、華中農業大學等，和歷史上的武漢大學都有著非常深厚的歷史淵源。民國時期的武漢大學相當於‘母體’，分化併產生了很多分支，它們共同奠定了武漢作為‘大學之城’的氣質。武漢大學創辦以前，武漢在全國的教育版圖上是非常弱勢的。武漢得以成為‘大學之城’，是國立武漢大學創辦奠定的。
這幾句話來自2019年9月5日的《長江日報》記者黃亞婷對劉文祥的專訪——《武大的厚重不是櫻花可以代表》一文，其原文為——
http://www.cjrbapp.cjn.cn/dujia/p/116311.html
由上可見，《創作的回憶》一文中所註明“摘自劉文祥《珞珈築記》”的大段文字，要麼是該書作者劉文祥以前在其他地方發表的文字，要麼是某些新聞媒體對劉文祥的訪談，要麼是某些真正認真看過該書的讀者所寫的書評（而且該文在引用這些文字的時候還進行了不少刪改），卻獨獨沒有哪怕一句話真的是從原書中摘引出來的！
雖然這篇文章並非嚴肅的學術論文，但不管怎樣，其作者明明只是從關於某本書的各種新聞報道中簡單摘抄了幾句話，卻還要“假裝”是從原書中抄錄下來的，這樣的寫作態度，也是極不可取的吧？這應該不是在沈祥源老師的課堂上學到的吧？
五、關於“那一年，我17歲”
1985年3月，我就讀武漢大學中文系一年級下學期……那一年，我17歲。
何五元校友對外公開的年齡信息，難道不是“1966年12月出生”嗎？（沒有虛報年齡吧？）1985－1966＝17？？？天吶！1985年的何五元學長，明明早就已經是個成年人了，何苦還要一直假扮未成年人這麼多年？！就算是要追求那種“永是珞珈一少年”的感覺，那也不應該拿自己的真實年齡這樣開玩笑吧！這種“裝嫩”2年的做法，與我們武漢大學“裝老”20年的行為，實在是形成了一個鮮明而有趣的對比！o(∩_∩)o
我在《創作的回憶》一文中所發現的各種錯誤，就這麼多了。再回想一下何五元校友在大段抄錄了這些以訛傳訛的文字之後所說的那句話——“之所以囉嗦這麼多，我想說的是，在這座神奇的山裡，什麼奇蹟都可能發生”。一點沒錯，確實是座“神奇的山”，神奇到讓這麼多在它的懷抱裡生活多年的人們對它的很多基本情況都完全搞不清楚，隨便從網上抄幾句看似一本正經的話都是錯誤連篇，慘不忍睹，再也沒有比這更大的“奇蹟”了。
何五元校友大概覺得，在自己文章的開頭多“囉嗦”這麼幾段話，似乎可以為這篇文章多增添一些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但遺憾的是，如此之多、而且令人咋舌的史實與事實方面的錯誤，只能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也正如他在2013年所謂“120週年校慶”期間“奉命”修訂《珞珈賦》時應景式地加上什麼“學堂名自強，多難圖興邦”、“自強魂，弘毅氣”、“百廿薪傳兮山高水長”之類畫蛇添足的荒謬文字一樣，雖然本意是為之“增色”，但其客觀結果，卻完全是在——“減分”。
最後，回到何五元校友的《珞珈賦》這篇文章本身，筆者的基本態度便是——我個人非常欣賞誕生於1985年的那篇樸實無華、沒有沾染上任何虛假的歷史謊言的原版《珞珈賦》，也就是沈祥源老師當年親手抄寫、並於2016年10月13日將其謄錄手稿捐贈給武漢大學圖書館的那個版本，至於2013年刻進石頭裡的那個公然為“偽校史”張目的修訂版，筆者唯有嗤笑與不屑而已。
沈祥源教授1985年抄錄的何五元《登珞珈山賦》，現存武漢大學圖書館
幾個月前，筆者在參加一次校友聚會時，嚐到了由武大校友出品的“珞珈賦酒”，其包裝內附有《珞珈賦》全文，並特別註明，“此《珞珈賦》長卷文字，為中文系何五元校友大一下學期原作（1985版）”，而並非所謂“武漢大學120週年慶”時“應母校要求略有修改”、“並立石壁鐫刻於武大正門”的那個“2013版《珞珈賦》”。筆者並不清楚其出品者為什麼要選擇前者而非後者，但僅僅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也必須要為這個選擇大聲叫好！
“珞珈賦酒”包裝內所附文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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