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是司法难题，也常常为文艺作品青睐。法律题材影片本身讨巧，易于推高流量。而以疑案为视角则更易获得关注，命运不明，悬念跌宕，案情扑朔，自会产生天然戏剧张力。观察各类作品，无论取材案情本身、破案结果还是追凶过程，都不乏优秀之作。
美国影片《开膛手杰克》、《杀人十二宫》、韩国影片《杀人回忆》、我国影片《暴雪将至》都是疑案影片，仔细观看，每一部都让人感叹案情悬疑、谜题难解，更让人感知：疑案未破是安全感最大的天敌。 公众面对疑案，难免产生恐惧，也难免产生福尔摩斯式的情结投射，期待疑案破解。
疑案破解令人兴奋，但破解过程也可能让司法人殚精竭虑、代价巨大，甚至颇为悲壮。迪伦马特的犯罪小说《诺言》中的退休警探马泰依专业精深、正直善良，为对被害人母亲履行诺言，放弃赴苏黎世之选，设局拿人，换来的结局却是痴呆而绝望。马泰依是优秀的司法人，践守付出、履职尽责，他的悲情更反衬破疑不易。现实中，影片《杀人回忆》的警官原型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述 “几个月家都不回，像个疯子似的要把他们抓起来。哪怕把妻儿的生日忘掉，也能记得住全部的犯罪时间和手法。” 这份执着与煎熬，估计很多大案警察深有共鸣。
破案虽难但也有解，疑案破获带来的也不止于欣慰兴奋。疑案一旦破解，往往勾连出深藏的私密、极限的人性、挣扎的情理，真相令人瞠目，有时也令人泪奔。埃勒里·奎因推出全世界水平最高的系列推理小说，最著名的还是其中的“悲剧系列”。而东野圭吾代表作《嫌疑人X的献身》中，案情真相大白之际，也恰是读者对X心愿难成的叹息之时；《尼罗河惨案》阴谋败露，穷途末路的恋人举枪自尽，悲剧色彩的场景，国内观众应当并不陌生。现实中，疑案破获的结果未必如此煽情，却也必然伴随各类人间冷暖。
文艺作品中，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是真相代言人。但文艺重在表情达意，对司法问题点到即可，未必全现司法真实。现实中，疑案破解有各种表现，不能破解的疑案也有遗憾。但是，以影片娱乐为引导，解读现实疑案，透视司法谜题，却也是法律人逐层深入的不错思路。
疑案探讨，白教堂区谋杀案不可逾越。1888年，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煤油灯时代，开膛手杰克在伦敦东区残暴、无名、恐怖、连环、邪恶┈┈以一系列魔鬼标识上演不解之谜。不同案件行为相似、对象同类、行为线索可析，心理侧写可期，具有推论之基，却无结论之果。甚至，柯南道尔爵士出场，提供的福尔摩斯式心理战术，也未发挥效果。所以，公众看到的只是警察的手足无措、一筹莫展，正如探案警长所言“罪犯如此暴力却看不出什么动机，也没有发现丝毫的证据，不论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直至今日，这一案件的最大价值仍然停留于——经典的疑案样本。
辛普森杀妻是众所周知的疑案，各种细节已经精致研磨。十九世纪美国丽兹杀害父亲和继母一案，不仅同样著名，也与辛案颇多可比。富豪家族、家庭谋杀、亲族嫌隙，动机现实，事后掩饰，不乏血液痕迹，他人作案可能小，间接证据证明力不稳定，经历诉讼而无罪开释，都是两案的共通特征。此外，丽兹案法官对陪审团倾向性指示不无争议，而辛案种族歧视的话题也曾掩盖证据探讨。但其实，“无名罪犯是否存在，释放之人就是真凶”的疑虑是两案最大的共同点。
儿童被害，真凶难查，无疑更易引发关注。6岁童星琼贝尼特被谋杀案一直未解就是此类事件，国内对此也曾屡有报道。案件除了琼贝尼特的经历引发同情外，父母是否是真凶一直悬而未解。这是这类疑案的最大难点，毕竟无论结果如何，对儿童还是父母都可能是极大的伤害。
国内疑案中，念斌案具有一定代表性。念斌食杂店外门把上检出“疑似”氟乙酸盐毒物的物质，而丁云霞炒菜铁锅里检出的氟乙酸盐毒物，加之念斌与丁云霞两家的恩怨，都让念斌具有嫌疑无疑。但是，从嫌疑到定罪并不仅一步之遥，定罪障碍难以扫除，改判无罪的同时自然也留下真凶为谁的疑问；聂树斌案是错案，也是疑案。重要物证的来源不清、证明力明显不足；有的证据曾经收集在案，最终却缺失；证据链条不完整、不可靠。依据证据裁判原则，聂案最终被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案有利于规范司法，但真凶是谁还是未解之谜；黄静案被称为“中国网络第一大案”，多份结论矛盾的死亡鉴定一度也成疑，虽然最终判决在综合五次尸检、多份鉴定后，认定其男友姜俊武强奸罪不成立。但离奇的死因，尸体器官标的保存不善，使得该案至今仍被讨论；此外，还有备受关注的西客站干尸案、清华女生朱令被害案等，疑案成因都有诸多典型性，值得经年研究。
罪疑从无、疑利被告是现代司法应然要求，从现实出发，疑罪从无也是疑案处理两难困境中的理性选择。人的认识能力具有相对性，受制于主客观条件限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发现真相，命案必破更应体现的是司法期许。不枉不纵是刑事司法最高境界，但司法实践繁复不定，过于乐观态度自会捉襟见肘。坚持疑罪从无就难免有案难定，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否则，不惜手段，强求追诉、口供至上┈┈就可能让疑案衍化为错案，导致更大不公。
不可否认，囿于时代所限，有些疑案不破的部分原因在于科学缺乏、技术落后。开膛手杰克作案后数年，指纹技术才出现；丽兹案件中血迹可分析却不可鉴定的现实，无疑影响侦查推进。假设这些案件发生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是否还会悬疑当可探讨。毕竟，DNA技术的有效适用，成就了白银杀人案真凶高承勇的现身，也成就了南医大强奸杀人案告破。当前，我们有上个世纪难以企及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指纹发现和指纹采集技术，痕迹被科学发现、固定和分析，法医学应用更为普遍，死因鉴定结论明确可靠，DNA分析精确身份认定，还有医学检查、计算机、证据保全、激光增强技术、现代心理学、行为分析、审问技巧等基本侦查技术。有了这些技术手段的助力，司法破案越来越成为趋势，完美犯罪的臆想自然也越来越难。但是，对此同样不能过于乐观，理应辩证看待。
科学技术助力司法需要科学提取、合理采信。否则，即使先进的毛发和纤维分析技术待用，调查人员却在到来之前破坏现场，也是徒劳无功；技术可以从子弹上的划痕来确定哪支枪是凶器，但如果无法确定案发时谁在用枪，鉴定没有意义；DNA证据可以锁定嫌疑人，但证据保全出现问题，还是一无所获。所以，我们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助力，也必须为科学技术提供准确适用的前提和土壤。此外，科学证据有时不如想象中科学，专家意见也可能夸大部分知识的重要性，司法人还需态度持正、理性对待。杜培武案件中拉蔓光谱测试，测谎器、DNA技术悉数适用，但却成为以刑讯捷径导致错案的科学“先导”。辛普森案件也告诉我们“DNA证据也具有非常令人迷惑的可能性”。如果对现代科学过于迷信，不能以规范和协调方式认识并利用，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改进不仅对司法毫无意义，甚至可能影响司法。毕竟，疑案和错案既关系密切又存在交叉，处理不力很可能导致疑案成错。
疑案既不是新生事物，也非本土特色。疑案的产生虽然会受社会、文化、政策等外部因素的直接影响，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疑案仍然既有诸多共性规律。制度层面，科学设置证明标准、合理确定证据规则，是降低疑案、错案防控的实质保障；而实践层面，以问题为导向，反向省视、总结规律、分析机理，才能促进审前程序整体完善，实现从源头减少疑案。
关于疑案成因，影片《杀人回忆》认为：恶劣的治安环境、不科学的调查手段、平时的掉以轻心，都是案件成疑原因。而审视现实，取证困难是刑事司法的实际难题，个别侦查不力也是重要的疑案成因。无论是国外历史疑案，还是国内当前疑案，执法理念、执法条件、执法水平是产生疑案的根本原因。侦查是相对密闭的诉讼过程，相关人员本身的经验、阅历和办案能力起主导作用，对案件走向影响很大。白教堂连环谋杀案中，侦查人员根本不明白面对的是何类凶手；辛普森案件，从现场到鉴证存在大量失误，证据人为减损；琼贝尼特案中，警方对第一现场不仅没有严格保护，反而任由被害人父母和亲属走动践踏。而在当前的现实中，侦查还存在各类瑕疵，有的直接导致证据不可用，影响案件认定；鉴证过程不合理、证物保管缺乏有效监管、证据调取不及时等问题还都存在；在从现场到法庭的距离中，证据提取、保管、利用、分析的任何不当都可能直接导致案件成疑。所以，转变侦查理念、提高侦查能力、规范侦查行为是对侦查人员的个人要求；同时，良性司法体制才能有利于平衡人员差异、保障案件质效，制度完善则是对司法的整体要求。
当前，以员额制为牛鼻子的各项司法改革，目的在于提高案件质量。其中，检察机关“捕诉合一”的制度设置，重在强化审前程序，审查引导侦查，提高证据质量，避免司法两难。因此，检察机关不仅应当强化证据意识，也应当提高引导侦查能力，以审查引导侦查，打通审前与庭审的路径。对此，梳理疑案、反向省视，可以作为达成目标的手段之一。毕竟，防止疑难生成，不仅是避免司法两难的实践刚需，也是不枉不纵司法期待的应有之意，检察官为此应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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