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是司法難題，也常常為文藝作品青睞。法律題材影片本身討巧，易於推高流量。而以疑案為視角則更易獲得關注，命運不明，懸念跌宕，案情撲朔，自會產生天然戲劇張力。觀察各類作品，無論取材案情本身、破案結果還是追兇過程，都不乏優秀之作。
美國影片《開膛手傑克》、《殺人十二宮》、韓國影片《殺人回憶》、我國影片《暴雪將至》都是疑案影片，仔細觀看，每一部都讓人感嘆案情懸疑、謎題難解，更讓人感知：疑案未破是安全感最大的天敵。 公眾面對疑案，難免產生恐懼，也難免產生福爾摩斯式的情結投射，期待疑案破解。
疑案破解令人興奮，但破解過程也可能讓司法人殫精竭慮、代價巨大，甚至頗為悲壯。迪倫馬特的犯罪小說《諾言》中的退休警探馬泰依專業精深、正直善良，為對被害人母親履行諾言，放棄赴蘇黎世之選，設局拿人，換來的結局卻是痴呆而絕望。馬泰依是優秀的司法人，踐守付出、履職盡責，他的悲情更反襯破疑不易。現實中，影片《殺人回憶》的警官原型在接受採訪時，曾講述 “幾個月家都不回，像個瘋子似的要把他們抓起來。哪怕把妻兒的生日忘掉，也能記得住全部的犯罪時間和手法。” 這份執著與煎熬，估計很多大案警察深有共鳴。
破案雖難但也有解，疑案破獲帶來的也不止於欣慰興奮。疑案一旦破解，往往勾連出深藏的私密、極限的人性、掙扎的情理，真相令人瞠目，有時也令人淚奔。埃勒裡·奎因推出全世界水平最高的系列推理小說，最著名的還是其中的“悲劇系列”。而東野圭吾代表作《嫌疑人X的獻身》中，案情真相大白之際，也恰是讀者對X心願難成的嘆息之時；《尼羅河慘案》陰謀敗露，窮途末路的戀人舉槍自盡，悲劇色彩的場景，國內觀眾應當並不陌生。現實中，疑案破獲的結果未必如此煽情，卻也必然伴隨各類人間冷暖。
文藝作品中，以福爾摩斯為代表的偵探是真相代言人。但文藝重在表情達意，對司法問題點到即可，未必全現司法真實。現實中，疑案破解有各種表現，不能破解的疑案也有遺憾。但是，以影片娛樂為引導，解讀現實疑案，透視司法謎題，卻也是法律人逐層深入的不錯思路。
疑案探討，白教堂區謀殺案不可逾越。1888年，維多利亞鼎盛時期的煤油燈時代，開膛手傑克在倫敦東區殘暴、無名、恐怖、連環、邪惡┈┈以一系列魔鬼標識上演不解之謎。不同案件行為相似、對象同類、行為線索可析，心理側寫可期，具有推論之基，卻無結論之果。甚至，柯南道爾爵士出場，提供的福爾摩斯式心理戰術，也未發揮效果。所以，公眾看到的只是警察的手足無措、一籌莫展，正如探案警長所言“罪犯如此暴力卻看不出什麼動機，也沒有發現絲毫的證據，不論是直接證據還是間接證據。”直至今日，這一案件的最大價值仍然停留於——經典的疑案樣本。
辛普森殺妻是眾所周知的疑案，各種細節已經精緻研磨。十九世紀美國麗茲殺害父親和繼母一案，不僅同樣著名，也與辛案頗多可比。富豪家族、家庭謀殺、親族嫌隙，動機現實，事後掩飾，不乏血液痕跡，他人作案可能小，間接證據證明力不穩定，經歷訴訟而無罪開釋，都是兩案的共通特徵。此外，麗茲案法官對陪審團傾向性指示不無爭議，而辛案種族歧視的話題也曾掩蓋證據探討。但其實，“無名罪犯是否存在，釋放之人就是真兇”的疑慮是兩案最大的共同點。
兒童被害，真兇難查，無疑更易引發關注。6歲童星瓊貝尼特被謀殺案一直未解就是此類事件，國內對此也曾屢有報道。案件除了瓊貝尼特的經歷引發同情外，父母是否是真兇一直懸而未解。這是這類疑案的最大難點，畢竟無論結果如何，對兒童還是父母都可能是極大的傷害。
國內疑案中，念斌案具有一定代表性。念斌食雜店外門把上檢出“疑似”氟乙酸鹽毒物的物質，而丁雲霞炒菜鐵鍋裡檢出的氟乙酸鹽毒物，加之念斌與丁雲霞兩家的恩怨，都讓念斌具有嫌疑無疑。但是，從嫌疑到定罪並不僅一步之遙，定罪障礙難以掃除，改判無罪的同時自然也留下真兇為誰的疑問；聶樹斌案是錯案，也是疑案。重要物證的來源不清、證明力明顯不足；有的證據曾經收集在案，最終卻缺失；證據鏈條不完整、不可靠。依據證據裁判原則，聶案最終被認定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此案有利於規範司法，但真兇是誰還是未解之謎；黃靜案被稱為“中國網絡第一大案”，多份結論矛盾的死亡鑑定一度也成疑，雖然最終判決在綜合五次屍檢、多份鑑定後，認定其男友姜俊武強姦罪不成立。但離奇的死因，屍體器官標的保存不善，使得該案至今仍被討論；此外，還有備受關注的西客站乾屍案、清華女生朱令被害案等，疑案成因都有諸多典型性，值得經年研究。
罪疑從無、疑利被告是現代司法應然要求，從現實出發，疑罪從無也是疑案處理兩難困境中的理性選擇。人的認識能力具有相對性，受制於主客觀條件限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發現真相，命案必破更應體現的是司法期許。不枉不縱是刑事司法最高境界，但司法實踐繁複不定，過於樂觀態度自會捉襟見肘。堅持疑罪從無就難免有案難定，這是必須接受的事實。否則，不惜手段，強求追訴、口供至上┈┈就可能讓疑案衍化為錯案，導致更大不公。
不可否認，囿於時代所限，有些疑案不破的部分原因在於科學缺乏、技術落後。開膛手傑克作案後數年，指紋技術才出現；麗茲案件中血跡可分析卻不可鑑定的現實，無疑影響偵查推進。假設這些案件發生在現代科學技術發達的今天，是否還會懸疑當可探討。畢竟，DNA技術的有效適用，成就了白銀殺人案真兇高承勇的現身，也成就了南醫大強姦殺人案告破。當前，我們有上個世紀難以企及的技術、能力和知識，指紋發現和指紋採集技術，痕跡被科學發現、固定和分析，法醫學應用更為普遍，死因鑑定結論明確可靠，DNA分析精確身份認定，還有醫學檢查、計算機、證據保全、激光增強技術、現代心理學、行為分析、審問技巧等基本偵查技術。有了這些技術手段的助力，司法破案越來越成為趨勢，完美犯罪的臆想自然也越來越難。但是，對此同樣不能過於樂觀，理應辯證看待。
科學技術助力司法需要科學提取、合理採信。否則，即使先進的毛髮和纖維分析技術待用，調查人員卻在到來之前破壞現場，也是徒勞無功；技術可以從子彈上的劃痕來確定哪支槍是兇器，但如果無法確定案發時誰在用槍，鑑定沒有意義；DNA證據可以鎖定嫌疑人，但證據保全出現問題，還是一無所獲。所以，我們需要現代科學技術的助力，也必須為科學技術提供準確適用的前提和土壤。此外，科學證據有時不如想象中科學，專家意見也可能誇大部分知識的重要性，司法人還需態度持正、理性對待。杜培武案件中拉蔓光譜測試，測謊器、DNA技術悉數適用，但卻成為以刑訊捷徑導致錯案的科學“先導”。辛普森案件也告訴我們“DNA證據也具有非常令人迷惑的可能性”。如果對現代科學過於迷信，不能以規範和協調方式認識並利用，現代科技的發展和改進不僅對司法毫無意義，甚至可能影響司法。畢竟，疑案和錯案既關係密切又存在交叉，處理不力很可能導致疑案成錯。
疑案既不是新生事物，也非本土特色。疑案的產生雖然會受社會、文化、政策等外部因素的直接影響，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疑案仍然既有諸多共性規律。制度層面，科學設置證明標準、合理確定證據規則，是降低疑案、錯案防控的實質保障；而實踐層面，以問題為導向，反向省視、總結規律、分析機理，才能促進審前程序整體完善，實現從源頭減少疑案。
關於疑案成因，影片《殺人回憶》認為：惡劣的治安環境、不科學的調查手段、平時的掉以輕心，都是案件成疑原因。而審視現實，取證困難是刑事司法的實際難題，個別偵查不力也是重要的疑案成因。無論是國外歷史疑案，還是國內當前疑案，執法理念、執法條件、執法水平是產生疑案的根本原因。偵查是相對密閉的訴訟過程，相關人員本身的經驗、閱歷和辦案能力起主導作用，對案件走向影響很大。白教堂連環謀殺案中，偵查人員根本不明白麵對的是何類兇手；辛普森案件，從現場到鑑證存在大量失誤，證據人為減損；瓊貝尼特案中，警方對第一現場不僅沒有嚴格保護，反而任由被害人父母和親屬走動踐踏。而在當前的現實中，偵查還存在各類瑕疵，有的直接導致證據不可用，影響案件認定；鑑證過程不合理、證物保管缺乏有效監管、證據調取不及時等問題還都存在；在從現場到法庭的距離中，證據提取、保管、利用、分析的任何不當都可能直接導致案件成疑。所以，轉變偵查理念、提高偵查能力、規範偵查行為是對偵查人員的個人要求；同時，良性司法體制才能有利於平衡人員差異、保障案件質效，制度完善則是對司法的整體要求。
當前，以員額製為牛鼻子的各項司法改革，目的在於提高案件質量。其中，檢察機關“捕訴合一”的制度設置，重在強化審前程序，審查引導偵查，提高證據質量，避免司法兩難。因此，檢察機關不僅應當強化證據意識，也應當提高引導偵查能力，以審查引導偵查，打通審前與庭審的路徑。對此，梳理疑案、反向省視，可以作為達成目標的手段之一。畢竟，防止疑難生成，不僅是避免司法兩難的實踐剛需，也是不枉不縱司法期待的應有之意，檢察官為此應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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