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漢政權生存於多民族的西南地區，除了川中盆地已經漢化外，大部分地方還是夷多漢少，民族關係相當複雜。穩定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成為蜀漢立國的根本大計。
但立國不久，蜀漢政權就遇到南中大姓與夷帥聯合反叛的國內戰爭。 《三國志·蜀書·李恢傳》載：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 三郡俱反，一向安定的南中地區，一時陷於紛爭、混亂之中，蜀漢半壁江山，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雍闓、朱褒、高定反蜀，受到吳國策動和支持。《三國志·吳書·士燮傳》載：“(士)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
又《三國志·吳書·步騭傳》載： “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製遣使宣恩撫納”。步騭替士燮處理與雍闓關係，是因為此時他已代替士燮為交州刺史。
《三國志·吳書·步騭傳》載： “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徵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 騭周旋征討，皆平之。” 步騭在建安十五年到延熙元年間(210～220)在交州刺史任上，說明建安十五年(210)之前，雍闓就已與士燮有聯絡、往來。士燮招誘雍闓其實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吳國對外戰略的一部分。
《三國志·蜀書·劉璋傳》載： “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孫)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 雍闓反蜀漢以後的歸宿是附吳，說明這是吳國一次成功的策反行動。 雍闓等人反蜀，主要源於吳國策反，但西南數郡一時俱反，也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對雍闓個人而言，他雖為在南中地區有影響的大姓，但終究無官無職，追隨吳國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利益。而朱褒是掌握政治權力的地方長官，卻也追隨雍闓，決意反蜀漢，其動因和目的，已超出追求個人權力這一簡單政治目的。
《三國志·蜀書·呂凱傳》載： “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 ‘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 其桀慢如此。” 對於此項記述，袁嘉穀《滇繹》卷1評論說： “夫人生天地，各重自立，本非蜀漢世奴，闓之惶惑何從而咎之; 史所謂驕黯、桀慢，乃敵人之詞，非定論也。” 袁氏此評論，切中要害。
陳壽的此項記述，明顯是站在蜀漢的立場上，而非史家直筆。 雍闓所言，也是當時的實情。東漢末年，原有的秩序被打亂，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社會出現混亂，是事之必然。由於利益關係以及原來的社會關係的影響，人們對三國的認同，有不同的選擇，乃是必然之事。
特別在勢力交界地區，最易出現變數。劉備奪佔劉焉的地盤，據有西川，同姓相篡，本也不是什麼道德之事，自然不是人人支持。西南諸郡之亂，劉備之死只是一個契機，之前早有預謀。 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分析，南中地區附吳，較之歸附蜀漢有好處。吳地遠，無力實際插手南中。南中附吳，能據地自主，地方能獲得更的利益，而雍闓等人則也能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可見當時南中地區出現大規模的反蜀漢行動，與新的地方利益集團和地方意識的出現有密切關係。《三國志·蜀書·李恢傳》載：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 董和不得不考慮李恢的親戚勢力，說明當時大姓在南中已成為一種新興力量。
《三國志·蜀書·董和傳》載： “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逾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 從董和本傳看，董和為官，有兩事受稱道，一為法嚴，二為身廉。其在南中執政，根據當地的情況，採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而不用嚴格法度的舊辦法。
史書雖對其評價很高，但他當時的做法，恐怕也只是勉力維持。《華陽國志·劉先主志》說： “建安十九年，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 正是劉備這一徵調，保全了董和的名節。前文已經說過，雍闓等人聯絡孫吳，在建安十五年前已在進行，則南中亂根早已存在，只是爆發時間早晚的問題。 從處理李恢一事，說明大姓的地方勢力很大，也影響到官吏的行政行為與行政作為。董和一改前法，也是迫於南中形勢。大姓這種新興力量的興起，與兩種因素有密切關係： 一是大姓地方化，二是地方意識的出現。 大姓本是外來移民，但落籍南中，又經過長期的居留、發展，已在地方形成強大的勢力，並在經濟關係和意識形態實現地方化，出現南中居民、南中利益的認識。
大姓與夷人共同行動的基礎，除了有共同的地方利益相號召外，他們之間在地方利益和地方觀念出現共同意識，出現文化意識上的統一性，是深層的原因。 《華陽國志·南中志》說： “益州夷復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 ‘官欲得烏狗二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鬥，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 夷以為然，皆從闓。斫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之前夷人起義，也多與吏治腐敗、官吏貪墨有關。孟獲說動夷人的原話，未必這麼簡單，但漢官苛索，恐怕是往往有之。
按漢代原來的制度，夷人無需向朝廷交納賦稅。但朝廷勢力的深入、擴張，無一不以犧牲夷人的利益為代價，民族壓迫與民族矛盾，是客觀存在。而所謂官，都代表外來勢力，官吏貪墨、盤剝，實際也反映外來勢力對地方利益的侵犯和傷害。官吏對夷人不好，同樣能打壓地方大姓，這是一個大家團結的支點。大姓、夷人之間逐漸形成的地方共同利益、與朝廷派來的外來官吏之間的矛盾，促成地方自主意識的出現。
地方自主意識使雙方可以達成共識，統一行動，以求得更好的地方共同利益。這是三國時期出現的新情況，之後出現夷帥與大姓聯合對抗外來勢力的局面，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並不斷增強。 對蜀漢而言，南中諸郡決不能放棄。這有地緣關係原因、政治經濟原因，也有歷史原因。從歷史上的政區設置來講，南中諸郡在歷史上都屬益州，至晉才分置寧州，出現與益州平級的行政單位。所以，自其時至以後，得巴蜀者，都將南中看成自己的私苑，都要一意爭取其地。 從地緣政治關係看，當時蜀漢所佔之地有限，因此無論在人力和財力上，南中都是重要的經濟依靠。而從戰略角度看，南中一失，後方即空，不要說進取中原，居家自守也隨時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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