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說起馮道這個人，可能大多數讀者都不太熟悉。這是一位古代奇人，
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在他死後的一個半世紀裡都被人歌功頌德的，甚至被他人視為楷模。但是，自北宋歐陽修出版《新五代史》，將馮道列入《雜傳》，此後馮道竟開始被人批判！尷尬的是，為馮道所作的少數申辯，皆因為資料零碎，散佈各籍，不像「反面」意見都出於「大部頭」史籍。因此，在欠缺強而有力的理據下，馮道的正面評價備受忽視，所以後來很多史書皆對馮道作出負面評價。例如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清官修的《續通志》，大多選用《新五代史》的《馮道本傳》來推論出馮道的為人「不忠」。但大體來說，馮道的為人實在未至於世人所說的不忠……
史籍言論過於偏激
首先，《新五代史》的言論未免太過偏激，未能顧及馮道身處的時代背景。根據《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內的《雜傳》第四十二「歐陽修說：『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若如此，那麼禍亂敗亡就將無所不至了。況且身為大臣，攸關黎民生計，如果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國家豈有不亂，國家豈有不亡的嗎？|我（歐陽修）讀馮道的《長樂老自敘》，見他自述歷任官階榮勳與平居自適的情況以為榮，真可以說是沒有廉恥的人了；由此，當時天下國家的情況究竟如何，也可以從而知之了。』」（林永欽《騎牆孔子－馮道》一書譯文）
其實五代的衰亂自有其因由，而馮道一人有沒有廉恥，肯定不足以成為構成衰亂的主因。而且，五代衰亂，社會黑暗，使當時君臣上下皆不重德行，道德敗壞。正所謂，「不知者不罪」，馮道歷事「四姓十三君」是可以理解的。
歐陽修的為人和其身處的時代，亦影響他對馮道所作出的評價
讀《宋史．歐陽修本傳》，常覺得歐陽修青年論事時過於意氣。從他想支持范仲淹，卻上書責司諫高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一事便可知。而《新五代史》是他早年私撰，所以論人不論事的態度亦可從中窺知。
另外，宋代儒者大都陷入宋祖宗的圈套（歐陽修亦然），加上懲於五代之亂，於是矯枉過正，大都以忠君作為論臣子的先決條件。
孔子認為的【忠】
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孔孟並不認為【忠】的定義是忠於一君，而是建基於一國之上，先國而後君！以孔子為例，當時子張問孔子：「管仲謀助公子糾奪其兄齊桓公，那是否『未仁』？」。但孔子則認為桓公能夠九合諸侯，不用兵戎相見，那都是管仲的力量。
如今馮道向契丹王耶律德光說：「此時即有一佛出世，亦恐救不得百姓；唯皇帝才可救得。」只因馮道一席話，令契丹王打消攻打中原之念，憑他一語之善就改變了局勢。於是，當時無論中外，無論賢愚，都仰馮道為元老級人物；人們都說契丹終於沒有夷滅中原全靠這一言之善，從這「一言之善」，我們可知馮道完全能媲美中國古代名臣管仲。如果管仲可以避免兵戎就是「仁」（孔子認為「仁」乃道德的最高境界），那麼馮道令契丹沒有夷滅中原就更值得稱許了！
孟子認為的【忠】
而且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禮臣忠，是君臣間治事的態度，臣子徒然忠於君主而不能忠其職守，那麼這個臣子便不值得稱道了。由此可見，孟子的【忠】說通俗一點就是：人民萬歲！這與歐陽修的【
忠於君主】是不同的，歐陽修似乎曲解了孔孟之道。馮道身為一位朝廷官員，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付出是很好的。雖然後世認為他不忠，不過那是以君王的角度來看。真正重要的，應該是當時的人民在他當官的這段期間生活狀況，他對人民起到什麼好的作用。他重視人民勝過於君王，這在古代君王專制時期很難得的！
所以筆者覺得，他算是個處處為人民著想的好官！
當然，過去專制時代，朝廷其實也並非不重視百姓的生活，只是他們認為維持朝廷體系，對於國家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就像現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也會為了維持政府乃至國家的利益，因而對於人民有許多限制，譬如移民的限制等等。
能做數十年宰相，豈是等閒之輩？
馮道能任這麼多次宰相，絕對是因為他輔佐皇帝的能力有加。這麼好的人，如果只因為改朝換代，為了追隨已經下臺的皇帝而離開朝廷，這才是百姓人民的損失！他毫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如此替人民著想的人，怎麼不好呢？
「忠」不是那麼簡單的字，不光是佔用兩個字元的單字，而是有多層面，多方向的意義的。
於是，由於上文所述的種種因素，指【馮道不忠】是有一定程度不成立的。
客觀上來看的話，馮道是個很替百姓著想的人，筆者也挺敬仰他的！能做數十年宰相，可絕對不是等閒之輩。但就像史書所說的那樣，宋代許多稱揚馮道的言論被忽視了，因此筆者查了歐陽修評論馮道的部分，才做出這樣的結論。
當然，除了不少歷代名人或著作對馮道作出負面批評外，同樣有不少名著都對馮道作出正面評價。例如北宋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吳處厚的《青箱雜記》、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明代李贄的《藏書》、清代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以及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六篇著作皆認為：馮道雖然不忠，但亦不可忘記他高尚的私德。
馮道所處的時代環境，讓他不得不變通
但是，歐陽修卻對馮道的私德隻字不提。他只說馮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認為馮道的言行只是矯飾出來。然而他似乎未明馮道所處的五代環境對其為官之道實有影響。
前面我們說了，環境因素影響很大。馮道所處的時代──五代十國，是一個黑暗、動盪的時代。有詩曰：「龍虎爭戰幾春秋，五代梁唐晉漢周；興廢風燈明滅裡，易君變國若傳郵。」可見當時朝代更替頻繁，政局動盪。可是，馮道卻能在亂世中泰然自處。如《資治通鑑﹒後晉紀》載：「（馮道）臨難不赴，遇事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唯以圓滑應付為能事」意即遇到不好辦的事情，便不出頭；如果躲不過了，就要多加請示，不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如此則能夠應付了。若他不是懂得在亂世中為官之道，他也不可能頤養天年。所以，為人圓滑是亂世做官的變通之道，甚至可謂是必備條件，
那麼評價馮道的為人處世時，便應從另一個角度考慮了。除了環境外，個人因素亦是不可忽略。根據林永欽在《騎牆孔子－馮道》和《四朝宰相馮道》說個人因素會影響史書的評論，尤其是中國史書。因為中國的史書多以傳統倫理道德標準把人物分類和評品。於是，世人如歐陽修，便以為馮道是一個亂臣。
馮道簡樸廉潔、務實，學問高深，有膽識
事實上，馮道確實是一個有私德、有學識、勇敢和目光遠大的人，他並非全然「視道德如草芥」。即使他誠然不忠，也未至於在歷史上沒有翻身的機會。
首先，薛居正《舊五代史》列舉馮道的德行甚多。例如卷一二六《周書馮道傳》說：「丁父憂，持服於景城，……凡牧宰饋遺，鬥粟匹帛，無所受焉。」反映馮道的廉潔。
又「明宗入洛，……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孤寒士子，報才業，素知識者皆引用，唐未衣冠，履行浮躁者，必仰而置之。」從上可知馮道作風務實。
上述馮道事親、儉樸、廉潔、務實和事君等高尚私德，令他富有名望。連後漢末年迎聖駕劉贇一事都是他帶隊率領的。
至於就馮道的學識而言，從任贊和李琪二事便能得知他學識豐富。一日，朝中有人向馮道說任贊(大學士)譏諷他的學識一事，馮道就召了任贊來澄清，並說他(任贊)只懂得文場秀對(詞藻華麗)，卻不懂得應試題目(實際知識)，令任贊慚愧不已。另外，曾做過後梁宰相的李琪亦曾被馮道指正不懂得地理，使李琪心服。
不僅如此，馮道為人極具膽色。記得馮道在後晉為相時自薦出使契丹，在契丹回京的過程中，他每到一處就小住一段時間，後來平安迴歸。其實，一般人都沒有這個膽色自薦出使，或者會因為害怕而急急南返。但是，馮道深明縱使他想急急南返，契丹的兵馬亦可快速追到他，唯有坦蕩緩行才可保住性命。
結語：
總括而言，馮道縱使不忠亦有其苦衷，但他的私德、智慧和勇氣確實值得世人傳頌。雖然正、反兩面的評價都各有道理。但是，大家不可以因為認同一面而忽略另一面的史實。至少，馮道絕對是中國亂世中一位傳奇人物！
歷史雖然是殘酷的，但是如果我們不給予那些對人民做出貢獻的人以公正的評價的話，想必九泉之下的他們也會為此寒心吧？
-----------------------------------------------------------------------------------------------
參考史料：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續通志》
《資治通鑑》
《十七史商榷》
《廿二史札記》
閱讀更多 王牌小小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