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黨起義頻仍，大概不外乎三種：一曰邊疆起事，即在邊疆省份起事，如三洲田起義、黃花崗起義等；二曰長江起事，即在中國的地理中心長江流域各省起義，如自立軍起義、萍瀏醴起義等；三曰北方起事，主要指在東三省或直隸起義，如灤州兵變等。
對此作出總結的是革命黨人鄒代藩，他認為北方起事可直接威脅京師，或有一勞永逸之效，故為上策；長江起事可掌握富庶的長江流域，對南北均具輻射力，可為中策；而邊疆起事影響力有限，故為下策。
當時的革命黨領袖宋教仁等人對鄒代藩的報告進行了認真研究後認為，上策面臨著北洋軍的阻力，下策則已屢試屢敗，相較而言，以在湖北、湖南、江西等長江省份起事為佳。
當時在湖北起事，尤其有一大優勢，即湖北新軍經過革命黨人的策反工作後，已頗具革命傾向，這是其他各省所不及的。因此，武昌首義，是早在計劃之中的。
但是，武昌首義也有其偶然性的因素，那便是在四川爆發的保路運動，迫使清廷從相鄰的湖北調兵前往鎮壓，湖北出現防備空虛的情況。革命黨人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定下了在武昌首義，站住腳跟，繼之全國響應的全國起事計劃。
而在起義的過程中，由於幾個參加起義的革命團體之間，尤其是共進會和文學社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起義的計劃未能圓滿地貫徹執行，雖然起義最終成功了，但不可否認有運氣的成分。如果不是偶然因素的垂顧，武昌起義或許又是一個黃花崗起義呢！
武昌起義還有一個不同凡響之處，即它是革命黨人迄今為止唯一一次起義成功並佔領一座城池達到一週以上者，全國因此才能發生連鎖反應，革命因此才能星火燎原。而黎元洪，顯然為此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1911年10月10日晚，第二十一混成協的輜重隊和第八鎮工程八營同時起事。黎元洪聞訊後，即將麾下將官集合在會議廳內，下達了一個“黨人進攻則還擊，退去則不追擊”的命令，但求自保。此時，工程八營的黨人周榮棠趕來聯絡，號召大家攻打督署。
黎元洪正在擔心軍心不穩，見狀大怒，當即抽出佩刀，將周榮棠殺死。他意在殺雞儆猴，不料士兵們對革命早已神馳意往，紛紛奔出投入革命軍。黎元洪無奈，只好藏身在參謀劉文吉家中。不料他的行蹤被一個下人在搬運行李時洩露，次日上午即有一隊革命軍趕到劉宅。
黎元洪見他們荷槍實彈，自以為不免，於是悲憤地問道：“各位兄弟，我自問不曾虧待過大家，何以卻不放過我呢？”不料卻聽大家答道：“統領說哪裡話來，我等哪裡有什麼惡意，我們是奉命請統領出來，主持革命大計的。”
原來，武昌首義成功後，共進會和文學社的矛盾就暴露出來。由於孫武試製炸彈不慎爆炸，起義暴露，若干同志被捕犧牲，起義計劃被打亂，起義總指揮蔣翊武不得不溯漢川而上，以求避禍。
一個逃命的總指揮自然不配坐頭把交椅，而另外幾個黨人領袖孫武、張振武、吳兆麟等分屬不同團體，都不足以懾服對方；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袖又遠在上海，遠水解不了近渴。黨人為了這個頭把交椅，吵鬧不休，甚至拔刀斫案，大打出手。
在這樣吵鬧不休的局面下，便有人提議這頭把交椅由黎元洪來坐，結果大多數人表示歡迎。
黎元洪何以能孚眾望呢？這與他一直以來的治軍風格有關。他對士兵們接受新思想向來不反對，甚至還有所鼓勵，對軍中暴露行跡的革命黨人也常盡力加以保全。如1904年，劉靜庵與黃興的聯絡書被人截獲，呈與黎元洪，他便示意劉靜庵託病離開，並將此信銷燬了事。1907年，日知會季雨霖秘密響應萍瀏醴起義而入獄，黎元洪即出面將其保釋。
1909年，主筆《楚報》的黨人張漢傑因揭發湖廣總督陳夔龍貪贓枉法而獲罪，又是黎元洪出面陳情，才使其從輕定罪，不久陳夔龍調離，他即將張漢傑保釋出獄。
1910年，黨人成立振武學社，第二十一混成協中參與者甚眾，黎元洪偵知後也未加嚴懲。基於這些事例，軍中黨人對他十分感戴，認為他“廉謹寬厚，得士卒心，又敬禮文士，眾望歸之”。
他很像《水滸傳》裡的宋江，明知道晁蓋他們乾的是殺頭的勾當，卻義不容辭地施以援手。宋江只是一個鄆城縣押司，武功低微，形象平庸，然其聲望之高，卻更在皇室貴胄的柴進大官人之上，在江湖上被尊稱為“及時雨”，顯然是因為他有超出眾人的性格魅力和領袖才能。
黎元洪在湖北新軍中，正是一個活生生的及時雨宋公明哥哥，而他的身份地位又遠非宋江可比，因而能量更大，威信更高。
因此，早在武昌起義前，文學社在洪山寶通寺秘密開會時，針對群龍無首的局面，蔣翊武即提出事成後由黎元洪任臨時都督。當時便有人質疑道：“黎協統雖好，終究不是同志，怎能舉他為都督？”
對此，劉九穗分析道：“並非革命黨中沒有人才，然而藍天蔚、吳祿貞遠在北方，黃興、宋教仁遠在上海，遠水解不了近渴。何況我們依靠新軍來起事，同志都是普通士兵和下級軍官，中級以上便一個都無，因此若以軍中同志為都督，顯然不足以號召，於大事有害無利。而黎協統有三大優勢可任都督：一是他素有知兵之名，堪稱名將，推舉他為都督，可以震懾清廷，號令天下，增加我革命軍的聲威；二是他是我們湖北人，又素得軍心，足以號召部署，收順百姓；三是他平素就愛護軍中的文人，而這些文人多是我們的同志，彼此關係本就和睦，利於今後合作。總之，黎協統出任都督，對革命大有裨益。只要能推翻清廷，我們何惜乎一個都督的名位呢？”眾人鼓掌稱是，此議遂定。
無獨有偶，共進會在長清裡秘密會議上，也提出以黎元洪任都督。之所以出現這種眾望所歸的情況，不外幾個原因：一是黎元洪本身具有的優勢被黨人發現；二是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團體互不服膺，矛盾需要平衡；三是黎元洪是湖北人，在湖北黨人的心目中，較之黃興、宋教仁等外省人更易接受，而藍天蔚和吳祿貞這兩個湖北人偏又遠在他鄉；四是大家對起義並無必勝把握，因此都督一職並非美差，自己不敢做，也不想讓別的團體做。
而在武昌起義爆發的前夜，孫武製造炸彈時不慎爆炸，官兵聞風而至，搜走黨人名冊。當湖廣總督瑞澂等要按照名冊搜捕黨人時，黎元洪兩次激烈反對，認為名冊牽涉過廣，不應操之過急，以免生變。這個建議被瑞澂拒絕，但由此可見，黎元洪對革命黨人，在精神上始終是關懷的。
在瑞澂的高壓政策下，武昌起義倉促爆發，由於蔣翊武臨時走脫，眾人推吳兆麟為總指揮。起義成功後，大家發現原來議定的都督候選人中，不僅黎元洪不見蹤影，就是稍具資格的蔣翊武、劉公、孫武等黨人同志都不在城內，於是想推吳兆麟為都督，被吳當即拒絕。
恰在此時，工程營士兵馬榮發現了黎元洪的一個下人，並順藤摸瓜地發現了黎元洪的藏身之處。眾人聞訊大喜，馬上到劉文吉家裡將黎元洪請了出來。
從此，黎元洪走上了中國政壇的最高舞臺，此後大富大貴，不可限量。人們都說他是有福之人，說起來，這場大富大貴，還是一個巡邏兵和一個下人送給他的呢。
他現在的處境，又與宋江有些相像了。宋江雖為造反的兄弟兩肋插刀，自己卻不願上山落草，直到鬧江州後，忍無可忍，避無可避，才委委屈屈上了梁山。黎元洪也是如此，他雖然對革命抱理解態度，卻從未想過要跟從革命。因此，他對前來接駕的黨人連連擺手，說“造反是要殺頭的，莫害我，莫害我”。
他此時所想，固然有名節問題，也有實際的軍事問題。督署雖已攻佔，瑞澂、張彪逃竄，但若朝廷合重兵水陸並進，以革命軍目前既無援軍，又無糧餉的現狀，斷乎不是朝廷對手。他身負“知兵”之名，又是水師學堂的科班出身，自然知道水師的威力，是革命軍萬難抵擋的。因此，他之所以不願“上山”，其實也出於十分實際的考慮。
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和立憲派組成了聯合陣線，武昌亦然。革命派推舉黎元洪為都督，尚須徵詢立憲派的意見。結果，立憲派對黎元洪出任都督十分滿意，一方面他們與黎元洪也交情甚厚，另一方面黎元洪與革命黨並無淵源。這樣，黎元洪之出任都督，就成為一個皆大歡喜的選擇了。
11日下午，黎元洪被迫來到諮議局，參加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聯席會議。會上正式宣佈黎元洪為湖北軍政府都督，著名立憲派人士湯化龍為民政長，擬由黎、湯二人出面主持大計，號召天下。黎元洪馬上站起來說：“茲事體大，務須謹慎，我實在不能勝任，還是請另擇高明吧。”
眾人譁然，黨人蔡濟民當即痛哭道：“昨夜多少同志犧牲，方有今日之光復，若因無人主持而功敗垂成，何以面對死去諸同志？若黎協統再不答應，我便自殺以謝烈士！”另一黨人朱樹烈則抽刀斷指，用斷指指著黎元洪道：“你要再說一個‘不’字，我就同你拼命。”黎元洪皆閉目不答。
這時，安民文告草就，須黎元洪以都督名義簽署，結果黎元洪仍是連連擺手道：“莫害我！莫害我！”黨人李翊東見狀，便執筆替他在佈告上寫了個“黎”字張貼了出去。
是日下午，武昌的各大街口都貼出了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名義發佈的安民告示，路衢為塞，歡聲雷動，黎元洪威震武漢三鎮。此安民佈告張貼之前，由於消息閉塞，整個武漢瀰漫著恐慌情緒，即便革命軍內部的氛圍也彷徨苦悶，佈告一經張貼，即焦慮頓去。
商民聞都督乃黎元洪，均歡欣鼓舞，照常營業，連外國人都讚歎“不意革命尚能如此”。而原先逃匿的新軍軍官聞黎元洪上臺，也紛紛出山，表示願歸附革命軍，從而減少了不確定因素。
確實，對普通百姓來說，黎元洪素以仁義寬緩著稱，今日竟然帶頭革命，其意義又非革命黨人所能企及；而對清廷而言，連忠厚老實的黎元洪都造反了，於心理上的打擊更是沉重。
但此時的黎元洪仍不願“上山”，他抓住一次機會金蟬脫殼，回到了自己家裡，結果又被黨人追獲。張振武大怒，對吳兆麟說：“如今雖佔武昌，然清廷大吏潛逃一空，未殺一人以壯聲威，未免太過寬容，不如將黎元洪斬首示眾，以壯聲威，使一應舊臣皆為膽落。”並表示願推吳兆麟為都督。
吳兆麟堅決不同意，他認為惟有黎元洪才能安定武漢局勢，就是他一言不發，一事不做，於大局也有利無弊。於是，黎元洪被軟禁在軍政府，由斷指諍臣朱樹烈佩刀持槍，嚴加監守。
黨人們則以他的名義，陸續發佈了《佈告全國電》、《致各國領事照會》、《告漢族同胞之為清軍將士者電》等文電，以及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時，代行都督職權的蔡濟民為首之謀略處，已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年號為黃帝紀年。
黎元洪不與革命軍合作的態度，外界也略有耳聞，一些守舊勢力便欲與他聯絡，以求反撲。如名士梁鼎芬就曾致電，勸他皈正，但電報被黨人扣下；張彪也曾派一旗人來送信，被黨人截獲；後來又傳出黎元洪暗通柯逢時，密謀反叛的消息。
事實上，黎元洪雖未投向黨人，亦未必會效忠清室，他只是尚未看清形勢而已。但是，不少黨人因此疑竇叢生，要求以即將蒞臨武漢的黃興取代黎元洪。對此，李翊東堅決反對道：“黎都督為我們所推舉，出爾反爾，如何取信於人。何況賴黎都督的威望，人心始定，今日無故免之，人心必亂。”易主建議於是作罷。
真正讓黎元洪轉變態度的是戰局的變化。13日晨，革命軍炮隊與瑞澂的楚豫等三艦進行水陸炮戰，結果革命軍大勝，瑞澂的三艦中有兩艦披傷逃竄，這與黎元洪的預測大相徑庭。他看好的朝廷水師居然如此不堪一擊，可見朝廷氣數當絕。何況，他早已上了賊船，百口莫辯，縱使革命軍失敗，朝廷也必然會追究他的“附逆”之罪的。
他決心已定，但由於矜持了太久，如今要轉換語氣，實在羞於表露。恰好他的一個親信王安瀾擔心他如此不思茶飯，會被活活餓死，故向黨人彙報情況。哪知引得黨人甘績熙勃然大怒，說“他不死不活，留他何用”，手揮手槍就直奔黎元洪的住處。
眾人忙死死抱住，甘績熙說：“我就是不殺他，也得逼他表個態。”於是眾人一起來到黎元洪處。黎元洪見甘績熙手持手槍，嘆道：“年輕人，你何必如此激烈？我在這裡呆了四天，並未做什麼對不起你們的事情呵！”另一個黨人陳磊說：“都督沒有對不起我們，但是您的辮子還拖在腦後。您既然是民軍的都督，就該剪掉辮子，做個表率，以示決心。”
黎元洪毫不遲疑地回答道：“幾年前我就跟你們說，願剪髮者聽其自便。我何惜乎一條辮子？”黨人聞之雀躍，馬上找來工具，將其辮子剪去。一剪之下，眾人釋然，相對大笑不止。
他既正式上山落草，即積極主動地投入工作。當晚的會議上，他便慷慨表態：“我對於革命，至今日決心始定。從今後，我便是軍政府的一員，成敗利鈍，誓與諸君共生死。”眾人大喜，有的便在都督府門外燃放爆竹，以示慶賀。他又發表演說道：
“今日革命軍起義，是推翻清朝、恢復漢土、廢除專制、建立共和的開始，承黨人及軍、學界多數同志推戴兄弟為都督，我無德無學，何能擔此大任。但眾意難辭，自應受命。我等身為軍人，從此須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掃除一切顧慮，堅決去幹。但革命須有充實武力，才能成功。湖北軍界同事多不明革命宗旨，因而臨時走避不少，為擴充武備起見，亟應招致，以作對抗清軍進攻的準備。尤其是老兵更不應逃避，其中品行操練俱優者可以軍佐委任，庶幾吸引人才。
擬派員往說張彪，如其贊同革命，不妨讓出都督職務，俾有利大局。如其仍執迷不悟，即以敵人看待。我民軍光復武漢後，清廷雖調兵遣將，企圖扼殺革命，但革命成功有十分把握，可謂勝券穩操。我鄂軍出差駐防各部隊，聞義幟飄揚江漢，必立時響應，前來歸附，各省黨人聯絡已有成效，響應成約自無問題。
長江下游及雲、貴等省軍隊中之軍官，多為鄂軍出身，北洋軍中，由吳祿貞統領帶去的軍官不在少數。東三省的上、中級軍官由湖北軍界調升去的亦有五十餘人，下級軍官自不待言。
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夠響應革命。因此，革命事業成功，絕無疑問。各位回去後，恪盡職責，速召集同學同事，鼓勵士兵，穩定軍心，不使逃脫，這是目前要務。”
他在演說中，表示若張彪來投，則可讓出都督職務，也與宋江動不動就要讓出頭把交椅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即向張彪發去勸降書，表示“種族之界，嚴於君臣。大義之行，可以親友”，結果被張彪怒斥一通。
不日，黎元洪在接見《大陸報》記者埃德溫·丹格爾時說：“民軍的目標是推翻滿洲人的統治，以美國為榜樣建立共和制度。滿洲統治者從未公正對待漢人，只是鎮壓、屠殺，因而才激發了革命。我雖然早就知道新軍中有革命黨人，但並未參加，更不曾想到會成為黨人的領袖，如今我要做的，是儘量減少革命中生命的犧牲。等建立共和國家後，中國將更大地對外開放，使外國資本能自由地與中國資本以及勞動力結合，以開放中國的資源。”
一番高論，令這名記者十分歎服，即在報端聲稱：“如果沒有黎元洪，就沒有這場革命。歷史表明，黎元洪是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
革命黨人多年輕氣盛，立憲派雅不願與其合作，便擬訂了一份《軍政府暫行條例》，規定軍政府分軍令、軍務、參謀、政事四部，都督掌軍政大權，立憲派掌民政大權。黎元洪尚未置可否，革命黨人已將該條例扔進廢紙簍。這時，同盟會的重要人物居正、譚人鳳來到武昌，勸說湖北革命黨人接受立憲派的《暫行條例》，並安排祭天大典。
10月17日，祭天大典在武昌閱馬廠中央臨時搭建的祭壇上進行。黎元洪戎裝佩劍，緩步登臺，宣讀了振聾發聵的誓詞：
“義聲一動，萬眾同心，兵不血刃，克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靈，實憑臨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數十年群策群力呼號流血所不得者，得於一旦，此豈人力所能及哉！日來蒐集整備，即當傳檄四方，長驅漠北，吊我漢族，殲彼滿夷，以與五洲各國立於平等，同順天心，建設共和大業。”
臺下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百姓和士兵們山呼“中華民國萬歲”、“四萬萬同胞萬歲”、“黎都督萬歲”，黎元洪走下高臺，在眾人簇擁下騎馬繞場一週，接受歡呼。
黎元洪在武昌起義後，雖曾在三天半內持不合作態度，但他對革命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不僅在於他的威望足以起到穩定軍心和民心的作用，就是他的才具也遠非那些年輕氣盛的湖北革命黨人所及。他對外國記者能侃侃而談，對革命立憲兩派都能折衝樽俎，確是不二的都督人選。
誠如梁山泊的宋江，論造反精神，論武功，都遠不是第一等的，但是他一旦坐了第一把交椅，卻能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能招攬朝廷的優秀人才，使梁山事業蒸蒸向上，這是晁蓋等人萬萬做不到的。黎元洪與宋江，在上山之前和上山之後，都有許多相似之處。
但是，黎元洪有一點與宋江截然不同。無論梁山事業多麼蒸蒸日上，宋江歸根結底還是要“受招安，心方足”；黎元洪則不然，他一旦接受共和，便終身以共和為理想。後來，他經歷了洪憲帝制、張勳復辟，多次面臨生死抉擇，他都毫無動搖，甚至曾經舉槍自殺，以殉信念。因此，黎元洪之“上山”，比宋江更為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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