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這樣大。”——胡適
現代教育之父——約翰·杜威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如果說皮爾士創立了實用主義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實用主義的真理觀，那麼，杜威則建造了實用主義的理論大廈。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學、藝術、宗教倫理、政治、教育、社會學、歷史學和經濟學諸方面，使實用主義成為美國特有的文化現象。 約翰·杜威作為美國早期機能主義心理學的重要代表，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他生於佛蒙特州，於1879年畢業於佛蒙特大學，後進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院研究師從皮爾士，1884年獲博士學位，此後相繼在密執安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五四運動前後他曾來中國講學，促進了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有《哲學的改造》（1920）、《經驗與自然》（1925）、《確定性的尋求》（1929）等。 1884年杜威獲取博士學位後在密執安和明尼蘇達大學任教。188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心理學教科書，在當時很受歡迎。1894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工作十年。這十年是他對心理學有重大影響的時期。1904年他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直到1930年退休。在那裡他不再研究心理學，而只是把心理學應用到教育和哲學方面，宣揚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學思想。 近代美國教育思想家、實用主義哲學家，恐怕沒有一個能夠比得上杜威對美國及世界教育思想與實 施，有其深遠的影響及無與倫比的貢獻。杜威不僅是二十世紀中的一位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而且在美國國內，也是一位積極推動社會改革，倡言民主政治理想的所謂自由主義派人士，同時也是一位致力於民本主義教育思想的實踐者。他的思想，不僅形成了美國繼實用主義之後而起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哲學體系，而且也間接影響到新教育（所謂進步主義教育）實施與理論的一位教育哲學家。由於他畢生從事著作、教學，受業學生分居世界各地，故其影響是他人所不能匹敵的。
一、關於學科與教育對象、社會三者的關係
“做教育，要懂得學科的意義，
一方面對於兒童有什麼意義，
一方面對於社會有什麼意義。
三者聯絡起來，然後才可以當得老師，講得教育。”
——約翰·杜威
學科、兒童與社會
二、關於教育的最大問題
教育最大的毛病是：把學科看作教育中心。
而學科，最容易脫離其它兩個方面而獨立，因為，學科是老師天天見的東西。
凡是天天見的，一定愈看越大，並且能把其它大的東西都遮住。
——約翰·杜威
學科為中心的問題
三、關於教育的“兒童中心說”
兒童是教育的起點，是中心，而且是目的。
兒童的發展、兒童的生長，就是理想所在。
——約翰·杜威
鋼琴教育的問題
四、杜威與中國教育改革
歷史是活在今天的過去、開創未來的過去。歷史總是有那麼多的巧合。
五四運動，轟動全中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重大事件。杜威恰巧在期間來到了中國。五四運動相關的歷史人物，如：蔡元培、孫中山、胡適、陶行知、蔣夢麟等、郭秉文、黃炎培等等對現代中國教育、現代中國思想這些泰斗級人物人幾乎清一色是杜威的學生或者朋友！！！
陳獨秀、李大釗
(一) 1922年新學制與新課程改革
1922年1月1日民國政府頒佈了《學校系統改革令》。這是一份在我國課程改革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標誌著我國教育現代化和教育民主化獲得官方確認並系統推進。
該文件的主要內容是兩個：一是確立了“6-3-3”現代學制，該學制我們一直沿用至今；二是規劃了與現代學制相適應的現代課程體系，該體系依然是今日課程改革可資借鑑的範本。該文件的研製者系民國時期最重要的民間專業組織“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杜威直接參與了該文件的研製。
《學校系統改革令》依據杜威“教育即生長”的思想，即“教育之外無目的”的思想，確立了“請廢教育宗旨、宣佈教育本義”研製決議，最終形成新學制與新課程的“七大標準”：1.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2.發揮平民教育精神；3.謀個性之發展；4.注意國民經濟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於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全國教育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 1925, 第127頁)。這些“標準”實際上是課程理念、課程目的與課程實施原則的合一。
(二) 1988年上海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1978年，我國邁向了改革開放時代。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而胡適1921年在總結杜威哲學的本質的時候說道：“實驗是真理的惟一試金石”。改革開放的方法論是鄧小平著名的“石頭理論”——“摸著石頭過河”，而這又幾乎是杜威實驗主義方法論的翻版。
在“救亡壓倒啟蒙”近50年之後，我國又走向了“危機關頭，重新呼喚啟蒙”的歷史循環。這便迎來了“充滿理想與激情的火熱的80年代”，即“第二次思想啟蒙”。如果說這次啟蒙與五四運動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更加激進，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更加激烈。在“人的呼喚”和追求“個性自由”的時代背景下，1985年，國家頒佈《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簡政放權的教育政策導向。1986年，國家頒佈《義務教育法》，我國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
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上海1988年率先進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為克服“應試教育”的弊端，適應素質教育要求，上海課程改革確立了以素質教育為核心、以個性發展為目標的改革方向，提出了促進學生、社會和學科三方面均衡發展的“三角形”素質教育模型，建構了必修課程、選修課程、活動課程相互促進的“三板塊”課程結構。本次課程改革強調學生個性發展，鼓勵學生自由選擇，倡導活動課程與活動教學，諸如此類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成就為我國21世紀的課程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礎。強調個性發展與活動課程的課程改革必然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杜威，因為杜威是活動課程或經驗課程的理論奠基者。自80年代以後，杜威的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在我國慢慢恢復了應有的地位和名譽。
(三) 2001年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
中國進入21世紀以後，思想界開始反思自五四運動到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成就與問題，得出的結論是：啟蒙是方向，文化為基礎。倘不能對傳統文化深入理解並進行創造性轉化，啟蒙價值就失去了根基。於是我國迎來持續至今的“儒學熱”“傳統文化熱”。保守主義、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三大思潮間的互動融合重新恢復。杜威在中國提出的“像中國人那樣思考”“走自己的路”“第三哲學”具有了新的時代內涵。我國有望在21世紀“第三次思想啟蒙”中真正實現“東方民主”的百年夢想。在此背景下，2001年6月7日，國務院頒佈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拉開了2001年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的大幕。本次課程改革提出了“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了每位學生髮展”的改革理念，確立了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的“三維”課程目標，大力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學與學習方式，實行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學校課程的“三級”課程管理，如此等等。由於它以教育民主為根本追求，因此與1922年課程改革遙相呼應(Zhang，2014)。杜威的教育思想，連同美國多爾(William E. Doll, Jr.)教授的後現代課程觀、加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皮亞傑和維果茨基的建構主義理論等，一起構成了理解新課程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我國教育理論界又一次興起了“杜威熱”，該浪潮已持續了近20年，並且還將延續下去。
(四)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未來
自2015年開始，我國進入了深化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階段。本階段的根本任務是構建信息時代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新體系。為培養信息時代的“新人”，本次改革提出了核心素養理念，確立了發展學生核心素養的課程目標。核心素養即解決真實問題和複雜問題的人的高級能力與人性能力(張華，2016)。“學會高級思維與複雜交往”將成為信息時代教育的首要目標。這重新喚起人們對杜威教育理論的興趣。
杜威在1910年初版、1933年再版的《我們怎樣思維》(How We Think)一書被譽為“進步教育的聖經”。本書的核心思想是讓教育成為促進學生“良好思維”(think well)的過程，這包括兩方面：
一是讓教育植根於互動、交往與關係之中；
二是讓教育過程成為“反思性思維”(Reflective Thinking)即問題解決的過程。民主即合作性實驗。教學即合作性問題解決。杜威的《我們怎樣思維》儘管誕生於工業化時期，卻是關於核心素養的第一本經典之作。我們需要根據信息時代或數字時代的特點和需求，將杜威的“反思性思維”發展為基於信息技術的“高級思維”，讓杜威的思想在信息時代重放光芒(Waks，2018)。
閱讀更多 迪特鋼琴音樂中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