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兴起后，在许多人看来，纸质书的末日似乎指日可待。特别是那些IT精英，更是对传统出版业充满傲慢与偏见。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出版界同仁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至少就目前看来，电子书与纸质书，两个行业之间还没有学会彼此和平共处，更没有学习对方长处的耐心和虚心。
2012年5月，我在杭州网易研发中心做一次演讲，有读者又问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回答说，如果丁磊先生能把我挖来做网易电子书的总编辑，或读库能把网易的技术骨干挖过去做我们的电子化研发工作，彼此才能真正搞好。电子书和纸质书，不应该是你死我活、我优你劣的关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有I T职业背景的出版人，和有出版从业经验的IT人，能够实现两者的真正融合和优势互补。
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忍耐彼此的蔑视和敌视。比如2011年的一条新闻，亚马逊的某个高管，继他们的董事长之后继续表态，大意是出版社早晚要倒闭。他认为只需要有亚马逊把作者和读者联系在一起就够了。图书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两个环节——作者和读者，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认为这番话纯属胡扯——不仅仅是出于职业尊严，一个销售行业的人，必然要为他所处的领域说话，但居然可以傲慢到扬言编辑出版行业没有存在必要的地步，实在是充满偏见。
出版社，真的就没有存在必要了吗？当豆瓣、当当、京东等网站或网商纷纷推出自己的电子图书时，这个问题便如此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什么叫出版社
我们需要先来理解什么叫出版社。在许多人的眼中，出版社已经沦为靠卖书号、倒卖一点东西来挣钱的机构——这样坐地敛钱的机构当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但真正的出版社是什么呢？它应该是集合了一批职业编辑，对作者的作品做出精当的整理和加工，然后再经过设计人员做出合适的设计，再通过自己的平台和渠道进行推广和销售，进而把一本合适的书送到适合它的读者面前的一个机构。这几个环节，我不认为是可以省略的，或者说可以跨越的。像亚马逊所说，可以不要出版社了，只不过是把出版社的功能转移到亚马逊内部。在“内容为王”的传统出版界，销售被包括在出版社之中，在如今“渠道为王”的年代，销售便妄图把出版社囊括其中。事实上这只是出版环节和功能的转移，以及业务模块的重新建构罢了——出版社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被销售平台反吞了一口。
亚马逊高管的话音未落，我马上又看到李开复先生的一条新闻，说他最新的一本书没有经过出版社，直接在亚马逊上开始卖了。
仔细分析李开复先生的这本书，传统出版社承担的推广、销售功能，被网站和网商接过了担子，这一方面的业务模块并没有缺少，真正取消的，是编辑环节。
出版社没有必要存在了吗？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编辑，真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我看过李开复老师的上一本书，和微博有关，基本上就是把他的微博收集在一起，连下面的留言“顶”、“赞”也保留下来。这样的书确实不需要编辑，但是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东西可以叫“书”。
饭馆依然存在
2011年夏天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串门，杜丽老师送我一个小礼物。是印于1963年的宣纸版《毛主席诗词》，定价一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是人文社最近一次调整办公室，扔在楼道里没有人要的东西，杜丽老师捡回来，觉得很有意思，就送给了我。这本册子应该是编辑的工作本，似乎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想重印这本书的时候，编辑要把上一版需要勘校订正的地方标了出来，以期改进。一本收录“毛主席诗词”的书，当年应该是很庄重、不允许出错的，但一个编辑依然能在里面找出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几乎每一页都有，有删有改。有的地方需要加的文字太多，他就粘张纸条，把增加的文字写在上面。这本小册子，就能说明编辑是干什么的了。
每个人都可以把饭做出来，但饭馆依然存在，专业厨师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你当然可以去商场买个推子，自己给自己理发，可为什么还要去理发馆呢？什么行业都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我想即使毛泽东在世，也不会拒绝一个编辑的工作。而现在，却被人认为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的出版社和编辑做得不够好，才让人家以为我们不重要，可有可无。
为作者和读者做什么
编辑没有必要存在了吗？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一个编辑，可以为作者和读者做什么？
许多人把编辑理解为简单的案头工作，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编辑工作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判断一个词语是“再接再励”还是“再接再厉”，这是有标准答案的，属于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编辑工作的真正考验，是对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的解决能力。
我把编辑工作概括为：判断与决断，发现与呈现。
所谓判断与决断，就是编辑对作品的价值能够做出准确预估，并敢于拍板，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不是首鼠两端，犹疑不定。这些年我主要从事《读库》丛书的编辑工作，所举事例，也多是《读库》中的内容，并没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格局分析，只是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
比如我曾编辑一篇涉及1948年上海通货膨胀的稿子，其中有美国的《生活》杂志当年的图片，感觉扫描效果不理想，便托朋友另找清晰些的图片。没找到原来那张，找的是杂志图库里的另一张未刊图。
美国《生活》杂志刊发的关于1948年上海通货膨胀的图片。
杂志图库里的另一张未刊图。
两者比较一下，图片编辑的功底可见一斑。这就是对一张照片的视觉价值的判断和决断，甚至当摄影师自己难以取舍时，需要编辑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编辑是一部作品的第一读者，一旦做出判断与决断，又转化为这部作品的第二作者，与作者一起提高之，完善之。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一作品的产品经理、项目管理者，承担着比作者更大的责任。我将其总结为发现与呈现，即发现一部作品的价值，并经过深度加工和开发，寻找恰到好处的装帧设计方案，选择合适的材质和印刷装订工艺，制订准确的推广概念和营销策略，以理想的出版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并最终实现其商业利益和社会价值。
发现《可操作的民主》
说到发现选题，许多读者便会说起《读库》与郭德纲的渊源。2005年9月初，《读库》筹备阶段，我向东东枪约下这一组稿子，他着手准备、跟踪采访、搜集资料，从初稿到定稿，有半年多的时间。在这几个月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郭德纲，有人甚至戏称郭老师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编外署长”，因为几乎所有的报刊都采访过他，就连宠物杂志都请郭老师抱条狗狗上封面。但是，一次用这样大的篇幅描述郭师傅的，应该只有这一组稿子，能够有机会安安静静地与郭德纲郭师傅单独沟通交谈达十几个小时的，能够有机会到郭师傅家里，把他家中基本所有照片从头到尾翻检一遍的，能够有机会几乎采访遍郭师傅近几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物和目击者的，恐怕应该也只有东东枪。
事后东东枪说，幸亏我们在基本还没有媒体关注郭师傅的时候就做完了这件事情。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做了一些抢救工作。
这样的成稿过程毕竟只是小概率事件，单就这一专题来说，我只是尽到了一个组稿编辑的本分。我更愿意列举另一个选题的例子，来说明编辑的发现。
2008年上半年，我知道有一本书叫《罗伯特议事规则》，作者亨利·罗伯特将军，生于1837年5月2日，胡格诺派教徒。他身材略显消瘦，但酷爱集体交往，是一位果断坚毅的美国陆军工程兵长官。“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套议事规则已经为数以百万计的会议带来了秩序和效率。在民间组织和教会当中从事了多年的会议实践之后，他开始研究议事规则，并于1876年2月19日出版了第1版《罗伯特议事规则》。1901年他从陆军退役以后开始从事工程咨询工作，并把生命的最后10年全部奉献给议事规则的编撰事业。2007年年底，一个中国人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最新足本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寇延丁老师对我介绍这个传奇故事的时候说：“其实开会是需要学习的，民主也是需要学习的。”这番话令我茅塞顿开，这个时代不可能截然地分为没有民主的黑夜和拥有民主的白昼，在夜与昼之间，如果我们不进行学习，未经培训，那么民主的曙光也许永远不会出现。
于是，我邀请《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文版的译者袁天鹏来写一下翻译这本洋洋巨著的幕后故事，以及议事规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和体验，希望能够刊发在《读库》中，与广大读者共享。此后几年间，数次耳提面命，两次更换作者，最终，由寇延丁老师完成了这一选题，全文有十几万字，已经是一本书的体量了。于是，我将这篇文章分为《学开会》和《开会啦》两篇，在《读库》上刊发，并向其他出版机构热心推荐，最终由汉唐阳光推出单行本《可操作的民主》，轰动一时。一个选题的发现与执行，催生出了一本书。
呈现，没有标准答案
说到“呈现”，我喜欢举出另一事例。
一套失落民间的相册，引发了摄影界、学术界的无尽话题。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连续六十二年的留影，从1907年到1968年，福州的叶景吕先生从二十七岁到八十八岁，每年一张，一张不少，整整六十二张。每张照片下面或上面都有他亲笔所写的拍摄时间、当年的年龄及家庭、国家大事等。从第一张清朝的长发蓄辫到民国的长袍马褂，一直到新中国的列宁装，照片的主人公也从英姿勃发的青年变成了矍铄老者。一张张照片，忠实记录了这位同胞从风华正茂走向人生暮年的完整过程。
一个普通中国人连续六十二年的留影
一年一照，是人生的仪式。一站一坐，年度交替，是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在民间发现这套照片，并做出详尽考证工作的收藏家仝冰雪是我的大学同学。当他向我展示这套照片时，已有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我建议，可由《读库》先行刊发，算是对这一“冷僻”题材的热身。在编辑过程中，我拟的题目《一站一坐一生》也成为后来单行本的书名。
我并不敢对这一书名自鸣得意，也可能会另有同行起出更好的名字，但这恰恰是编辑工作的魅力：没有标准答案，一棵植物在成长过程中，交给不同的园丁，便有不同的灌溉和料理方式，最终形成截然不同的生长轨迹和果实。这个行业之所以令人热爱，就在于它既清晰又模糊，既温暖又残酷。
编辑在出版环节中的作用，当然不局限于这些具体的工作。在海量信息充斥的当下，编辑对选题的筛选和推荐，才是对作者、读者的更大价值。由若干编辑组成的编辑部、出版社，经过自己皓首穷经又热情敏感、耐心细致又充满灵气的工作，完成口碑的积累，品牌的建设，使作者乐于把自己心血结晶的作品放心地托付给他，使读者对这家出版社的平台产生不由分说的信任和超越功利的忠诚。
果能如此，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编辑会存在下去，比任何介质、任何形态的书更久远。
张立宪，1987-1991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著名出版人，作家。参与创办《足球之夜》、《生活资讯》等杂志。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并出版有个人著作《记忆碎片》，新版名字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现任《读库》主编，跨工种作业，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涉及编辑、美术、财务、公关、销售诸领域。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持续出版一种读书品牌《读库》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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