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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第一位戰地攝影記者被槍決始末
沙飛
沙飛，解放軍第一名專職攝影記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位新聞攝影機構的第一任領導者，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個提出攝影武器論的人最後卻因“沙飛目無法紀殺害人命，軍法處判決處以極刑”。
“沙飛”誕生
沙飛原名司徒傳，祖籍廣東開平。1912年5月5日，出生於廣州一個藥商家庭。1926年，14歲的司徒傳在無線電學校畢業後毅然從軍，在北伐軍中當電臺報務員。他隨軍先後去了上海、寧波、濟南、北京等地。北伐勝利後，他在廣西梧州軍用電臺工作了3年。1935年6月，司徒傳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9月，司徒傳離開汕頭，來到上海。從此，他開始用相機記錄中國現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間。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覽會舉行，司徒傳見到了敬仰已久的魯迅併為之拍照。10月28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司徒傳的作品《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展會場裡》。
司徒傳拍攝的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覽會的照片，刻畫出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軒昂氣質，成為魯迅留在人們心中永遠的肖像。這是沙飛拍攝的第一組新聞照片。他一舉成名!這組照片奠定了他作為職業攝影家的基礎。
沙飛夫婦與兩個兒子
1936年10月19日，司徒傳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後驚呆了，隨即背上相機，直奔魯迅寓所。他默立在魯迅遺體前，深深鞠了三個躬，然後打開相機，連按了幾下快門，用相機記錄了魯迅的最後形象。
司徒傳為發表魯迅的照片，要起一個筆名。他熱愛祖國、嚮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於是，“沙飛”從此誕生!他以沙飛的筆名把照片投寄給上海、廣東各大報刊。《作家》“哀悼魯迅先生特輯”、《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時代畫報》《光明》《文季月刊》先後刊登了署名沙飛的《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魯迅遺容》等照片。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飛的第一個個人攝影展覽在廣州長堤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紀念魯迅的照片26幅。有人形象地說：“魯迅先生走了，攝影家‘沙飛’誕生了。”
1937年10月，沙飛在河北阜平，經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批准，加入八路軍，並正式由司徒傳改名為沙飛，成為人民軍隊第一位專職新 聞攝影記者。12月，到晉察冀軍區《抗敵報》編輯部任副主任。
參加八路軍不久，沙飛就和戰友一起創立了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攝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新聞攝影科成立，沙飛任科長。這是根據地最早的新聞攝影機構。
1938年12月，為了更好地發揮新聞攝影的宣傳作用，沙飛萌發了舉辦戰地攝影展的想法。於是，他和戰友們緊張籌備，把一年多來拍攝的晉察冀邊區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類照片底片印成小樣片，貼在馬糞紙上，再縫在長條布上，掛在了軍區駐地平山縣蛟潭莊的大廟裡。1939年元旦，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攝影展覽正式推出。八路軍官兵和周圍數十里村莊的群眾爭相前來觀看，受到極大震撼。聶榮臻觀看展覽後高興地說：“照片形象鮮明真實，戰士和老鄉們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教育工具，要是能夠放大，群眾會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影展結束後，聶榮臻還派人將照片送到延安和重慶，受到毛澤東的讚賞。
影展取得成功後，沙飛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實聶榮臻的指示，擴大新聞攝影宣傳教育的效果。於是，他大膽地提出了創辦畫報的設想，得到了聶榮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20日，首試出版《時事專刊》，喜獲成功。5月1日，晉察冀畫報社在平山縣指角溝村正式成立，沙飛任主任，全社100餘人。6月，沙飛加入中國共產黨。
為了出版《晉察冀畫報》，沙飛連續工作，累得吐了血。7月1日，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問世了，為黨的21歲生日獻上了一份厚禮。畫報內容新穎，圖文並茂，共發表新聞照片150幅，其中沙飛一人作
品就有82幅。隨後，《晉察冀畫報》創刊號正式出版發行了1000冊，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發送到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重慶、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各單位、其他抗日根據地及蘇聯、美國、英國、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引起了強烈反響。
截至1948年，畫報社在6年時間裡共出版《晉察冀畫報》13期，還出版了《解放畫刊》《時事專刊》《旬刊》等17種畫報、67萬餘冊讀物，面向國內外發行。此外，沙飛還先後派人協助各抗日根據地創辦了《冀熱遼畫報》《冀中畫報》《人民畫報》《山東畫報》等。這些畫報和讀物的出版發行，對鼓舞抗日軍民鬥志，分化瓦解敵軍，爭取國際支援，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2年槍林彈雨的歲月中，沙飛以相機為武器，視攝影為生命。通過攝入鏡頭裡的一幅幅畫面，見證了祖國遭受的苦難，謳歌了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戰。他用數以千計的作品樹起了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座豐碑。沙飛不僅用影像記錄歷史，而且還特別注重對攝影底片的保存。自創立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攝影工作室之日起，沙飛就要求攝影工作者要把照片底片當做生命一樣看待。他經常強調：“攝影底片是畫報社的命根子，是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與日寇浴血奮戰的縮影，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實行‘三光’政策的歷史見證，是教育子孫後代的珍貴資料。”當時，沙飛還專門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
1948年5月25日，晉察冀畫報社、人民畫報社、冀中畫報社三社合一，成立華北畫報社，沙飛任主任。
沙飛的鏡頭下有白求恩，有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等等。
沙飛反映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為八路軍救死扶傷的照片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飛的女兒王雁說：“父親生前還有一位要好的國際朋友，就是白求恩先生。他拍攝了《戴著八路軍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與晉察冀邊區軍政首長合影》《白求恩和八路軍戰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軍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衛隊員合影》等照片。
“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職後，在遺體告別時，人們無不痛哭失聲，就連身經百戰，親眼看過無數親密戰友傷亡，曾經以‘鐵石心腸’自稱的聶榮臻將軍也潸然淚下。父親一邊流淚一邊撳動快門，拍下了這些動人的歷史鏡頭。白求恩在遺囑中要求，將他心愛的柯達相機贈給沙飛同志。後來，白求恩送給父親的柯達相機和盛放著他所拍攝的魯迅先生生前最後留影底片的小鐵盒子，總是隨身帶著，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沙飛結識白求恩實屬巧合。1938年5月，沙飛因為身體不好，住進山西五臺縣耿鎮河北村的晉察冀軍區衛生部衛生所休養。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領醫療隊從延安到達五臺縣金剛庫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正在住院的沙飛得知白求恩來到軍區後，便借了一匹馬一路揚鞭趕到司令部，拍下了第 一張白求恩的照片。
在晉察冀軍區期間，白求恩致力於改進八路軍的醫療和戰地救治工作，組織製作多種醫療器械，給部隊醫務人員傳授醫療知識和技術。編寫醫療圖解手冊，舉辦醫務幹部實習周，加速培養衛生幹部。在他的推動下，軍區後方醫院被評為“模範醫院”。
1938年9月15日，聶榮臻等人參加了晉察冀邊區模範醫院落成典禮。那天，身著八路軍服裝的白求恩顯得格外精神，沙飛拍攝了不少珍貴鏡頭。沙飛住院期間，與白求恩有過幾次接觸，他用並不流暢的英語同白求恩進行交流。白求恩也是―位攝影愛好者，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為摯友。沙飛給白求恩講述的大多是中國軍民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給予沙飛更多的是精神和藝術的啟發。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傳來，沙飛十分悲痛。他立即前往醫院，為白求恩拍攝遺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靜靜地躺在床上，頭髮有些凌亂，臉頰顯得瘦削，身上蓋著一床舊軍被。
在1942年7月出版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上，沙飛精心選編了一組“紀念國際反法西斯偉大戰士諾爾曼?白求恩”的專題攝影報道，以表達中國人民對白求恩的緬懷之情和他對異國戰友的深切懷念。
目前中國保留的白求恩參加抗戰的照片，都出自沙飛之手。
1980年5月，在中日之間掀起了一股“中國元帥與日本小姑娘”的熱潮，其根源是沙飛40年前拍攝的照片《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
1940年8月，百團大戰打響。21日，八路軍在攻打日軍佔據的河北井陘煤礦戰鬥中，搶救出兩名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和美子。
美穗子姐妹倆很快被送到了前線司令部，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聞訊後前來看望。他安排一名戰士給5歲的美穗子做“保姆”，並給不滿週歲的美子找了奶孃。聶榮臻原想收養她們，經再三考慮還是覺得送回日本為好。為安全起見，聶榮臻專門給駐守在石家莊的日軍軍官寫了一封信。8月25日，他派老鄉用籮筐挑著兩個小姑娘，一村又一村，採取接力方式送到駐守石太線微水車站的日軍手中，後由微水車站副站長岡部義太郎將姐妹倆送到石家莊。日軍收到兩個孩子後，給聶榮臻回信表示感謝。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國雄從石家莊將她接回故鄉――日本宮崎縣都城市。妹妹美子因病死於石家莊石門醫院。
百團大戰開始後，沙飛一直跟隨部隊參加戰鬥，聶榮臻擔心他在前線有危險，專門去電將其召回隨司令部行動。沙飛剛回到司令部，就目睹了聶榮臻照顧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他敏銳地拍攝了20多張珍貴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沙飛曾對戰友說：“這些照片幾十年後發到日本，可能會發生作用。”
沙飛的預見，40年後得到了驗證。1980年5月29日，《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刊登了姚遠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裡?》和沙飛當年拍攝的《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一組照片，將這段往事公之於眾。
第二天，日本一些報紙就報道了這則消息。此事在中日兩國引起極大反響，廣大讀者對聶榮臻在40年後還記掛著日本小姐妹非常感動，並十分關注美穗子姐妹倆的命運，紛紛給報社寫信或打電話提供線索。經過多方尋找和詳細核實，《讀賣新聞》記者終於在宮崎縣找到了美穗子。當時的美穗子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和丈夫經營著一個五金商店。美穗子也看到了報紙關於尋找她的報道，心情格外激動。她立即給聶榮臻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感謝當年救命之恩，並希望能早日到中國，當面致謝。
1980年7月10日，恰逢美穗子44歲生日，她帶著一家人如願來到了北京。年過八旬的聶榮臻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美穗子一家。
上面為沙飛的攝影作品
美穗子一家還特意來到河北井陘礦區參觀訪問，並贈送沙飛家人一張全家福照片，表示對沙飛的感謝之情和深切懷念。
悲劇發生
1948年5月，沙飛因肺結核住進位於石家莊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以下簡稱和平醫院)，給他治病的是日本醫生津澤勝。
1949年12月15日，悲劇發生了。這一天，在按照沙飛要求診病之後，津澤勝給他開了兩種藥。當津澤勝轉身出門，剛走於兩三步時，沙飛對著他開了兩槍，津澤勝頓時倒在門口。緊接著，沙飛又從床邊走到津澤勝跟前，對著他的頭開了一槍，打中腦門正中。
筆者同事郝建的父親郝德貴，1949年6月參加解放軍，離休前任269醫院政委，當年他在和平醫院擔任沙飛的護理員。郝老回憶了沙飛住院、誤殺津澤勝和被執行極刑的全過程：
認識沙飛是在1949年，那時我還不滿，13週歲，是當時華北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年齡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內科)當看護員。這裡住的病人都是師團職幹部，病人中沙飛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時，他帶有2名警衛員，一看就是個大幹部，還聽說他是畫報社主任，我們都叫他沙主任。他隨身帶著照相機，桌子上還擺著一個留聲機，當時我對這些東西都很好奇。
由於歷史原因，當時我軍醫院中有不少日籍醫護人員，僅和平醫院日籍人員連同他們的家屬就有200餘人，他們分佈在醫院各個科室，津澤勝就是其中一個。津澤勝時任和平醫院一部主任醫師，他工作嚴謹，認真負責，在病人中頗有聲望，沙飛當時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這一天，正處農曆大雪時節，天氣陰冷。病人開過午飯後正在午休，突然從對面病房傳來兩聲槍響。正當我驚魂未定時，“啪!”又響了一槍，當時我被這連續的槍聲驚呆了。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稍微鎮定後，我開門出去了。這時候走廊裡已有不少人，醫生和護士長他們正在忙著把津澤勝抬上擔架緊急送往手術室，機關來的人吩咐要保護好現場，協理員和幾個病人正在圍著沙飛說些什麼。只聽沙飛不住地說：“人是我打死的，我負責，他暗殺我，我有證據。”
事後，我聽警衛員講了事情發生的經過。
午飯後，沙飛顯得十分煩躁，在病房裡坐臥不寧。警衛員催他午休，沙飛卻不耐煩地說：“不忙，你去把給我治病的津澤勝喊來，我有事找他。”
不一會兒，門外傳來腳步聲，沙飛從床上站起來。門開了，進來的是警衛員，他對沙飛說：“津澤勝大夫一會兒就來查房。”
過了一會兒，門被推開了，這次先進來的是津澤勝的女助手張富雲醫生，然後進門的是津澤勝。進門後，張醫生站在沙飛的右側，手裡拿著病例夾子不時地記錄沙飛回答津澤勝查詢的病情，兩個警衛員侍立兩旁。沙飛表現得極度狂躁不安，他極不耐煩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著津澤勝對於痾情的詢問。有時答非所問，有時拒不作答，令津澤勝十分尷尬，只好暫時離開病房。
不料津澤勝和張富雲剛走，沙飛又要警衛員李有志把津澤勝找回來，說有要緊的事。
李有志回來了，津澤勝緊跟其後，進門後回身把門帶上，剛轉過身來未及說話，只見沙飛的右手飛快地從褲 兜裡掏出手槍朝津澤勝連開了兩槍。這兩槍射出的子彈一發擊中津澤勝的前額，一發在他的左邊擦肩而過，津澤勝當場倒在地上。此時，兩個警衛員都驚呆了，一齊前來奪沙飛手中的槍，沙飛猛地轉過身來，將槍口對著警衛員，趁其不備，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殺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飛趁警衛員被他撞得後退數步之際，又湊到津澤勝近前，朝津澤勝的額部正中又開了致命的一槍。這時，兩個警衛員一齊向沙飛撲過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奮力奪下他手裡的槍，然後一人留在現場，一人飛快跑到院部報告。
津澤勝遭槍擊後，被醫護人員迅速送往手術室搶救。消息瞬間傳遍了全院，傳到北京，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震驚了，同時也在日籍人員中引起極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領導迅速抽調人員組成精幹的搶救班子，一面爭分奪秒搶救津澤勝，一面抽調幹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員的安撫工作，穩定他們的情緒。
為了搶救津澤勝，軍區調派專機從北京送來了最優秀的外科專家和最好的藥品。全院人員都企盼著能從死神手裡早日奪回津澤勝的生命，醫院播音室不斷向全院報告津澤勝的病情。當人們得知打入津澤勝顱骨的子彈意外掉出時，彷彿看到了一線希望，盼望著奇蹟的出現，然而終因津澤勝傷勢過重搶救未獲成功。
1950年新年過後，《華北解放軍報》刊登了華北軍區政治部關於開除沙飛黨籍的決定。2月24日，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下達判決書，判處沙飛極刑。《華北解放軍報》還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員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張南生、張致祥共同簽署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訓令》昭告全軍。
3月4日，在和平醫院操場召開了對沙飛的宣判大會。判決書大意是，沙飛因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津澤勝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懷疑對他有謀害行為，查無任何根據，純屬臆想，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違犯了國家法律，違反了黨的政策和軍隊的紀律，特別判處沙飛極刑，以嚴肅法紀而保障人權。隨後，沙飛被執行極刑。
在沙飛人生的最後歲月有一件必須交代的往事。被關押期間，監守人員搜查時，從沙飛貼身的襯衣上兜中，發現了用蠟紙或者說防潮紙層層包裹的魯迅遺像底片。監守人員要拿走，沙飛死死地捂住衣兜，並大吼：“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參加革命前自己的東西!”監守人員當即向上級彙報了這一情況。上級派來一名幹部和沙飛講道理，讓他自己拿出來查驗一下，如確係照片底片，可以允許帶在身上。沙飛這才拿出來當場查驗，確係魯迅生前最後留影的底片，又還給了他。
沙飛走後，他的遺物被拿到了華北畫報社(解放軍畫報社前身)。戰友吳群、李遇寅發現沒有魯迅的底片時，立即寫信追問底片的下落。他們都知道。沙飛對魯迅底片很珍愛，用紙單獨包好每張底片，再把十幾張底片放在一個小鐵盒裡。13年來，他一直把這個小鐵盒放在上衣口袋裡。
1950年4月5日，負責關押沙飛並行刑的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保衛部就魯迅底片回函：“關於沙飛所攝製之魯迅先生的底片，來時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給別人遺失。當時負責檢查的同志認為那是和他的案情無關的東西，為了照顧他的情緒，就交給他了。但最後處決他的時候，由於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這回事，沒有給他要過來。可能是在他身上放著埋葬起來了。”
數年後，沙飛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飛的墓地。但由於沙飛死後，墓地經過兩次遷移，一直沒有找到。
後記
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與沙飛有著特殊的感情，華北軍區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就出自沙飛之手。處決沙飛對聶榮臻來說是個艱難的選擇。
沙飛槍殺津澤勝事發後，如何處理沙飛的請示很快送到了聶榮臻的面前。沙飛的生死大權要由聶榮臻來決定。聶榮臻當時存有疑問，他當即提出：“沙飛精神是否正常?”
聶榮臻希望能夠找到證據。但由於沙飛是間歇性發病，其神經正常時，思維、言行與常人無異，書信也字跡清楚、文筆流暢。調查結果終於報了上來：“沙飛在醫院檢查神經健全。”最終，聶榮臻考慮到國際影響及中日兩國的關係，無奈地作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揮淚斬馬謖，厚葬沙飛，他貢獻大。”
沙飛果真“神經健全”?事隔多年後，許多當事人提供了相反的事實和結論。沙飛生前的護理員郝德貴回憶：
沙飛住院後情緒極不穩定，性情變得古怪多疑，有時甚至狂躁不安，這種現象下午為重。
在我的記憶中，沙飛對日本侵略者無比仇視，每當談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時，他恨得咬牙切齒。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腔怒火和他的憤恨心情，對於沒經歷那場災難的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為他治病的津澤勝也不例外。
進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衛員陪沙飛在院子裡散步，他忽然問我：“小鬼，你說津澤勝是不是好人呢?”我當時想，他怎麼會問這樣奇怪的問題呢?於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是好人。”沙飛聽了很不高興，生氣地說：“你這個小鬼太單純了，看問題太片面，你要學會辯證地看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比如津澤勝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曬太陽，這表面上看是為了病人好，但是隻是想通過散步消耗我的體力，通過曬太陽，利用紫外線殺傷我的細胞減少我體內的抵抗力。這就好比他平時給我透視照相一樣，想利用放射線殺滅我體內的細胞，藉此達到他殺人的目的是一樣的，你怎麼還說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衛員看他越說越離譜，情緒越來越激動，趕緊把話題岔開，勸他回病房休息。回來後，我把沙飛的情況向醫生作了彙報。
沙飛事件發生近半個世紀後，在其親屬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經由專門的精神病研究機構對沙飛的病案反覆論證後。作出診斷：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沙飛的家屬對該案多次提出申訴，要求再審。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數年調查，複審查明：沙飛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槍殺日籍醫生津澤勝，其行為不能自控，不應負刑事責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軍區軍事法庭為沙飛錯案平反，撤銷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決。6月11日，北京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恢復沙飛黨籍。
沙飛沒有被歷史忘記。1981年初，《中國攝影》雜誌發表了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長蔣齊生的文章《沙飛――開創中國人民革命攝影事業的攝影革命家》一文，追憶了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攝影家沙飛。
1992年，中國新聞攝影學會等單位聯合舉辦了沙飛誕辰80週年紀念活動。此後，沙飛攝影展與觀眾見面。
2004年5月20日，在石家莊市雙鳳山陵園舉行了沙飛銅像揭幕儀式。人民日報社、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畫報社、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魯迅博物館、北京軍區戰友報社、石家莊日報社等單位的代表，沙飛的老戰友、全國文聯zhu席周巍峙，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中國攝影家協會zhu席邵華等人，還有沙飛的5個子女及親友參加了揭幕儀式。
此時沙飛離開我們61年了，但他反映中國革命的不朽攝影作品卻永遠留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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