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書”系列是一套本本精彩的書輯，其中特別精彩的在筆者看來應有江紹原先生的“小品”結集——《民俗與迷信》。據編者陳泳超交代，“大家小書”原擬重印《發須爪——關於他們的迷信》，但編者以為“選編江紹原的小品系列更有意思”。這無疑是一個更具備學術品味和更能撩起讀者閱讀興味的決定，因為“小品以展示事項為主，每一事項視其需要給予長短不一的解說，便把道理講明白了，而事項本身及其蘊涵的正邪之理，卻依然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的氣象’”。若進一步說，正由於“小品以展示事項為主”，所以其解說就不是一次能夠完全講明白的，可以不斷地深入去做，亦可不斷地多方面地去做，《民俗與迷信》中收錄的“胡大人還陽”系列小品就是個可以持續討論的對象。
這批小品原發表在1928—1929年的《貢獻》雜誌，陳泳超在《民俗與迷信》中已蒐羅得基本齊備。但有兩點仍可進行更多努力，一個是對小品中所列各“事項”的史源的考索。另一個是對江紹原討論對象的釐清。在考索和釐清之後，筆者試圖討論的問題是：瘟疫傳言如何映射一個日後被認定的學術精英與國民革命這樣一場政治大變動的聯結。
一
“胡大人還陽”一事最初出現在《貢獻》第三卷第五期（1928年7月15日）“應時小品”（213）中，江紹原介紹了6月29日《新聞報》中提及上海最近的“怪傳單”說：
各界注意今年的瘟疫。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還陽說：今年人要死大半。五月初十日瘟神下界，六月人要死八分。若有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倘有虛言者，男盜女娼，有仁人君子繕傳一張，可保一身之災。能傳十張，可全家無災，即有靈驗。
又湖北省之人，在北京做官後，回家演說本年之災。人要死無算，若有不信，至後請看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門，切不可答應，五月之後十一、二、三日，不可煮飯。十三日過午開火燒飯，須用破法，硃砂三分，袋在身邊，可除妖怪。此日天下紅雨，三六九吉利。
法租界盧家灣康悌路口福記米號鬱載庭印送。此信由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板存法界八仙橋鼎新裡五弄四號。
除了《新聞報》的消息，6月25日江紹原在杭州已見到過幾字之差的用鉛筆抄錄的類似傳單，是二房東太太的婆家人從浙江長安鎮帶來的，由此江紹原啟動了他做“小品”慣用的研究方式，希望“有人趕緊調查一下，並通信告訴我”！
之後在《貢獻》第三卷第七期中江紹原記錄了《時事新報》（7月2日）和《社會醫報》第二十二期（7月7日）中的瘟疫傳言。到《貢獻》第三卷第九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第三期出版時江紹原的呼籲如過去幾年一樣得到了各方呼應。8月2日周作人從北京來信，告知《語絲》第一百三十四期（1927年6月4日）上有開封人士寫信給他，說有類似傳單，區別在“胡大人”變成了“胡進士”。也有人告訴江紹原傳單有的來自於梳頭婆，有的發現於尼姑庵。重慶的徐勻揭示了“胡大人官銜”的時髦化，因為在當地傳單中說“胡大人”是在農工部做總務科長兼訓練秘書長。上海東唐家弄的周柏堂將所得傳單寄給了江紹原。松江後岡鎮的華澤之則寫信來認為“胡大人”傳單在他那裡的流佈，某藥店老闆“很有功”，因為要替自己店裡的硃砂謀銷路。
如果說截至《貢獻》第四卷第三期還多是“胡大人”傳言的信息交流和依據這些信息的學術討論，那麼到《貢獻》第四卷第四期，這個討論就開始帶上了政治意味。江紹原在當期小品中開頭就說：“今年三月廿九日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欄中，載有陳德徵先生的《短簡致江紹原先生》，蒙旁人寄了一份給我看，嚇得我不敢則聲。數日前葉德均先生來函，道及《覺悟》欄中署名振振的《民風叢話》，曾譚起‘北京胡大人’。趙景深先生也知道叢話於我有用，便寄了一卷來。”
江紹原這段話提到了兩篇文章，先來看第一篇陳德徵文。陳德徵在目前的研究脈絡中因胡適而被人關注，因為他是“人權論戰”中的著名“反派”，屬於“國民黨御用文人”。這個概括當然大致是不錯的，但此人其實有遠比今人認知中複雜得多的經歷和思想，退一步說，即使為了更好地理解胡適，也應該更多地理解陳德徵（此處不及展開）。這裡需要釐清江紹原提及的文章具體是什麼？因為就筆者目力所及的江紹原研究似乎對此並不在意。
江紹原和陳德徵的“交手”據上文源於《民國日報·覺悟》（以下簡稱《覺悟》）上陳氏的一封公開信（筆者按：江紹原寫錯了信發表的時間，為3月28日，而非3月29日），而這封公開信的發表則和江氏在《貢獻》第二卷第三期中的一段“剌人閒話”有關。這段“閒話”見於江紹原與徐調孚談論“收驚、叫喜”的信裡，說：
為小兒叫魂的風俗，不但漢族有，滿洲人和苗人也都有。我所看見的關於此題的一點文獻，均鈔出在小品中發表過，但這些條小品，先生在上海是不會知道的，因為它們都登在十五、十六兩年北京出版的《國民晚報》上面（據說《國民晚報》是國民黨員辦的）。鄙人因為向來表同情於該黨的革命運動，所以那時候肯借他們報發表小品。不料我南下之後，屢次把小品送登粵、滬、杭的黨報而屢次被拒。迷信捐，他們是要抽的；迷信研究，他們是完全漠不關心的，其愚可及哉？
對這段“閒話”，陳德徵提出了四點向江紹原聲明：
（一）先生南下，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如果在二月一日以前，那麼，上海號稱黨報者，只有敝小報（《民國日報》）一家，先生在二月一日以前投寄滬地黨報發表的小品文字，似乎有寄給敝小報的嫌疑，雖然先生大作肯不肯借敝小報發表，還是一個絕大疑問，而敝小報則不得不聲明：在二月一日以前，上海的黨報沒有收到江紹原先生關於“迷信研究”的鉅著！
（二）二月一日以後，上海黨報除了敝小報之外，又有《中央日報》，先生之鉅著是否曾投寄《中央日報》，我不是《中央日報》的記者，不敢瞎說。但二月一日起直至今日，不中用的黨報如敝小報者，並未接著江紹原先生關於“迷信研究”的鉅著，那是我可以負責聲明的。
（三）上海的黨報，如《民國日報》者，對於一切有研究性質的文字向未有拒絕登載的事實，況如先生之大作，為時人所爭讀者，敝小報尤其歡迎刊登，怕只怕先生鄙視小報，不屑借敝小報發表，以損先生令譽，至於敝小報，那真是天天希望刊載先生之大作，以光篇幅呢！
（四）國民黨有沒有抽“迷信捐”，這關於財政部的事用不著我聲明。我只要聲明上海的黨報是從未抽過捐，更談不到抽迷信捐。如果說上海黨報對於“迷信研究”完全漠不關心，我要負責向江先生聲明：上海《民國日報》的當局從未存過這樣的心思。
結合江紹原的“閒話”與陳德徵的聲明看：第一，江紹原有沒有向粵、滬、杭的《民國日報》《中央日報》投過稿？如果投過稿，結果如何？這些是事實問題，需要通過史料發掘來驗證。據目前所見材料，江紹原自雲向廣州《民國日報》投過稿，被拒。不過1928年7月前後江紹原的小品曾發表在上海出版的國民黨刊物《革命評論》之上。到1930年，杭州《民國日報》的《民俗週刊》他是主持者。第二，江紹原對“革命行動”在何種意義上表同情，如何表同情亦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梳理的問題。第三，江紹原“南下”後發生了什麼導致他對“黨報”、“迷信捐”等的惡感，這些都非能簡單回答之事，需要做更深入分析。
再來看第二篇署名“振振”的文章。“振振”是張振之的筆名，亦屬於“國民黨御用文人”之界，“人權論戰”中有駁斥胡適的大作面世，因此也屬於一個若無胡適，就不配擁有姓名之人（他的經歷、言論其實頗多有趣之處，另考）。張氏被江紹原提及的文章發表在《覺悟》（1928年9月15日）。在複述了傳單的內容後，張文提供了關於“胡大人還陽”傳言發酵的更多細節，同時也為後面兩人的交鋒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值得稍多錄於此：
……這是今年五月間，流行於兩湖方面的妖言。當時，公安局方面之佈告取締這種妖言：
“為佈告事：照得妖言惑眾，為宵小不二法門；而禁邪辟謠，乃本局唯一責任。比年以來，政局變遷，共匪肆虐，群盜如毛，棘地荊天，已演成恐怖時代，而地方一般流氓地痞，動輒利用時機造謠生事。核其用意，不使人人自危不止。言念及此，殊堪痛恨！
近由本局接得傳單一紙，預言本年瘟災，一則曰某日將有瘟神下界，再則曰某日將有妖怪出世。假鬼語以惑人，借迷信以欺世。當此青天白日之下，豈容若輩鬼蜮，施其伎倆？近查鄂西一帶，神匪猖獗，非若輩潛伏武漢散佈邪說，乘間思逞；即系共匪另換手段，別有用意。亟應嚴切查禁，以安人心。除分令所屬嚴拿散發此項傳單人，以便根究外，為此佈告，仰各商民人等，一律知悉。倘敢為其所惑，自相驚擾，代發傳單者，即以抗命論！切切此布！”
關於這一個妖言惑眾的傳單。自然暗地散發得不少，所以這傳單的內容也變成大同小異……
不久，這個謠言又傳到廣州市了，如香港《華字日報》六月二十二日所載：
“妖言惑眾，本幹法禁；而今日廣州市之一般社會，尤其是婦女界，則竟為妖言所包圍，不可究詰。在此科學昌明時代，尚有此怪象，誠足令人驚異！在最近廣州市中，有幾種神話印刷品，最為流行，而以所謂‘劉伯溫救劫碑’一類為尤多。文中謊言，無非借兵災癘疫，死人若干；及如何如何可以祈禱免禍以惑人，末則勸人代為出資，廣事宣傳，可祛哭難之一片荒誕語。
查傳佈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展傳而流傳於廣州。至其中有無另具作用，雖未可知，而一般無知愚民則已受其催眠；馴至家家戶戶，香花膜拜，競相出資，代為印刷宣傳。故近日市內時見少年婦女，沿街派送該項神話印刷品，儼與宣傳員無異。而一般投機印務局，遂藉為謀利機會，預先制定待沽，每千售銀二、三元不等，靡不利市三倍。而廣州、佛山、江門、肇慶、梧州一帶，瞬息都遍。在此謠言瀕漫中，其怪象亦有足述者。如公安局毗連之南朝街，竟有神棍在此搭棚供奉觀音，鎮魘災禍，招聚無知婦女，不分晝夜，燒香膜拜，鬨鬧異常。
又同時市北之三元里亦演迎神怪劇，由該鄉民團局，派出武裝團兵數十名，攜槍實彈，至英德帽峰山迎一木偶回鄉供奉；因而鬨動市中男女，千百成群，前往參神求財，怪象百出。同時又喧傳惠愛路城隍廟內，有神遺下錦匣在該廟內，無論何人，不得開視；因之亦暄動無數男女，前往該廟參觀錦匣，但結果仍是虛無烏有。而神話流行，人心浮動，其愚誠可哂！”
讀這個妖言，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妖言的出發點“北京”……
二、妖言的流佈是由“北京”一直到廣州。中國的交通實在太不便利，而這個妖言的搭客，直捷地從北京為起點，依著京漢線而至兩湖，靠著尚未告成的粵漢線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這條妖言的路線簡直貫通了中國的南北。
三、妖言的宣傳中，滲進“演說”“傳單”這一類新式方法；而且用連環式的宣傳法……
這個妖言的作用，這是很可以瞭然的。因為五六月間的北京是鬍匪治下的北京，一切的反動勢力都集中於“北京”，像“張天師”這般人是“張大元帥”的高等顧問，這個妖言，也許是他們所玩的法寶。當時，京津路戰雲瀰漫，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所以從比較平靜而荒僻的京漢線流竄到廣東了。
對張振之的分析，江紹原表示不敢輕易相信“京津路……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一句，同時認為“師帥二張”為該傳單散佈的主動者，需要更多證據確認。江氏又注意到張振之所用材料大多取自漢口、長沙、成都、廣州各處的報紙，而北方及津浦沿線各省的報紙，一次也不曾用過。由此江氏質疑“他是讀過北方各省的報紙而不曾在上面發現北京胡大人傳單的蹤跡呢，還是並沒看北方報而隨便斷定此傳單是搭京漢車，而不是從津浦路南下的呢？這是很重要的。”
11月23、24日張振之在《覺悟》作長文反駁江紹原，其中特別對“胡大人”傳言的政治作用做說明：
我以為這個傳單的政治作用的意義是非常顯然的，至於“師帥主動”是假定中的假定，用不著深究。傳單之含有政治作用有幾點可以看出：
一，傳單上劈頭二字就是“北京”，北京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根據地，而尤其是政治反動勢力之根據地，在湖北方面替胡大人做宣傳員的也是“北京做官回家”的“官”，這豈不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嗎？
二，胡大人的“胡”字亦堪研究，因為胡字本為漢人對北方夷狄之總稱，在民族革命的時候，漢人嘗指滿人為胡……我想這一個“胡大人”一定是滿清仁兄大人，自從打爛了龍庭寶座，暗底裡運動復辟而化身的一個精靈，至少是帶有復辟臭味的人，以此為號召的工具，不然何苦這樣大規模的宣傳呢？退一步說，就是“胡大人”與“滿清仁兄大人”無干，但是妖言之所以能惑眾，是由於人民生活之失保障與政治之失安定，說不定反動分子利用宣傳此種妖言以有所企圖，豈不是對於政治更有關係呢？至於說到張大帥與妖言的關係，並非全無根據，因為妖言留布的時候張作霖還沒有炸死，說個笑話，就是張作霖炸死了，他的諸葛亮式的錦囊計依然可以實行，亦無妨於妖言之流佈呵！
對張振之的反駁，《貢獻》第五卷第一期上江紹原的回應是：
我的見解不幸和振振先生的不很同。在南京、漢口、廣州或任何地方始創的謠言，便不能“劈頭二字就是北京”嗎？當人民生活失了保障，政治失了安定，而且又有旁種困難逼來時而發生的謠言，便不能四方八面的傳佈開去，恍似背後有個抱有政治作用的主動者嗎？“反動分子利用宣傳此種謠言以有所企圖”的可能，我是承認的，但利用與始創究竟有別，。所以胡大人傳單究竟是否在北京的某種人物造出來搖惑人心的，我認為仍為持研究之點。
總之，我以為與其見了胡大人傳單便只知道慨嘆北京的腐敗和疑心師帥二張或其他反動分子的陰謀，遠不如仔細訪問這傳單在各省各地出現的時日，channel，影響等等。惟有這種訪問調查所得到的材料，能使我們多少看出那傳單的來歷、意義和政治上各種“反動”分子對於此事應負幾分責任。
在同期《貢獻》上，又有葉德均從淮安來信，說在家中廢物堆裡找出一塊木板，正是關於胡進士傳單的木刻板子，希望來滬時將木板送給江紹原。對於葉氏的好意，江紹原的答語更是充滿了“政治明喻”：
承允許把那塊版片送給我，照理應該說一聲感何如之！因為這宗我所謂“文化垃圾”，我此刻的確很想收藏點。不過呢，現在正有人疑心那北京胡大人傳單若不是張學良委員的老子會同張天師所“玩的法寶”，便是和他們二位一樣有“反動”臭味的人們散佈出來的。那麼，我接受了胡進士傳單版片之後，倘若有個把冤家對頭向革命機關給我一告發，說我是張委員的封翁從陰間派來的搗亂分子，既然有版為證，試問那時我怎麼狡辯呢？刑訊我可受不了，招了又得吃衛生丸，與種種文化垃圾，永遠分首。到了地府，不奉張元帥、胡進士、胡大人那批人為君、為師、為官，就不免被他們當做共黨，綁出去再殺一回倘若乖乖的投降了他們呢，郭松齡、楊宇霆、徐志摩的情人林長民，以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們，難道肯讓我逍遙自在？
一面擔心吃陰間張元帥的“衛生丸”，一面又害怕容不得自己逍遙自在的“烈士”們，顯然“胡大人”傳言的“政治化”不僅反映著社會的動盪不安，大概也反映著江紹原內心的動盪不安。江氏“謹嚴與遊戲混合”的獨特文字半掩半開了一道窗戶，讓我們去思考他這樣一個“學術精英”在革命時期的心理變動與思想嬗蛻。
二
從後設的眼光看江紹原，其出身、留學經歷和歸國後的發展無疑都屬於精英階層，可視為中國建設一個“學術社會”的中堅。他們當然在各方面和由高小生、中學生、師範生構成的邊緣知識青年有所不同。但這種種“不同”不應該讓我們忽視其實這批人在革命大變局下的心境也是紛亂的，有著諸多不滿意和不滿足。不過這種紛亂、不滿意和不滿足卻不宜用一種二元對立的方式來處理，如激進革命與漸進改革，自由主義與集權政府或個人主義與黨化政治。江紹原的心理變動與思想嬗蛻是一個至少從“五四”開始的複雜過程，這個複雜過程中包含有兩組彼此交織、互起作用的矛盾，一個是高遠革命理想與現實政治展開的矛盾，另一個是宏大學術事業與個人實際生活的矛盾。前一對矛盾屬於思想史，後一對矛盾表現於生活史。
從高遠革命理想與現實政治展開的矛盾看，江紹原是典型的“五四”青年，新潮社的重要成員，“火燒趙家樓”的主力。因此同傅斯年等相似，在李大釗和俄國革命勝利消息的影響下，“自然而然地對革命懷有如玫瑰般的憧憬”。在他們看來俄國革命就應該代替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法國革命。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傅斯年相比，江紹原的思想中世界主義的傾向更為持久強烈，同時受胡適點滴改革理念的影響沒那麼大。這個特點決定了：
第一，江紹原思考問題一直基本以世界、人類為單位，在以比較宗教學為專攻後更是如此。1924年即1919年過去五年後他仍強調說：“除開我自己之外，我總要愛一件旁的東西。愛國既然沒我的份兒，我就愛人類、愛世界。批評我不愛國的人，莫忘記我的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啊。”這裡需要指出他所愛的那個世界並不是一個一般意義的世界，而是一個經過“社會大革命”之後有“美與真理”的世界。這從他對泰戈爾的理解中能得到證明：“泰氏誠然以詩人自居，但是他所謂詩人不是歌功頌德的無聊人，不是唱歌逗笑的人鳥兒，不是教訓人的道德家，而是人們的一個伴侶，用他的詩歌感動人的心，使人們在家庭、國家、社會、職業之中，處處勇猛無畏，處處得到自由與歡喜，處處親證世界究竟不是惡的、苦的，處處看見美與真理是真實的。”正是基於這種“五四”青年範圍無所不包，希望變化世界的“大革命”的憧憬，對於同時而起的國家主義的革命也好，民族主義的革命也罷，對江紹原來說都是“小”革命，不徹底的革命，甚至壓根稱不上“革命”。
第二，若要為這無所不包、變化世界的“大革命”找一個模版，江紹原依然認為是俄國革命。因為“它所解放出來的人的權力是不曾有過先例的”，“它的重要不僅是在俄國本身，而是有關於全世界的”，所以江氏對俄國革命會有持續性的認同。1925年10月，江紹原在給徐志摩的公開信中就直接說“中國人如不先撲滅自己的黃色帝國主義（或雲黃龍帝國主義），便沒有道德的權利去打倒什麼白色的，赤色的帝國主義。”到1928年9月也就是前述的“胡大人”傳言發酵的同時，江紹原在他的“小品”中直接地比較起了孫中山與列寧，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
還有幾句我久已想說的話……為什麼俄國有關於列寧的神話和民間故事，而中國沒有關於中山的？為什麼列寧在俄國民眾心目中成為好友、豪傑、救主，而中山於中國民眾始終是個“總理”、“總統”、“革命的黨頭兒”？為什麼列寧墓有無數的人去朝拜，而中山墓還沒造好就發生了攝取童男女魂靈的謠言？
你固然可以說中國人民是個樸實而並不特別富於想象力的民族，說國民黨對於民眾的宣傳工夫還沒做到家，說中國民眾的知識太低和太迷信。但這些都是極膚淺幾乎可說是搪塞的話。真正的理由是：
列寧和中山不是一樣的偉人。
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不是一樣的革命。
究竟是何處“不一樣”呢？1929年8月江紹原在他翻譯的小說《新俄大學生日記》中給出了答案：
（新俄）的青年大學生——它將來的主人翁、主人婆——之生活思想，信仰感情，必尤其該受我們的注意……新俄的國內現狀和國際地位無論怎樣，旁國人對於新俄的態度也無論如何，它總算是近代第一個企圖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和創造一種新典型的文明的大國家。我個人對於社會主義傾心已久，所以我對於這個國家的大學生——將來接下去建設社會主義的人——之一切方面，自然是極其關心……為欲供給其他相信社會主義的中國苦青年一本敘述實情和奮興精神的好書，我便在百忙之中騰出將近兩個月的功夫把它譯出了，信仰和我不同的人如果肯讀它，當然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見識和愉快……《大學生日記》不但給你許多單獨的（關於蘇俄各種人物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而且可以給你一個完整的不可磨滅的印象，這便是受過主義的薰陶的新俄無產青年之處境雖劣，而具有飽滿的奮鬥精神。“我的精力卻是有出路的，科學——社會主義——奮鬥”（一月廿九日）。“我願望我能夠繼續這奮鬥——不過仇敵要是個更厲害的才好。但是何必擔心思——更厲害的仇敵一定還有的是呢”（一月三十日）。“我止不住自己一個人低聲說道：前進啊，俄羅斯，前進啊！”（一月三十一日）。忝為同球（地球）、同路（社會主義路）人，與有榮焉！
江紹原的話說明在他的“學術”外衣之下其政治思想的激烈程度。這種“社會主義”思想裡其實既有Communism，又有Anarchism，亦有Nihilism，是一種期盼“以非常規的方式從根本上改變既存狀態”的革命憧憬。它因鄙視三民主義的改造力而不見容於國民黨，因立足世界、人類而隔絕於中國青年黨，又因江氏自己的階級身份和嚴酷的政治形勢而疏離於中國共產黨與無政府主義團體。所以1927—1929年間現實政治的展開一定是讓江氏感到冰冷、痛苦且格格不入的。那麼江氏的“學術”外衣是否能讓他感到一些暖意呢？答案也並非確定。
江紹原回國後的幾年間，在旁人看來可謂是一帆風順，既擁有美國博士學位和北京大學教職，又得魯迅、周作人、胡適等名人的助力和支持，在輿論界也聲名鵲起，是《語絲》和《晨報副刊》的重要作者。按照葉聖陶的說法“江紹原君一年來的工作，見於北京出版的幾種刊物，想來注意的人一定不少。他從線裝書裡、從稗官野史裡，也從當代人的相互交談裡，研究各個新鮮有味的題目”。
但江氏自己卻未必如此認為。1925年1月他在給周作人的信中即說：“我從前很自命不凡，如今才知道自己並沒什麼用處。”差不多同時在《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的活動中也交了“白卷”，他給主辦方的回覆頗直白：“我不相信現在有哪十部左右的書能給中國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智識’。你們所能徵求到的，不過是一些‘海內外名流碩彥及中學大學教員’愛讀書的書目而已。”這大概和1925年2月江氏將要離開北大的心境有關，但亦可見旁人觀感與自我認知之間常有不小的落差。
同時江紹原在輿論界的持續“高光”也帶來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效應，他開始面對“海上青年”的筆端挑釁，潘漢年就直接在《幻洲》中點了江氏的名：
我希望它（《語絲》）恢復原初的胎兒氣，少登一些江某，劉某的無聊文字！江紹原是始終弄不好的，除非把根本的劣根性取消。什麼發、血、褲子、帽子……這類過去的野蠻風俗，沒有“考據”追究的必要，與現代人的生活，與未來社會的文明，無論如何發生不出什麼影響！即使你畢盡研究宗教學之力，湊成一部洋洋乎大著，也不過等於康有為的《大同書》！至於要湊起整萬滿千的字數，印一個單行本來騙幾個錢呢，我倒也不反對他，錢，誰都要的。好在豈明先生也肯替他大做其鳥序，難道還怕北新老闆不肯付印嗎？假如要在《語絲》上按期發表，似乎不倫，徒然汙辱《語絲》的本來面目！（這裡要補說幾句，最初幾期也曾有江與周的禮部文件，研究女褲的心理，但是那時候的文章是有力的，不是無聊的胡謅！自從在《晨報副刊》發表了發、血……之類的文字就每況愈下，到他與晨附絕了緣，拼命的在《語絲》上發表的更屬無聊而發臭！）
對“海上青年”的挑釁，江紹原顯然是在意的，否則他就不會在《吐沫》一文的按語中特別去說：“前聞《幻洲》上有人喝我的倒彩：江某人下野以來，文章無復有生氣了。但願此信刊佈後，我能挽回我幾分‘文名’，庶幾乎捧我者也肯不害臊的說道：江某人下野以來，文章愈加虎虎有生氣了。”
以上還只是些一個青年偶然的自我否定和青年之間的文字爭勝，時間進入1927年後，江紹原開始面對非常實際的生活困境。此年4月江紹原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擔任“英文系主任”。大概是因為此行由魯迅介紹，江氏被人認為“魯迅派”。尷尬的是江紹原又與同在中大的傅斯年，魯迅死敵顧頡剛為北大同學，新潮社社友，如是這“魯迅派”就又非敲定，而是“預防”。據魯迅說：“他之被諡為‘魯迅派’，我早有所聞，其實他們是知道他並不是的。所以用此流言者，乃激將法，防其入於‘魯迅派’也”。
之後，江紹原曾因魯迅離開中大而思“同去”，但終究未走。9月末又一學年開始，江氏感到愈加不如意。因為江紹原心繫的是做“迷信研究”，但在中大他必須任課十二小時，其中一半必須是英文系的，以致他在給周作人的信中抱怨說：“他們老不使我能專心作自己的研究，並教我自己願教的書，如何是好。汪敬熙、顧吉岡都能自由，而我總是受支配，尤令我不平”。終於到10月江紹原顧慮辭職不準，於21日不辭而別，離粵返杭，招致了當時中大主持人朱家驊的異常不滿。
在杭州的江紹原失去了大學教職，一時間又入別校無望；雖然有被聘為南京大學院編譯的可能，但也一時無下文；同時在浙江人士的眼裡，他從“魯迅派”變為了“北大派”，這意味著江氏需要面對“北大的光榮”已過去的情勢；處於舊官僚與新官僚的夾縫當中，因為“彼輩暗中有打倒北大派的口號”。在無工作，少奧援的情況下，從1927年底開始，江紹原基本要靠賣文為生，這段歲月對他來說一面是革命進程的延續，一面則是每一個具體日子不好過的延續。1927年12月江氏在一篇文章中已直接說：“我要替自己登一個廣告：我國人關於出天花及種痘的迷信，近來我搜集了一些，無論什麼定期出版品，如果先肯寄一筆錢來讓我吃碗飽飯，我可以將積存的材料組織成一篇長文章送去發表”大致同時，魯迅給江氏的信也說明了他生活的不如意：
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學，恐怕暫時要變成聊以自娛的東西。無論“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時，都沒有別人會研究。然則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學書。待收得版稅時，本也緩不濟急，不過除此以外，另外也沒有好辦法。現在是專要人的性命的時候，倘想平平穩穩地吃一口飯，真是困難極了。
這種不如意大致持續到了1929年秋季江紹原當上了教育部“特約編輯員”，又重回了北大任教。這在當年5月魯迅給許廣平的信中可以看得明白：“紹原的信，吞吞吐吐，其意思蓋想他的譯稿，由我為之設法出售，或給北新，或登《奔流》，而又要裝腔作勢，不肯自己開口。”
此時魯迅筆下的江紹原雖可能因為二人的微妙關係而有些“失真”，但大致不遠。這種“吞吞吐吐”植根於江氏賣文的境遇，反映於他閃爍的文字，悄然改變的是其人生的態度和思想的走向。革命的時期終將會過去，江紹原亦是個“如此固執的人”！到1930年初，在江氏的執著堅持下，他所期盼的宏大學術事業出現了轉機：
諸位先生必可以立刻看出，我的這件工作需要什麼助力和設備。我需要各種科學家及迷信研究者時常通信予以切實的指教。我並需要本國的各種典籍俗書和風俗品物，科學界的新舊書報，以及近代東西洋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等等方面的刊物。所以讓我在這裡第一，懇切請求各方面的學者不斷的賜以教言。第二，徵求一個大學或其他學術機關之表同情於此種工作並能慨然與以研究便利者。述迷信，談科學的通信，我一律竭誠歡迎；較大的地方的大學或研究機關如能每年指定國幣三千乃至四千元為圖書及風俗品物的購買費，我願前去承允其事，用大部的精力駐校工作，求於三四年內編成一部大的、分類的、解釋的中國迷信通覽，備中等學校的生徒、教師以及其他的人用為研究迷信的文庫。這部迷信通覽當然也是一部破除迷信通覽，通俗的科學知識大綱和合理生活指南。”
不過學術的曙光並不代表著一切都會恢復。至少“五四”青年的光彩是黯淡了，一個追尋主義之人對真革命的憧憬漸漸也無跡可尋了，留下的是一個“民俗學家”江紹原（當然也有“歷史學家”傅斯年）。也是在1930年初，魯迅寫下了一段話，既是預言，又無比真實：
語絲派的人，先前確曾和黑暗戰鬥，但他們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變成黑暗了，一聲不響，專用小玩意，來抖抖的把守飯碗。紹原於上月寄我兩張《大公報》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國批評家薛爾曼評傳》，說他後來思想轉變，與友為敵，終於掉在海里淹死了。這也是現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確只改了一個P字。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