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是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殷海光滿腹經綸，激情洋溢。他有嶙峋的風骨，也有獨立的人格。作為思想家，他深邃冷靜，鞭辟入裡；作為一個人，他堅強不屈，鋒芒畢露。
在常人眼中，殷海光只能算個失敗者，兩袖清風，無官無職，然而，面對厄運，他絕不屈服，以死抗爭的行為卻令後人為之動容，為之肅然起敬。
關於殷海光，林毓生下面這段話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殷先生生命中追求的目標是否達成，似乎不是最緊要的事，他追求奮鬥大仁大勇的精神是永恆不朽的。殷先生在天有知也一定會同意我這個看法。因為殷先生一生為學術、自由、正義的奮鬥實導源於人性中最真實的成分，只要人性本身是永恆的，這種精神也是永恆的，至於世界上的成敗，都是不相干的事。換句話說，如果殷先生在乎世間的成敗，他也就不會對自己的理想那樣堅定不移。”
殷海光曾對他的學生說：“一個思想家的責任，就是告訴群眾如何不受欺騙。”殷海光的著作和言行表明，他正是這樣的思想家。
殷海光晚年曾對弟子說：“今天的知識分子，不是淪為啦拉隊，就是變成蛀蟲，特立獨行的太少了，在時代的大震盪下，一幅晚秋的景象，涼風一吹刮，滿樹的落葉紛紛飄下，枝頭只剩三二片傲霜葉在冷風中顫慄。有風範有骨格的知識分子太少了！”其實，重壓下決不低頭的殷海光自己卻正是一片殷紅的“傲霜葉”。
“小狂士啊！”
1919年，殷海光出生在湖北黃岡回龍山鎮一個破落的大家庭中。童年的殷海光智力超群，但頑皮、淘氣、桀驁不馴。上初中後，殷海光狂放不羈、自由奔放的個性開始初現端倪。感興趣的科目，他學得津津有味，成績也是名列前茅；不感興趣的科目，他不肯敷衍，成績自然“慘不忍睹”。他在學習上的隨心所欲，率性而為，激怒了他的父親，父親認為他不堪造就，不可救藥，於是，讓他輟學去學做生意，以便將來有碗飯吃。
學徒生涯對殷海光來說是不堪回首的。苦熬了8個月，殷海光忍無可忍，終於不辭而別跑回家。
經過一番據理力爭，殷海光得以重回學堂。那一年，殷海光剛16歲，便直接進入高中。一次，在書店裡看到一本《倫理學ABC》，他如獲至寶，如飢似渴地讀起來。隨著閱讀量的增大，他對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對羅素的著作更是情有獨鍾。
193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殷海光得到一本金嶽霖著的《邏輯》，他因此知道了金嶽霖這個人，並很想認識這位北京大學的哲學教授，從而得到必要的點撥和教誨。儘管他和對方素昧平生，儘管對方大教授的身份讓他有點望而生畏，但求知的渴望戰勝了一切，他鼓足勇氣給金嶽霖寫了一封信。沒想到，他很快收到了教授的回信，在信裡，教授耐心地解答了他提出的哲學問題，並表示了他對殷海光的欣賞。
那時的殷海光，年方17，但才華橫溢，文筆老到，經常給報刊賺稿，發表文章給他帶來的快樂幾乎難以言表。在給友人的一封信裡，殷海光吐露了高中時的“年少輕狂”：“我十幾歲就偷偷投稿給報館。平生第一次領到稿費的那份狂喜，至今不忘。我記得領到稿費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買一罐鷹牌煉乳，打開來當街且走且喝。小狂士啊！”
“真像濃霧中看見太陽！”
高中畢業後，殷海光決定到北平求學。因在北平上學學費貴、開支大，家人不贊成。殷海光只得向金嶽霖求助。金教授歡迎他去北平，並慷慨地承擔了他的生活費。
到北平後，因為金嶽霖的引薦，殷海光得以結識了不少北平知識界的名流。和這些文化精英交往，讓殷海光大開眼界，獲益匪淺。
一次，殷海光、沈有鼎(曾是金嶽霖的學生)和金教授聊天，金教授說要買一本哥德爾的書看，一旁的沈有鼎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嶽霖不以為忤，而是平和地說：“那就算了。”弟子竟敢當面說老師不懂，而老師竟欣然承認。師生間的這種平等交流，殷海光大為欣賞。殷海光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後，一直提倡平等交流，推崇以理服人，這自然歸功於老師金嶽霖對他的言傳身教。
1938年，由清華、北大、南開組建而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成立，金嶽霖寫信要殷海光前往求學，這樣，殷海光於1938年秋以免試的身份進入了聯大哲學系。
西南聯大的學風極為自由、寬鬆。對於崇尚自由，不慣循規蹈矩的殷海光來說，進入西南聯大，簡直如魚得水，他在這裡盡情呼吸著自由的空氣，盡情吮吸知識的乳汁，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在西南聯大活潑、自由的空氣中，學生和老師之間完全平等，相處十分融洽，當然，爭論起來免不了唇槍舌劍，但卻決不會傷害彼此的感情，因為大家是為學術而爭，為真理而爭，沒有私人恩怨，不帶個人意氣。
第一學期，殷海光選了鄭昕的《哲學概論》課，這位曾留學德國的教授早就聽說了殷海光的大名，發現他來聽自己的課就對他說：“我的課你就不必聽，你回去看書吧。”殷海光真的回去看書去了。學期結束，殷海光參加考試，分數最高。這學期，他還選了恩師金嶽霖的課，老師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講的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
晚年，殷海光以這樣語言回憶恩師的：“在這樣的氛圍裡，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嶽霖先生，真像濃霧中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而已，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吸，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在西南聯大的七年時光，是殷海光精神最愉快、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每每回憶西南聯大的求學生涯，他的臉上都呈現出一往情深的表情：“昆明的天，很藍，很美；飄著雲。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樸實。駝鈴從蒼蒼茫茫的天邊蕩來；趕駱駝的人臉上帶著笑。我們剛從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遺產還沒有受到損傷；戰爭也還沒有人的元氣。人與人之間交流著一種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暢。我有時候坐在湖邊思考，偶爾有一對情侶走過去，我就想著未來美好的世界。月亮出來了，我沿著湖散步，一個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坦胸，一個人站在曠野裡，雪花飄在身上……”
“我沒有學問，但能使你們有學問。”
到臺灣後，殷海光仍然是《中央日報》的主筆，但由於他為人剛正，不肯敷衍，得罪了不少官場的權貴和文壇的宿老，於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擠。一氣之下，他辭掉報酬優渥的主筆職務，去了臺大當老師。
在臺大，殷海光打分雖嚴，但教學方式卻很寬鬆、自由。作為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高材生，殷海光當然希望自己的學生也能分享到西南聯大的自由學風。
殷海光的高足陳鼓應曾這樣回憶老師的：“殷先生上課，從不點名。他很不喜歡用點名來維持教室人數。他很反對填鴨式的教育，這種教育方式使學生的思想，有如工廠的產品，有如從冰箱裡拿出來的冷凍物。因而考試的時候，如果一字不改地照他所說的抄一遍，得分一定不會很高。他覺得這樣的學生只是一架機器頭腦。他說：‘照我所說的作答，充其量只不過一個殷海光。並且，你所寫的我都知道了，我要看的是你們的意見。’”
可見，殷海光並不看重學生的分數，而是著力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儘管對學生要求很嚴，打分偏低，但選殷海光課的學生卻越來越多，他的課在臺大上座率最高。殷海光的課為什麼受到追捧，學生趙天儀是這樣分析的：
“當年殷海光教授受學生重視與愛戴的原因，回想起來，有幾點值得一提。一、教材的革新：他常推薦主要的參考書；一面講授，一面加以發揮，頗有啟發性，不像其他的教授只有讓學生抄筆記當錄音機。二、批評的精神：殷先生的談吐幽默而風趣，聲音低沉而有魅力，雖然在大教室裡常常擠滿了同學，坐在後面還是可以聽得清楚。在問題的分析中，他常常發揮他那銳利的批評精神。三、親切的關懷：凡是學生在下課以後去請教他問題的，坐在校園的草坪上，他跟學生就聊了起來，不像有些大牌教授來去匆匆，因此，在無形中，他反而能讓學生體驗到治學方法的重要性。”
殷海光本可以在學術領域有更多的建樹，但由於他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教書育人上，自家的學術領地只能任其荒蕪了，對此，殷海光無怨無悔，他說：“我所能做到的，是勉力做個好的啟蒙人物：介紹好的讀物，導引大家打定基礎，作將來高深研究的準備。我常向同學說：‘我沒有學問，但能使你們有學問。’許多教書人常自以為聰明，以致看不出別人的聰明。我認為一個好的教書人必須能夠很快地發現聰明的學生，尤其應該因著發現比他自己更聰明的學生而高興。”
因為殷海光課講的精彩，下課後，有學生意猶未盡，就陪老師走回家，路上邊走邊聊，一直聊到老師的家門口。很多學生把這種問學方式稱為“馬路學派”。另外，只要有學生願意談學問，殷海光家的大門隨時向他敞開。
“我敢拿生命去打賭，我不會接受那張聘書，我也不會去做官。”
1966年，臺灣各校發現一種宣言，內容主要是批駁費正清等人在美國國會的證詞，說他們“助匪”，“犯罪”。當局要求廣大教師在這份宣言上“自由簽名”，表面是說“自由簽名”，其實是以此衡量教師對當局是否忠貞，誰不籤，誰的飯碗就可能被砸。在這種壓力下，有1400多文化工作者都在宣言上籤了名。剛直的殷海光則拒絕簽名，後來，臺灣大學一個高級黨務人員親自到殷海光家中逼籤，殷海光也不幹。
殷海光坦承了拒絕簽名的原因：“宣言的背後的確蘊含著臺灣的一些政治意圖。國民黨通過簽名者和拒絕簽名者名單，可得知誰擁護它，誰不擁護它。文化工作者如果拒絕簽名，幾乎都會面臨可能被懷疑為‘不忠’或失去工作的後果。大多數的文化工作者在與官方保持和諧關係上都有豐富的經驗——所以明白簽名背後所蘊含的真正意思，於是麻木地簽上名字。你知道這是某些人在不利情況下尋求自保的一種傳統方式。作為一個自由人，我率直地表示我對這個伎倆的憎惡，拒絕簽名。”於是引燃了爆發點。
由於殷海光和當局採用了不合作的態度，當局決定迫使他離開臺大，割斷他和年輕學子的聯繫。為遮人耳目，掩蓋迫害殷海光的真相，當局一面強迫殷海光離開臺大，一面又誘使他去當官，聘他去教育部任“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
於是，當局兩位高級人員去殷海光家，“勸”他接受聘書。一位官員說：“殷先生，你進了教育部，我們把你捧成國際名人，政府還要借重你的。”殷海光答：“謝謝，我不需要這些，我只想隱居讀書。”對方說：“現在臺灣，怎能隱居？咱們只有一條心，為反共復國而貢獻力量。”殷海光對這種騙人的鬼話十分厭惡，他猛擊茶几，厲聲說：“還談這一套做什麼？難道我還不懂？你們對付一個文人，不惜動員黨、政、軍，這就是反共復國工作嗎？你們復什麼國？”說著，他又拍了幾下桌子：“你們能幹的，無非是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站這裡，你們抓好了。”殷海光的怒火把對方燒懵了，半天說不出話，最後，殷海光對來人說：“我敢拿生命打賭，我不會接受那張聘書，我也不會去做官。”
殷海光曾對妻子說：“我也不是那麼笨，要吹牛拍馬、說歌功頌德的話，混到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誰不會？只是我的良知和個性使我做不出來。”在給朋友的信裡，他也吐露了相同的看法：“我個人實在沒有什麼希求。名，利，權位，對我淡如浮雲。我平常過的，近乎清教徒的生活。我二十年來，就是這一件事放心不下，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如果我肯稍微遷就一下，何至弄到這樣焦頭爛額，四面楚歌？我之所以如此，就為了這一點理想，同時也為後世證明，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在心靈上死光了。”(魏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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