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從“被忽略不計”到“能頂半邊天”，當年晉察冀邊區的這個制度，功不可沒。
在舊中國，擇偶方式主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樣不自由的婚姻狀態下，女性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失敗的婚姻中，男人可以納妾、重婚，而女人被遺棄，只能頂著貞操的“桂冠”寂寞的生活。這種狀況，儘管自民國以來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大肆呼籲女性解放運動的聲音不絕於耳，但其影響大多僅止於上海、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對晉察冀邊區這樣的廣大農村則很難有所觸動。
“悲催”的女性
就晉察冀邊區而言，在20世紀30年代，邊區的廣大農村，封建禮教的束縛根深蒂固，在婚姻和家庭中，女性處於完全從屬的地位。一般情況下，女兒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一手包辦，甚至有的瞞著女兒，不叫知道，結婚前才叫知道，許多人結婚後夫婦不和。童養媳、被買賣、做妾、被虐等等，成為了當時婦女的基本出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個扁擔還得拿著走。娶下的媳婦買下的馬，打死罵死由人家。”這種流行於當時農村的俗語，就是女性婚姻的描寫。這種狀況， 直到邊區政府建立，大力倡導婦女解放，推行新的婚姻政策以後才有了根本的改觀。
1940年，河北平山縣農婦谷意瑞在軋棉花。她丈夫殘疾，無勞動能力，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她的紡織活來維持
“婚姻條例”來了
1941年7月7日邊區政府頒佈了《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草案》。邊區婦女身上悲慘的束縛開始被擊破。首先是婦女有選擇權了。早在1940年8月，晉察冀邊區政府在施政綱領中就提出了反對原有的婚姻惡習。1941年7月7日，晉察冀邊區政府頒佈並實行了《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草案》，其中就有“婚姻自主”“廢除婚姻惡習”“寡婦再嫁, 他人不得干涉”“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等內容。儘管條例內容比較簡單，但具備了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則。
1941年《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
黨員幹部帶頭
因為黨員幹部思想比較進步，參加社會活動較多，有選擇和了解對象的機會，具備自由戀愛的條件，所以自由婚姻比較多。冀中饒陽六區大擺封建思想的毒害，“要求黨員、幹部、婦救會成員帶頭，男女結婚，不要媒人，自己選擇對象，在徵求父母意見後，自己作主，自己定結婚日期和結婚方式”。饒陽縣新張保村張學增與姑娘趙聰自由戀愛得到組織的支持。這對青年秋天結婚時，黨支部為他倆舉辦了新式結婚儀式，還召開全村群眾大會，讓新郎新娘胸帶大紅花，介紹戀愛經過。六區區委書記來當他們的主婚人，群眾受到很大教育。
1940年7月，年僅24歲的陳舜玉當選晉察冀邊區唐縣縣長，她也是邊區首位女縣長
經過宣傳教育工作，新婚姻制度逐漸普及到普通民眾中。據建屏縣北莊村統計，1945年結婚8對，其中自由婚2對，半自由婚6對；到了1949年，結婚10對，其中自由婚4對，半自由婚5對，包辦婚1對。“自由婚是指經過戀愛過程自己完全自願”，半自由婚事男女雙方“經過談話見面，但很簡單，還是父母包辦者”。儘管當時還沒有達到每對結婚對象都是完全自主的婚姻，但長期形成的舊的婚姻觀念已經鬆動。
1940年，河北淶源婦女為前方戰士作軍鞋
女性有地位了
邊區政府確立了在婚姻關係中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則。《晉察冀日報》在為《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所刊發的社論中重申：男女在一切方面都應該平等，這已經不成為一個問題了。在宣傳男女人身平等的同時，邊區政府還積極鼓勵女性走出家門從事生產，以此來提高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如柴關的高蘇的，自參加紡織互助後，當選了生產模範，婆婆對她的態度也改變了，蘇的回來晚了, 婆婆總是給她留著飯。
1939年，兒童團團長在晉察冀平西抗日根據地集會上發言，從背影看還是個女娃
對於多年來奉行“男主女從”觀念的邊區廣大女性來說，可以挺直腰桿和男人一樣說話、一樣平等有尊嚴的生活，確乎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婦救會就扮演著在婦女身後撐腰桿的角色。許多婦女說：今天有人給咱們作主了，替咱們說話了。
婚姻真的自由了
自主選擇配偶、自願結婚、自主離婚開始成為婚姻世界中的新景象。平山縣康莊村劉忠祥、劉玉花，年紀都是14歲，因不滿父母包辦的訂婚，提出瞭解除婚約的要求。她們說：“過去我們的年齡小，父母為了花錢，把我們隨便地給嫁出去了。現在不是反對早婚包辦買賣婚姻嗎，今天你們一定要與我們解決這個痛苦，我們堅決的不去， 永遠不與他們結婚。”這反映了女性婚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
上世紀四十年代邊區政府的“訂婚證書”
婚姻的自由特別表現在離婚的自主權上。《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草案》規定了可以依法離婚的情形，主要包括：一、充當漢奸或有危害抗戰行為者。二、有重婚行為者。三、感情意志根本不合，無法繼續同居者。四、與他人通姦者。五、虐待他方不堪同居者。六、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七、圖謀陷害他方者。八、生死不明過三年者 （抗日軍人不在此限）。九、被處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不名譽之罪被處徒刑者。
上世紀四十年代邊區政府的“離婚證書”
婦女受法律保護了
因為傳統的“男主外, 女主內”思想，使女性在家庭中不是生產者，而只是“消費者”。過去女性在家庭經濟生活中沒有任何發言權。在邊區，婦女通過參加生產，獲得了經濟上的收益，家庭中的經濟地位也必然隨之提升。解放區實行土改後，女性與男人一樣分得了等額的土地，更進一步提升了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上的地位。隨著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女性還獲得了受教育和參加文化活動的權力。婦女轉向新的文化生活，學習熱情相當高。特別是青年婦女為了學習文化，早起晚睡，拿出自己的錢買燈油，守在油燈旁進行學習。
1940年，在會場旁邊樹立的“婦女也要參政”宣傳牌
1939年8月，晉察冀冀中行署發出《關於女子繼承權問題的指示》，針對婦女改嫁、女兒無權分得遺產等做出指示。1943年6月，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發布《關於女子財產繼承權執行問題的決定》, 對女性繼承權問題做了規定。婦女的財產繼承權開始為人們所接受。隨著邊區新婚姻條例的宣傳貫徹，並被人們特別是廣大女性理解和接受，新的婚姻家庭關係開始建立，男女平等自由和諧的家庭生活正在成為邊區男女新的婚姻形式。
1940年3月8日，邊區政府召開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
在當年的晉察冀邊區各種模範婦女大會上，有這樣的宣言：現在我們會下地做活，能參加戰鬥，也能當幹部管理邊區大事。特別在生產上，在對敵鬥爭上，創造了很多出色的成績，發揮出巨大的創造天才，表現出我們婦女一點不弱，實在是打敗敵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一支不能缺少的偉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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