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英國人斯坦因盜走敦煌千佛洞寫本24箱，重要器物5箱，法國人希伯和也得到寫本六七千卷，他返回法國之前，把沒有運走的唐人寫本和石刻給羅振玉看，向其請教，並告知石室裡可能還剩餘八千卷，羅振玉想盡辦法找人找錢，終於買回了遺存的八千卷，並對敦煌文獻文物進行整理與考訂，抄錄拍照、編目序跋，先後編輯成書，使敦煌文獻初步理成系統，如今煌煌赫赫的敦煌學，羅振玉便是其草創初期的奠基人。
後世陳寅恪提出“敦煌學”概念，季羨林更是哀嘆敦煌的傷心歷史，但是羅振玉在斯文垂喪之時，無暇哀嘆，只有狠幹。同年又出版了《古明器圖錄》，開啟日後古明器研究之風，緊接著1908年就和王國維聯合出版了《流沙墜簡》，舉世皆驚，成為近代簡帛學的奠基之作。
《中國古文字學通論》高明評論羅振玉：
羅振玉的主要貢獻是，對甲骨文、金文、簡牘、石刻、貨幣、璽印、陶文、碑帖等，凡有關古代文字資料，不遺餘力地汲汲搜求。
他曾在《集蓼編》中說：“以一人之力編次平生所欲刊佈之古籍，並著錄所見所得古器物墨本，次第刊行，先後得二百五十餘種九百餘卷，撮其序跋為《雪堂校刊群書敘錄》。”
其實這多半是他早年的工作，後來其自羅福頤總結羅振玉一生的著述時，謂其“自旅東以迄居遼，校刊書凡四百餘種。”僅就其對青銅器銘文的蒐集和刊佈來講，也是空前的。
例如1917年同時刊影《夢韋草堂吉金圖》三卷和《殷文存》二卷。1935年印成《貞松堂吉金文》三卷，同年內又選取前人沒有著錄的2427件青銅器銘文，摹印為《貞松堂集古遺文》正編、續編和補編。
1937年又將其所見所藏商周銅器銘文，總括一起編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皆以原拓影印，在當時確是一部集商周青銅器銘文之大成的鉅著，直到現在亦仍然是一部選擇資料最精、印製最好、保存資料相當豐富的重要書籍。
1981年出版的《金文著錄簡目》，由容庚的學生孫稚雛編，採用中外著作217種收錄6581件有銘文銅器，這本當前收錄銘文最多的目錄，也是以《三代吉金文存》為主要資料來源。
王國維在他的《群書敘錄》裡分析評價羅振玉的出版行為很有意思，大意如下：“近代學術的興盛，不得不歸功於刊刻發行書籍之人；搞出版發行的人，分為三種，一種是“逐利“，一種是“好事”，一種是“篤古”，這三種人一般都生在國家盛世時代，經濟基礎好，物力饒裕，士大夫們又崇尚學術，這些傳媒大V要麼是有錢，要麼是為官為師，有所憑籍，條件便利，所以蒐集資料、刻板印刷、出本書都很容易，這些出版人都談不上“卓絕”。但是如果這個人生逢無妄亂世，小雅盡廢之後，以學術存亡為己任，去搜集、考訂、流通傳播，並且就算你給他天下寶物他也不改其志，他遇見前所未有的艱難也不會放棄退縮，像這樣的刊書者過去是沒有聽說過的，我們家雪堂先生是我見到的頭一個。”
雪堂先生刊書有三大功勞，第一是《殷墟書契前後編》，二是《流沙墜簡》，三是《鳴沙石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業殘》，這其中任何一本，都可以和當年孔府壁書以及汲冢竹書的發現相媲美。雪堂先生其餘所收集的古器古籍，皆世間神物，而且不早不晚就在先生的時代被發現，回看那些古物剛剛被發現之時，全世界都不知道是什麼，知道了也不重視；其中有些引起了重視，收藏者往往搞到手就秘而不宣，僅供私人賞玩而已；其中也有要保存並使之流通推廣的，鑑於這件事做起來太難，多半途而廢，既有這個志願又有能力的人也有，但是其書未必能成，即使成書，也沒有雪堂先生這麼數量多且速度快。為什麼刊書速度快很重要？因為這些寶物出土之後，很容易剛出來就遺失甚至損毀消失了，還有被外國人帶走永遠藏於國外之博物館圖書館，國人再難得見，所以如果沒有被抓緊整理和出版流傳於世，這些寶物跟我們是沒有什麼緣分的。’“
甲骨四堂之一彥堂董作賓，曾為羅振玉寫傳略，傳中提到，羅振玉5歲始讀書，但是體弱多病，經常不上課，但是老師卻“賞其慧早，而又慮其不壽”，說他如果能夠活得足夠久，會很有成就，羅振玉很幸運，活到75歲，1940年2月份肺炎發病之前還在影印日本收藏家的古書，勘校宋本《廬山記》。一生刊書之勤懇讓人佩服。羅振玉47歲旅居日本京都時，重新編訂殷墟書契前後編，在序言中說：天既出神物於斯文垂喪之時，而予又以偷生忍辱之餘，倉皇編輯……自號“商遺”，王國維先生深情的補充道：“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既出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非偶然者。”
所謂人不惜力，地不藏金，當人很努力去創造的時候，土地也願意貢獻自己的寶藏出來，到底是因為寶物要出世，所以派來了羅振玉，還是因為有了羅振玉，那些寶物感覺有了知己於是紛紛出道，孰因孰果不能定，但是今天回看幸運玩家羅振玉簡直是一路開掛，考古界錦鯉，主角光環加持者，引無數檸檬盡酸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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