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網絡/視頻截圖
星期五言：涵蓋醫生、醫院、醫護情節的電影不在少數，其中不乏經典之作。我時常認為電影中的醫護情節多半是為故事性的表達效果以及戲劇張力的營造而設置的，它跟現實是有很大差異的！這個觀點直到今天才被顛覆——沒錯，所有電影中發生的現實中都有可能發生，而且現實的戲劇性相比電影設計出來的情節張力，毫不遜色！
因此我們可以說：藝術電影中的那些醫護情節，除其為戲劇性以及歌功頌德所起的作用外，它們還具備重要的對現實的警示、啟示、借鑑作用。換句話說，很多電影創作者已經在事前對可能性災難做出預估與思考了。我們這篇文章就來借電影聊聊那些醫護情節吧。
一、護士該怎樣在自我、超我間平衡自己 ？
-《英國病人》
（英、法、美合拍的）《英國病人》是一部二戰題材電影，然而它通篇卻幾乎沒有二戰的正面場景，取而代之的是與戰爭平行下的愛情、友情以及戰爭後勤工作，這其中就包括戰時醫護——
▲《英國病人》劇照，1996
電影中，漢娜是一名年輕的戰地護士，負責照顧二戰聯軍的受傷士兵。在一次運送傷員的途中，因為一位重燒傷患者無法承受旅途顛簸，漢娜決定陪同這位病人駐留下來，在一處廢舊建築裡照顧其。
在這裡，他們又遇到了同在此駐留的拆彈專家吉普、扒手大衛。
至此，這個年輕漂亮的漢娜的身份開始產生混淆——她不止是一個照顧病人的護士，還是臨終人的聆聽者，是與拆彈專家墜入愛情的女人，也是一個失去親人的戰爭受害者…
▲《英國病人》劇照，1996
如此複雜的經歷，我們如何能用一個“護士”的標籤去概念她！
然而，作為一個人，漢娜又是怎樣在這些複雜的身份中找到平衡的呢？電影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卻的的確確讓我們感受到了這個人物在面對複雜身份時的矛盾——
她想救贖每一個患者，自己卻始終不能從死亡的現實中自拔；她想和愛人遠走高飛，卻始終脫不下那身醫護的服裝；在職業面前，她甚至無法保證自己的人身安全……
現實中，你會發現在重大醫療危機面前，每一位一線的醫生所面對的同樣會是這些問題，他（她）們該如何解決家庭、職務、個人、國家單位之間所產生的矛盾衝突？悲哀的是這些問題至今在現實中都是無解的！
顯然，電影並不能給出生活的解決方式，然而它卻能做出一種藝術上的假設——它假設了一位醫護工作者在社會身份與個人身份乃至自我與超我間可能會遇到的挫折。
二、大夫對病人的職責範圍能有多大？
-《苦路十四站》
德國電影《苦路十四站》的悲劇故事發生在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中，悲劇人物是一個漂亮的高中女孩兒。自然，這個女孩兒對“上帝”的虔誠沒的說——她幾乎對家庭的教育百依百順，對母親的斥責逆來順受，對神父的懺悔無所保留……
▲《苦路十四站》電影海報，2014
也正是這種虔誠與現實間的矛盾釀成了悲劇。那麼現實又是什麼呢？
現實是她想聽搖滾樂、靈魂樂的慾望被壓制住了，她接男孩兒的電話被罵了，她戀愛了卻被人說成是汙唸了……就這樣，她生病了，最終死了。
在這個電影過程中有這樣一段情節：女孩兒生病後母親帶她去看醫生。
這段醫院看病的戲份其人物包括女孩兒、女孩兒母親、醫生。對話主要在母親和醫生之間（女孩兒大部分沉默不敢說話）進行。這一系列對話著實有意思，它所涵蓋的一個醫生所能擔負的職責範圍著實讓人汗顏，摘錄如下——
▲《苦路十四站》劇照，2014
醫生：流鼻血嗎？頭暈嗎？
女孩兒：沒有
……
醫生：在學校過的怎樣？……瑪利亞，聽見我說話了嗎？
母親：她成績一向很好
醫生：我在問你女兒，不是問你
……
醫生：你在班裡有朋友嗎
女孩兒：有
醫生：也有不喜歡你的人嗎
女孩兒：有幾個
醫生：他們有時會取笑你嗎
母親：要是那樣她早就告訴我了
醫生：你女兒得的不是一般的發燒……可能是長期性流感……我想提醒你注意她的飲食
母親：什麼意思
醫生：她正處在厭食症的邊緣
母親：瑪利亞是挑食，但這跟厭食症扯不上關係
醫生：當我看見一個年輕人明顯營養不良時，我有義務告訴他們父母。
母親：但您不能這樣妄加猜測
醫生：我還有一些其他的猜測呢！我懷疑您女兒在受欺負
母親：要是那樣的話她會告訴我的！
醫生：我年輕的時候曾見過有人飽受苛刻，幸好在這個國家，這種事不多見了。但您女兒讓我想起了那些不幸的人。
母親：我不想聽這些無理的話了！幸好還有別的醫生，瑪利亞，我們走！
醫生：等一下，您坐下好嗎
母親：你還要和我說什麼
醫生：（算了）沒什麼
母親：謝謝你提醒瑪利亞受欺負的事，也許是時候讓她轉到天主教寄宿學校了。
女孩兒：對不起，那都是我的錯！
醫生：那不是你的錯
女孩兒：是我的錯！
醫生：至少生病不是你的錯！
醫生：瑪利亞，把這藥吃下去。（對方不吃）
母親：瑪利亞，照吩咐做，把藥吃了！
……
醫生：抱歉，我能和你女兒單獨待一會兒嗎？
母親：你說什麼！
醫生：我想您聽明白我的話了
母親：我是絕不會讓我女兒跟你共處一室的
醫生：請讓我們和您女兒單獨呆一會
母親：我想知道為什麼
醫生：您女兒有隱私權，但我發現你一直在替她（你女兒)回答問題。病人表現出受虐的跡象，我有責任追究這件事！
母親：你這太過分了！我要投訴你！（轉身）瑪利亞我們走！
醫生：瑪利亞，你沒有義務做你任何不想做的事情，我們可以先帶你去醫院，我們可以聯繫青少年福利局，你並不是犯人
母親：瑪利亞，我們去看別的醫生！
……
以上篇幅的對話，如果單單是檢查、開藥，那三兩句對話估計這場戲也就結束了！可這醫生偏偏自找沒趣，擔心起了女孩兒的學校生活；
在遭到女孩兒母親的牴觸後，醫生非但沒罷手，反而懷疑起女孩兒可能也受著同樣的家庭虐待，進而試圖單獨跟女孩兒聊天獲取她真正生病的源頭；
甚至在母親全力干擾醫生與病人溝通時，醫生都要試圖自己幫女孩兒聯繫醫院、福利局了！
如此負責（多事）的醫生著實少見。
另外注意：這整段看病的戲除了母親和女孩兒的情緒反常外，醫生始終是理性、心平氣和的，他的所有舉動都不是在別人刺激下的過激行為。他提到了一個詞：“義務”。
也就是說，醫生認為自己所做的這些事說的這些話（包括身體檢查、打探女孩兒的個人生活、提醒她有自己的隱私權、鼓勵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是在自己職責範圍內的。
如此，我們再拿他跟現實對照的話。會發現，電影中的這段醫護情節再一次給我們做出了一個參照標杆——原來一個醫生的職責範圍可以涵蓋如此之多事項，原來一個人的病因如此複雜。
三、做為人的醫生，他（她）們與病人的關係尺度 在哪
-《對她說》
西班牙導演在這部電影中講述了一件關於醫護的極端案例——一個男護工對一位“植物人”女病人，幾年如一日地進行無微不至的護理。他每天堅持跟這個植物人聊天（儘管對方沒有任何回應）。
最終，為喚醒她的意識，他不惜違背醫學道德，甚至犯罪坐牢，斷送自己的職業生涯……
▲《對她說》劇照，2002
這個醫護故事有幾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1、醫生治病救人是否有底線，而當救人與自保產生衝突時，哪個應該優先考慮；2、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否應有界限，換句話說，醫生應該拿病人當自己的客戶多一點（像做買賣）還是拿病人當親人多一點。
當然，以上問題當在醫療體制發達，醫療資源充足的時候發生，那它們只不過是個待探討的話題罷了。
而在現實中，當社會發生重大危機，醫療發生擠兌之時，這些問題之上又會暴露出一個新的問題：那些一線的大夫是該自己解決、承擔前面的那些個問題，還是應該有更高一層的人去替他們考慮這些問題！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一個醫生在傳染病人前連自己的防護服都沒有時，我們是該去考慮醫生該不該犧牲自己給病人治病這類的問題呢，還是該考慮醫生為什麼沒有防護服的問題呢！
很可惜，很多疫情爆發之時，我們只看到了主流媒體針對前一個問題對大眾引導，顯然，這是隻考慮到了救護者的“醫生”身份，而忽略了他們“人”的身份。
好啦，說到身份，沒什麼比下面這部電影裡的醫生更具代表性了——
四、被“政治化”的醫生（醫生可以有第二職能嗎？）
-《隔離死城》
這部2016年播了一季就被斃掉的美劇《隔離死城》，講述了這樣一件事：美國亞特蘭大洲的某個城區爆發了疫情，隨即政府下令封城。之後短短的十來天裡，疫區內外從恐慌猜忌，到混亂躁動，再到生死離別的悲劇發生……
▲《隔離死城》美劇海報，2016
這裡咱且不議這部美劇那些跟現實的相似性，單說電視劇中的那個發現零號病人的主治醫師——
按理說，在發生醫療危機之時，醫生應該只負責一件事，那就是治病救人。然而，劇中的這位醫生做的可不止這一件事——他除了治病，還擔負了另一項類似於行政的職能——他在幫上級隱瞞疫情，他在被動的執行某些人的命令。
▲《隔離死城》劇照，2016
當然，作為普通大眾，我們無法判斷行政工作與醫療工作之間是否有必然的衝突，而導致這種判斷力喪失的直接原因便是信息的不透明化。最終，劇中的那位醫生成了替罪羊，他在醫生身份與政治身份下產生的愧疚、矛盾、悔恨化作最終悲劇的一部分。
縱觀這些電影裡的醫療情節，正能量也好，反面教材也罷，他們都具備了同一種氣質，那就是憂患意識，它們通過創作者的視覺展現出來。而在現實中，如果我們能以電影裡的這些憂患意識為鑑，那是否能多多少少避免一些悲劇的發生呢…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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