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蘭在我國可謂是家喻戶曉，其替父從軍的故事彰顯了巾幗不讓鬚眉的氣概，也發揚了傳統文化裡的忠孝之道。而在在歷史的長河中，並不缺乏忠貞報國的巾幗英雄，如商朝的婦好、兩漢交際的呂母、宋朝的梁紅玉、明朝的唐賽兒等等；亦不缺乏忠孝之士，在百善孝為先的傳統美德影響下，甚至“舉孝廉”成為重要的官員選拔方式。那麼緣何一個文學作品裡的花木蘭能夠在諸多歷史人物中脫穎而出，受到歷代文人墨客的潤色，官方朝廷的追封，到了今天還走向世界，成為迪士尼的寵兒呢？
花木蘭劇照
花木蘭所處的歷史背景，是其原始形象演變的關鍵
花木蘭的形象由《木蘭辭》為開端，唐宋時期成為詩詞渲染的熱捧對象，尤其是宋代郭茂倩將此敘事詩收錄進《樂府詩集》，使其名聲大噪；再到明清時期的戲曲和小說的深加工，近現代話劇動漫等，直至今日仍為文學、影視創作的熱點形象。再到各地政府搭臺、文化唱戲的宣傳與造勢，花木蘭由書本走向了廟宇，如黃陂木蘭山、虞城木蘭祠，香火旺盛之外，還進入第二批國家級非遺名錄。陝西延安的木蘭傳說也作為擴展項目進入第三批國家級非遺名錄。花木蘭文化的核心是圍繞著“替父從軍”這件事，但其形象經過多年的流傳演變後發生了較大變異，木蘭傳說演繹的形式日趨多樣化，內涵也更為豐富。
花木蘭最早出現於南北朝一首敘事詩《木蘭辭》，該詩創作時間並無定論，只是由於民歌的時代特徵等原因，將其定義為南北朝時期，最初收錄於南朝陳的《古今樂錄》。在這首詩中，花木蘭替父從軍的形象是最為原始的引薦，整個故事由決定從軍、血戰沙場、榮歸故里三個部分組成，情節曲折離奇，富有傳奇色彩，呈現的就是一個忠孝兩全、英勇果敢、不慕名利的女性形象。自古忠孝難兩全，花木蘭卻集忠孝於一身，且在女性飽受歧視的封建社會，十二年行伍生活，身份不被識破，她付出的努力和艱辛要遠超於尋常男兒，在功成名就之後，毅然選擇迴歸父母身邊盡孝，這更是諸多男子達不到的境界。此詩或許想表達的就是對“忠孝難兩全”的批判，女兒身的花木蘭做到了，所以她的事蹟可以被傳唱下來。
柔然兵劇照
而根據文中所傳唱的內容看，花木蘭的事蹟有諸多不同時代的特點。由於《木蘭辭》中展現的地名黑山、燕然山，與《魏書》、《北史》記載大致相符，故而認為花木蘭是北魏人物，且參與了公元429年的北魏破柔然之戰。然若以這個時期定論，詩歌當中出現諸多不符合史實的字眼。南北朝時期，北魏雖是鮮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權，但其統治者比較重視農耕生產，這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定居農耕區以後的必然趨勢。所以北魏的兵民是分開的，兵用於打仗，民從事耕桑。而兵主要由鮮卑及其他少數民族組成，漢族人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因為他們的農耕技術和經驗遠超過少數民族，這也是北魏政權胡漢分治的特色體現。北魏裡的鮮卑兵皆由貴族組成，人數最多，地位也最高，他們是最精銳的部隊，國防鎮邊的中堅力量；其次是蒙古高原上的高車人，他們身材魁梧，是天生的“僱傭兵”；最後才是招募的漢人以及其他民族。
北魏皇帝劇照
《木蘭辭》裡說“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這是典型的“府兵制”要求，簡單來說就是政府通過減免稅收的形式，令兵民合一的人戶自行購買裝備，遇到戰爭時，由民為兵，自行採購部分裝備，再到制定地點集結。而北魏政權是鮮卑人為職業軍人，非鮮卑兵是以招募的形式徵集兵員，這種募兵是由政府提供裝備的，於戰爭時期減免應徵人戶的賦稅雜役。直到公元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西魏權臣宇文泰才嘗試“府兵制”改革，將漢人納入府兵系統，以充實兵力，花木蘭被認定的年代是429年，因此與此項不符。
“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妝”——《通鑑.陳紀》
另外，《木蘭辭》中“對鏡貼花黃”描寫也極具時代感。額黃妝在南北朝時期是最為盛行的、史料記載南北朝時期“胡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這種妝飾與佛教有關，在北魏太武帝執政初期，他是比較崇尚佛教的，只是隨著軍事戰爭的頻繁化，佛教的盛行影響了兵員的徵募，故而才有滅佛之舉，花木蘭若是參與429年的戰爭，那個時期是有可能還盛行著額黃妝的。而到了北周時期，天元皇帝禁止民間婦女扮此妝飾，只准宮內女子使用，至隋唐時期又開始盛行起來，並由胡婦傳至漢人當中。所以綜合來看，倘若花木蘭是胡人，那麼點兵、採買裝備也就合理了，若是漢人，在隋唐之前“對鏡貼花黃”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其實胡漢之分本身就帶有較強的爭議性，這也是木蘭形象受到文人墨客追捧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唐朝這樣極度開放、極具兼容性的社會，為其形象的演變提供了土壤。
貴族胡婦劇照
如果是漢人的話，稱皇帝為“可汗”的則更符合隋朝的政治特點。隋文帝受禪於北周，由於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地區長達二三百年由異族佔據，統一後的皇帝被混稱為“可汗”是正常的，唐朝時李世民還被少數民族尊稱為“天可汗”。詩中提到的“策勳十二轉”又是隋朝開國時期獎勵機制，即置上柱國以下十一等，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才正式形成十二級戎勳制度。 而詩中又說“同行十二年”，如果一場戰爭拉鋸了12年之久，隋唐在北部地區很難找到合適的戰例，如果是駐防邊疆12年就更不太可能發生在隋唐時期，因為這一時期的駐防特點是“番上”即輪番抽調到邊防重鎮服役。但不可否認這12年也是木蘭受後世尊敬的地方，一個“弱女子”投身行伍十二載，除了強大的意志之外，更多的是她心中的理想與抱負。這一點就是1956年豫劇《花木蘭》的核心價值觀，那句“恨敵寇犯邊關侵我鄉鄰”正是其從軍十二年的內心驅動，這種驅動賦予了花木蘭愛國主義情懷，她的形象就不單單是英勇，而且包含著滿腔的抱負以及男兒都罕有的心境，這種心境就是以民族危亡為己任的崇高責任感，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之際，民族責任感就顯得更為重要。
鎮邊軍營劇照
回到歷史的追溯，能拉鋸12年的戰爭也並非北魏429年的對柔然之戰，而是發生在523年的柔然侵擾，以及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六個邊防重鎮叛亂，北魏政權斷斷續續抵抗及鎮壓到534年才結束，此戰前後打了12年，導致北魏分裂成為東西兩個部分。此時的北魏政權因軍事需求將漢人混編到兵民合一的系統裡是有可能的，北魏自孝文帝（467年-499年）起，就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漢化改革，六鎮叛亂雖是柔然起兵為導火索，但由於這六鎮的鮮卑貴族一直抵制漢化運動，與北魏統治者積累下利益矛盾，這才是發生動亂的根本原因。但就“對鏡貼花黃”來看，這一時期的胡人才更有可能如此裝扮，所以花木蘭最大的可能是北魏政權末期的胡婦，他的父親就也很可能就是鮮卑人，而且是北魏時期的“軍戶”（元明時期才這麼稱呼），在受到國家徵召時，需一男丁出征，平時則需要出一丁到指定地方鎮邊。
柔然可汗
“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漢書.匈奴傳》
而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細節需要注意，花木蘭隨軍進入“黑山”以後，提到了“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胡”字首現於匈奴單于的自稱，也是由此開始，成為漢族人對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的統稱。523年的柔然南侵直接帶動了懷荒鎮的鮮卑等民族叛亂，花木蘭所到地區可以說是民族成分複雜，除了柔然人，鮮卑、匈奴、氐、羌、敕勒都混雜於叛亂之中。那麼這裡的“胡騎”就是對這些複雜遊牧民族的稱呼，這就絕非出自於鮮卑人之口，這首詩歌是漢人傳唱出來的。在南北朝複雜的民族融合大環境中，北方政權實行民族分治的統治方式，漢人是遭受諸多不平等待遇的，那麼漢人為何還會歌頌一個“胡婦”呢？我想，這除了統治階級樹立“忠義”的社會價值觀以外，也包含著漢族人民對於結束戰亂的內心需求。對於普通百姓而言，忠孝不關乎生存問題，而社會動盪帶來的流離失所、生靈塗炭，使他們迫切需要一位英雄人物結束這一切，策勳十二轉的花木蘭不正是這樣的英雄嗎？所以在花木蘭的形象演變中，統治階層崇尚忠義、普通大眾崇尚英勇，花木蘭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誕生”的。
眾多藝術形式推動了花木蘭的形象演變
該詩歌一般認為最早由南朝陳收錄於《古今樂錄》，南朝宋、齊、梁、陳的漢人政權裡多次出現弒君篡位的現象。如宋文帝被太子劉劭殺死篡位、齊明帝蕭鸞瘋狂屠殺蕭姓宗室等。
花木蘭的忠孝形象可能非常迎合統治者的需求，故而被收錄和傳唱。“孝”是封建社會儒家學說的核心內容之一，自西周起就被確立為宗法道德規範的核心。經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的發展，尤其是孔孟聖賢人物的進一步強調，孝道被提升到道德規範之首的層面，甚至到了帝王之家也是先孝而後君，如《國語》雲：“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隨著歷代信仰儒家學說的文人墨客都大力宣揚孝道，在“忠孝勇烈”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氛圍下，木蘭作為一個女子，替父從軍，更突出的是她“孝女”的形象。
木蘭辭別漫畫
到了唐宋時期，木蘭的故事也成為文學創作的源泉，光《全唐詩》就收錄了五首歌頌花木蘭的詩。唐中期的韋元甫在《木蘭歌》中加以創作，不僅描繪了花木蘭在從軍前的複雜心情，還描繪了花木蘭征戰疆場的具體情節。晚唐的杜牧則在《題木蘭廟》中寫道：“彎弓征戰作男女，夢裡曾經與畫眉。”經此創作，花木蘭就不僅僅是“孝女”的人物形象了，她被賦予了奮勇殺敵、報效國家的英雄形象。
到了明代，徐渭撰寫的雜劇《雌木蘭替父從軍》，直接將生擒賊首的頭等戰功算在花木蘭頭上。他建構出一個犧牲自我而體現個人價值的女性形象。花木蘭由一個不思功名的賢孝女，變成了一名躊躇滿志的尚書郎。封建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枷鎖在木蘭身上被打破，她對建功立業的執著，十分耀眼地閃爍著一種肯定自我、高揚個性的光芒。其實這種創作與徐渭的個人經歷有關，他20歲中了秀才，此後8次鄉試不得提名，考到41歲也未能中舉，後被胡宗憲看上才入幕為僚。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痛感自己的才華不被發現，也對嚴嵩等人專權跋扈頗感憤怒，這部作品既抒發了自己老驥伏櫪的志向，也表達了對封建枷鎖的不滿。所以在明末的小說創作中，花木蘭就已經被賦予了反封建的力量，成為精神世界裡難以抑制的、突破自我的思想萌芽。
“予觀自古女子未有如將軍之奇者也，堤縈曹娥輩至性激於一往，易耳，身經百戰，糜處濟伍之中，曾不知其雌雄，此其智勇有過人者，功成而不有居，然大樹風哉。”——《孝烈將軍傳》
明清時期封建專制制度達到了頂峰，“男尊女卑”和儒家學說的統治仍占主導地位，但時代的潮流是難以抵擋的。隨著海一帶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新興市民階層出現並且壯大，他們代表一種新的力量同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銳，出現了代表市民階層反封建反傳統的新思想，他們對儒家思想的懷疑很容易嫁接到對婦女的束縛上。比如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徐渭讚揚花木蘭是開啟了這種進步思想的呼喚，但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作品大大提高了木蘭的固有形象和地位，從孝女、巾幗英雄，上升到突破思想束縛的精神層面。所以在清同治十年的地方史志《黃陂縣誌》中，能找到《木蘭志》這樣的“確切史料”，它已經不關乎人物的真實事蹟，而只在於精神上的追捧熱度。
柔然兵
在建國以後，花木蘭的事蹟被搬上了舞臺，首先就是河南的豫劇，因為“新世界”需要傳承美德，更需要拋棄舊思想的糟粕，花木蘭經過歷代文人墨客的潤色，已經成為忠義、孝順、勇敢與突破思想束縛的形象，這些都是中華民族沉澱幾千年最為精華的價值導向，所以是值得繼續傳楊的。 也正是從古至今的渲染與傳承，賦予了花木蘭融合著現實與理想、個性與共性的鮮明性格特徵，成為追求自身價值的現代“女英雄”。
豫劇花木蘭
英雄的故事向來不分國界，尤其是崇尚個人英雄主義的美國，本土英雄的稀缺，讓他們不斷的通過影視手段創作 ，漫威就是一個代表。而花木蘭這樣富有傳奇色彩的女英雄，更是藝術創作者不可放過的。1997年，美國迪士尼公司根據我國古代花木蘭男扮女裝代父從軍的傳統民間故事，製作了迪斯尼動畫電影《木蘭》，並於2004 年在全球上映。這部電影以美國主流文化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來置換了原作《木蘭詩》所蘊涵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它還原了《木蘭詩》裡的故事構架，也彰顯了我國傳統文化裡的忠與孝，但在細節上更多地加入了美國文化和女權主義的成分，讓木蘭的形象更為西方化。其實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平”的主題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認同，“殺敵立功”的女英雄花木蘭在新的時代也應該具備新的意義。迪士尼的創作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縮影，《木蘭》並沒有突出封建社會下女性承擔的思想枷鎖，而是更迎合當代女性自由、拼搏、富有創造力的時代特徵。
動漫花木蘭
而在文化交流中，我們更為直觀的感受到，優秀的傳統文化不論如何修飾，都不會改變其本質的特點，但可惜的是，諸多傳統文化以及歷史故事皆由國外的創作得以繼續發揚。如花木蘭一樣，她在各種文化背景中，都代表著相近的道德準則及相似的追求。那麼為何我們不能去尋求隱藏在文化背後的共性追求呢？花木蘭在我國古代走到今天，也只是豫劇、京劇這樣更符合中國口味的藝術表現形式，並不能夠引起世界的認同，反而是迪士尼的一部動漫，令她走到了國際舞臺。被世界所認知的，並非我國傳統文化裡的那位巾幗英雄，而是極具西方特色的、詼諧幽默的厚嘴唇女孩，而且故事的背景任由改編，柔然變成了匈奴、北魏變成了秦朝，花木蘭的形象更是成了迪士尼註冊的“商標”。到了今天，我們能看見諸多中國演員參與了迪士尼真人版電影《花木蘭》的製作，這是拯救傳統文化的一個過程，我們更希望看到由中國團隊去創作，而非僅僅是參與。
參考史料：《宋書》、《後漢書》、《魏書》、《北史》、《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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