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出現過很多的思想家，他們都各自形成了思想，同時也是形成了一個流派，他們的這些思想影響著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人文、發展、科技等等，就比如我們知道的孔子啊，那麼就讓我們看一看他們各自都代表了什麼學派？
儒家——孔子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製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繫。“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法家——韓非子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儘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併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鑑、利用。
兵家——孫武
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華民族燦爛的古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曆代軍事家對戰爭決策、指揮、統籌及其規律方面的理性認識的總和。
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學的管理觀點，它既把政治、經濟、軍事、天文、地理、國際關係等各種客觀因素作為決定勝負的條件，並把它們看成是相互關聯的管理決策的統一整體同時又把戰爭主觀指導，即主體的決策、指揮、組織、運籌等軍事理素質(所謂的“將能”、“將才”)作為一項基本因素，並由此而引出爭取戰爭勝利的一系列戰法。
關於計謀(戰略)的論述，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內容最豐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許多帶有規律性的原則，是至今仍必須遵守的。許多名言已成為膾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諸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先計後戰”，“遠交近攻”，“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以眾擊寡”，“兵貴勝、不貴久”，“兵貴神速”；“兵貴其和，和則一心”，“三軍一人，勝”，“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密察敵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等等。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運用的一些基本原則，與現代科學理的理論，不僅基本精神一致在語言上也有明顯的淵源關係。
道家——老子
在中國，儒道經常是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儒家主張“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條件允許便積極奮鬥，遇到阻力，便拐個彎走，退居山林。所以，道家的“避世”、“無為”，恰恰反映了中國文化的柔韌一面，可以說對儒家思想是個補充。
道家以道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則，認為天道無為，道法自然，據此提出無為而治、貴柔守雌、以柔克剛等政治、軍事策略。
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還要龐雜。老子的思想主要是“無為而治”和“小國寡民”；莊子逃避政治，並且是無君論的宗師；楊朱是“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黃老道家在繼承老子“無為而治”的同時，又雜糅了其他學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權術；魏晉時期的阮籍和嵇康實踐了政治上的個人不服從主義，此後，道家對政治的看法轉化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對此不熟悉，故略之。
西方政治學中有這樣的觀點：“政府充當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老子的無為而治與此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時，老子的“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與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有許多相似之處，但老子的無為是對專制政府的告誡，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從自由民主的理念而來。老子的“小國寡民”說的是古代社會自然村落的狀態，不過卻和現代社會的自治理想有許多相似之處。
人們對道家還有一個誤解，那就是權謀的代表，其實權謀雖然和道家思想有關，一開始卻是法家的專利。後來黃老道家將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謂的人主南面之術。不過黃老道家將無為而治的思想發揚光大，主張清靜自定，漢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榮都與黃老道家有密切的關係。
墨家——墨子
儒家講以德治國，崇尚模範作用；墨家走極權主義治國道路，崇尚服從上級(尚同)。(“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這話大家恐怕很熟悉，就是來自墨子。
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戰國初期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貢獻的自然科學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子創說，學術空氣十分活躍，湧現出了許多思想家和科學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學派。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爭議。《史記·孟荀列傳》說他是宋國的大夫。《呂氏春秋·當染》則認為他是魯國人。也有文章相傳他原為宋國人，但後來長期居住在魯國。墨子可能屬於當時的“士”階層，但他本人曾經當過製造器具的工匠，具有豐富的生產工藝技能。據說，他製作守城器械的本領比歷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魯班還要高明，曾經在楚惠王面前與魯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術，結果鬥敗了魯班。
相傳墨子初學於儒術，但由於不滿儒術所提倡的繁瑣的“禮”，學習大禹刻苦簡樸的精神，因而自立新說，創建了墨家學派。墨子的學說對當時的思想界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墨家學派是儒家學派的主要反對派。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為扶危濟困的正義事業而奔忙，班固《答賓戲》中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說墨子像孔子一樣為天下事而終日奔勞，連將席子坐暖和將爐灶的煙囪染黑的功夫都沒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長期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宣傳他的政治主張。
相傳他曾阻止強大的楚國進攻弱小的宋國，實施“兼愛、非攻”的主張。後來魯陽文君要攻打鄭國，墨子知道後又前去說之以理，說服魯陽文君停止攻鄭。他“南遊使衛”，宣講“蓄士”以備守禦。又多次訪問楚國，獻書楚惠王。但後來他拒絕了楚王賜給他的封地，離開了楚國。
墨子晚年來到齊國，企圖勸止項子牛討伐魯國，但沒有成功。越王邀請墨子作官，並許給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聽吾言，用我道(聽我的勸告，按我講的道理辦事)”作為前往條件，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思想主張。
墨家學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廣大小生產者、小私有者階層的利益。墨子的學說，如“天志、明思”等仍脫離不了殷周的傳統思想，但賦以了“非命、兼愛”的內容，以反對儒家的“天命”和“愛有差等”的思想。墨子認為，“執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極力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不應有親疏貴賤之別。他更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獻身精神。
他的“非攻”思想，體現了當時人民反對掠奪戰爭的意向。他提出“非樂”、“節用”、“節葬”的主張，反對當權貴族的“繁飾禮樂”和奢侈享樂的腐朽生活。他意識到了勞動人類生活的基礎，提出強調重視生產和“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的主張。在政治上，他主張改善勞動者和小生產者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提倡“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並且提出“尚賢”和“尚同”的觀點，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艱苦實踐、服從紀律”，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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