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理解，才能關心；惟有關心，才能幫助；惟有幫助，才能都被拯救。”（Only if we can understand, Can we care; Only if we care,Will we help; Only if we help, Shall all be saved.）
珍·古道爾的這句名言，頻繁被環保主義者引用，而這世上像她一樣為保護瀕危物種而汲汲奔走甚至奮鬥終生的人，卻寥寥無幾。
兒時，在母親的影響下，她就開始像對待朋友一樣對待動物。她剛滿週歲，倫敦動物園首次降生了一隻小猩猩，母親給她買了一個蓬鬆玩具黑猩猩，取名“朱比裡”，以示慶祝。有一次，花園裡的幾隻蚯蚓就被她撿到床上，和她一起睡覺。母親並沒有斥責她的古怪與瘋狂，而是小心翼翼地將這些小動物放回它們自己的家。
等她又長大了一些，母親買來《泰山》（Tarzan）和《怪醫杜利德》(Dr. Dolittle)這些書給她讀，這讓她更加熱愛大自然，也知道了原來人與動物可以平等交流。她家養了條狗叫Rusty，是她的玩伴，“第一個教會我動物也有人格和喜怒哀樂”，珍·古道爾說。
平素，她喜歡在外婆家伯恩茅斯的鄉間遊走，觀察築巢的小鳥、把卵囊揹著走的蜘蛛、在樹木間追逐嬉戲的松鼠，就這樣，安靜而充實地度過了風華少年時。
高中時的珍·古道爾
由於家境清貧，負擔不起高昂的學費，珍·古道爾高中畢業即走向社會，到倫敦接受秘書培訓。這段經歷，使她擁有了處理繁雜事務的耐心與能力，也為後來她成為路易斯·裡奇（Louis Leakey）的秘書打下了基礎。
那是1957年，這個沒有學術背景且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姑娘，憑藉一腔熱忱隻身來到肯尼亞，找到國家博物館館長、古人類學家路易斯·裡奇，“只是想和他談一談動物”。裡奇非常欣賞她，延請她擔任秘書，協助自己研究自然與生物。
路易斯·裡奇（左）與珍·古道爾
1960年，珍·古道爾在裡奇的支持下來到坦噶尼喀湖畔的貢貝河自然保護區開展黑猩猩研究，剛開始時，工作異常艱難。
“黑猩猩是一種非常害羞的動物，每次見到我都會迅速閃開。它們會瞥一眼我這個來到他們地盤的‘白猿’然後消失蹤跡”，她說，“我總是垂頭喪氣地回到營地，擔心經費用完，更害怕會令裡奇失望。但是每次我還是帶著決心重新回去。”
為求得黑猩猩們的認同，古道爾力求保持和它們一致的生活習性：她在林中露宿；吃黑猩猩吃的果子；甚至像黑猩猩一樣爬樹，在林間行動。
整整15個月過去了，黑猩猩們終於對她放鬆了戒心。她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一隻母猩猩，模仿黑猩猩的叫聲和動作，小心翼翼、一點一點地靠近猩群，並最終贏得了它們的信任。
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珍·古道爾取得了許多驚人的發現。例如，她發現黑猩猩能夠選擇和加工工具，用來從蟻巢中捕捉螞蟻，這一發現打破了長久以來“只有人類才會製造工具”的觀點。她還發現，黑猩猩能夠表達與人類比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憤怒、傷心及恐懼。
雖然她沒有本科學位，依靠裡奇的推薦，劍橋大學還是於1965年破例錄取了她攻讀博士學位。
伴隨著漫長的研究生涯的，還有更加漫長的孤獨生活。
在她剛剛踏入叢林的時候，母親親赴非洲，陪她度過了最初的幾個月。1964年，她與荷蘭野生動物攝影師雨果·範·拉維克（Hugo van Lawick）結婚，三年後他們有了一個兒子。
然而，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八年，身為攝影師的丈夫需要到處奔走，而她卻不能放棄研究。
珍·古道爾與她的第一任丈夫雨果·範·拉維克
珍·古道爾為人稱道的，不僅僅是她的研究成果，還有她對動物保護和環保事業幾十年如一日的執著精神。
1986年，芝加哥科學院舉辦“瞭解猩猩”研討會。當珍·古道爾乘坐飛機經過貢貝國家公園上空時，她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自己熟悉的貢貝國家公園依舊鬱鬱蔥蔥，但公園周圍黃沙飛舞，所有的樹都被伐光。
“那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還是一直待在貢貝研究黑猩猩，非但不能保護它們，反而會讓它們的數量越來越少。”她說，“我可以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犧牲自己，可是如果我們的下一代無法勝任這個工作，那麼我們的努力都毫無用處。”
1991年，珍·古道爾啟動了“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通過這個平臺，讓更多的學生和社區成員投入到關心環境、關愛動物和關懷社區的行動中來。目前，“根與芽”已經成為全球最具影響的面向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項目之一。
許多青少年問她，該如何去保護動物，該如何改變世界，她答道：
“去做吧，做出改變，改變自己，影響自己的父母。如果我們都能一起努力，將理念傳播給更多的人，世界就會變得更好一點。這就是讓我一直堅持下去的原因，想想看，即使你只是做出微乎其微的改變，又怎麼能停下來呢？”
以下是我對珍·古道爾的採訪：
動物與人同等重要
能否介紹一兩隻您為之命名的、與您關係親近的黑猩猩？
珍·古道爾：所有我遇到過的黑猩猩都是我非常珍愛的。如果非要讓我選擇一個，我想我會選灰鬍子大衛(David Greybeard)。它是我剛到坦桑尼亞時候遇到的，那時候我還是一個新手，所有的黑猩猩都會在我靠近它們時跑掉。它是最初那幾只讓我意識到它們會製造、使用工具且吃肉的黑猩猩之一，那是當時我在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發現。這些特點是之前被認為只有人類所擁有的。
通過觀察黑猩猩之間的交流方式，您覺得他們的方式對於人類交流來說是否有啟發呢？
珍·古道爾：通過對黑猩猩的研習，我發現它們與人類並無特別大的差異。跟人類一樣，黑猩猩有非常獨特的品行和習性，它們通過聲音來溝通，除此還有非語言類交際方式，例如手勢示吻，握手及相互擁抱等。彼此合作非常高效，在捕獵中同樣適用。它們能夠表達與人類比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憤怒、傷心及恐懼。這些交流上相似性能夠進一步挖掘我們的相互關聯性。不僅是黑猩猩與人類之間的相似性，還有與其他物種之間的。
承認人類並非是唯一可以表達自己情感的物種，是一種謙遜的態度。
為了研究黑猩猩，您在非洲度過了三十八年的野外生涯，失去了很多常人本該有的快樂。現在回想起來，您會後悔嗎？
珍·古道爾：我承認那時（身處非洲）的確錯過了很多事情。但是能夠實現去非洲的夢想，能夠沉浸於對黑猩猩生活的研究這讓我覺得一切都值得。我得到了我母親的支持，裡奇博士的幫助，以及很多人的鼓勵。我學到了關於黑猩猩的知識，關於人類及我們身處環境的認識。
珍·古道爾與黑猩猩灰鬍子大衛
“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動物做食物”
作為一名動物保護主義者，您對於“素食主義”怎麼看？
珍·古道爾：作為一個素食主義同胞，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稱讚的行為，且對人的健康有益。當我在寫《希望的收穫》（Harvest for Hope）一書的時候，我學到了很多關於肉對人身體的作用，比起肉食來，人的身體更適應素食。同樣在我們的社會里，肉類加工工業是當今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誘因。動物生存所食用的激素和抗生素大大地影響著人類的健康。因為我常年在外旅行, 吃純素對我來說比較艱難，但是自從吃素之後我感到精力更充沛。
假如您身在野外，處於極端飢餓的狀態，身邊只有一隻死去的黑猩猩，您會選擇吃掉它嗎？
珍·古道爾：我知道這個場景不會發生。在野外可以找到許多可食用的植物、果實。在研究黑猩猩的時候我注意到他們尋找食物、處理堅果、使用工具釣螞蟻的許多方法。只要當時的環境是真實的，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動物做食物。
不知您是否知道，中國廣西玉林市會有個“狗肉節”，在中國有很大的爭議。有人說狗是人類的朋友，不能食用；也有人說如果這些狗不是寵物狗，而是像牛、羊、豬一樣只供肉用，食用起來就不值得譴責。對此您怎麼看？
珍·古道爾：我從中國根與芽的同事聽到了這個消息。我很高興在中國大家開始討論動物福利的問題，並且用行動帶來改變。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如果別人不同意你的觀點，你要去傾聽別人的意見；如果忽視別人的意見，不與別人對話，很多事情就不會有結果。
同時，希望人們理解對話不是無休止的爭辯甚至暴力行為，我相信合作和協商更有助於解決問題。改變人的行為和態度需要時間，這就是教育十分重要的原因。
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在中國已經開展了20年，從2004年起根與芽北京辦公室開始了動物福利教育項目，我們與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合作培訓了300多人次的教師，成千上萬名學生聽到了動物福利的課程。
在中國，有些動物保護主義者非常積極。有時，當他們提前得知有運送狗去宰殺的車輛行經某個路段，會去半路攔截（有時甚至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當您得知這種事情發生，會去救助嗎？會採用什麼樣的救助方式？
珍·古道爾：我認為更好的選擇是聯繫政府部門，就像之前說到的，如果處理得當，別人應該會去傾聽你的說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類、動物、環境相處和諧的未來需要法治的支持，也需要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關愛。
您對於“朋友”是怎樣定義的呢？您認為人和動物之間會存在“友誼”嗎？
珍·古道爾: 我認為隨著更多人養寵物，照顧它們，把它們當做家庭成員的一部分，人與動物之間的紐帶關係變得越來越強。但是這種友愛應是對所有動物都平等的，無論是對野生的還是家養的，大的或小的。
我認為所有動物都應受到重視，無論是最小的昆蟲還是最大的哺乳動物，他們都是我們生態系統中的一份子。如果亞馬遜河的一個小昆蟲滅絕了，不會有很多人知曉或關注。但是或許那種昆蟲是某類生物或鳥的獵物，他們也會因此而滅亡；而這種鳥或許在散播一些不同植物的種子方面起關鍵作用，這樣一來，隨著這種鳥的消失此類植物也會無法繼續繁衍，如此類推。昆蟲對於農業很關鍵，他們是傳粉的媒介且防止害蟲。因此，人類需要意識到自身與地球上生物之間各種微妙的關係。
“我對未來非常樂觀”
相比於野生動物，現代人似乎讓自己變得越來越不自由，您對此怎麼看？
珍·古道爾：隨著人類不停的探索和發展，尤其在技術領域，在很多方面的積極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們也慢慢地對這些先進的技術產生更多的依賴，人們花更多時間在電腦上。隨著人類進步，我們變得過於受刺激，在生活中製造更多的壓力，以至於忘記真正重要的一些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嫉妒動物，他們沒有像我們這樣面臨那麼多的問題。
“根與芽”（Roots&Shoots）這個組織在中國已經成立二十多年了。您對於它在中國的發展寄予怎樣的希望？怎樣能夠參與到這項活動中來呢？
珍·古道爾：1994年，中國第一個根與芽小組在北京京西學校建立。我相信根與芽項目在青少年環保教育和發展社區積極影響力方面做得很好。我認為兒童可以激發改變，成為有激情的領導者，且能夠以他們為中國環境，野生生物及社區做出的貢獻而自豪。我希望中國能更加珍惜環境，意識到不要以犧牲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方法為代價來發展經濟。
珍·古道爾與中國志願者
您認為人類的文明是什麼樣的方式，才能實現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境界呢？
珍·古道爾：我終年在外奔走就是想為人類傳達這樣的信息。我認為人類社會需要認識到哪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意識到他們的一些選擇會對環境和動物造成的影響。諸如你吃什麼，你如何旅行，你的穿戴。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相互連通的，我們生存在一個脆弱，但恢復能力很強的自然環境裡，但是人類的很多行為都是作用於那些不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之上。
您已經八十多歲了，依然在為公益、為動物保護而奔波。是什麼力量讓您一直堅持到現在？
珍·古道爾：自從離開貢貝國家公園，我一直都在旅行。最初是戰爭、汙染和野生動物世界被破壞，促使我開始這趟旅程。但不是這些原因使我持續下去。
在1991年第一個“根與芽”小組在坦桑尼亞成立。當時有12個學生找我討論環境問題，想知道有什麼他們可以做的。這些人中的一個後來為坦桑尼亞環境署工作，另一個成為了坦桑尼亞根與芽辦公室的總幹事。從他們和其他許多年輕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和熱情，這些希望將會創造一個綠色的未來。這也是我希望大家支持和關心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的原因，你們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教育和鼓勵更多年輕人，帶來更大的改變。
對於人類的環境與未來的發展，您是否持樂觀的態度？
珍·古道爾：非常樂觀！對於同樣支持這一事業的活動家和科學家，他們的進步和堅韌不懈我感到非常驚喜。如同此刻，當人們告訴我他們如何深受我工作的影響，告訴我他們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聽到孩子們講的故事，我總是感懷至深。最初成立根與芽，我相信兒童能夠創造積極改變，對於阻力表現出無畏，我也看到全世界很多根與芽小組都是這樣做的。
從我開始研究黑猩猩，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我非常確信我們可以繼續前進，人類和自然可以和睦相處。現在，我們通過大的或小的選擇做出改變，如果我們能夠在生活中自覺留下最小的生態足跡，如果我們按需購買並且在購買時能夠考慮人與動物、環境的和諧共生，我們能夠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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