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施展
施展，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教授，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溢出》、《樞紐》和《邁斯特政治哲學研究》等書。
編者按：突如其來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引發資本市場波動，同時也引發了不少人對於中國製造業未來將向海外大規模轉移的擔憂。因為《樞紐》一書而備受關注的學者施展近期推出了新著《溢出》，在這本他認為“生不逢時”的書中，施展運用他在《樞紐》中所建立的超大規模體系和雙層循環結構，以及他對東南亞國家近距離的田野觀察來回答了這個問題。施展認為，疫情會讓中國經濟遭遇重創，但並不會讓中國製造業轉移出去，因為放眼全球，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承接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大規模轉移。但另一個問題也就浮現出來，中國經濟已經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但中國的政策生成機制仍囿於一種民族主義的格局，無法匹配其經濟影響力。這會讓中國和世界經濟都落入某種不確定性的風險當中，新冠肺炎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有責任突破自己的既有格局，真正從一種世界性的視角來檢討自己的政策生成機制。
《巴倫》中國：我們先從近期的資本市場談起。前段時間中國國內疫情很嚴重的時候，全球資本市場看上去卻不為所動，天風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對此表示了自己的擔憂，同時也提到了對您的《樞紐》這本書的一個質疑，那就是近期全球資本市場尤其是美股的表現是不是說明中國製造對全球供應鏈來說沒有那麼重要，您如何看待對他的這種看法？
施展：我也注意到了劉煜輝教授的這個發言，但我並不認同他的評論。劉煜輝的講話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他提出問題的部分和他給出答案的部分，在我看來，他提出了一個偽問題，但是得出了一個真答案。他得出的答案實際上並不是他所提出問題的答案，是另外一個他根本沒有提出來的問題的答案，他沒提出來的那個問題在我看來才是個真問題。
那麼我所說的偽問題跟真問題區別在哪兒呢？首先，股市短期的漲跌不說明太多問題，因為短期漲跌的原因可能很多，前一段時間全球資本市場表現平穩，他說這說明股市跟中國製造沒關聯，最近這段時間一路狂跌，難道就能說有關聯了嗎？實際上，美股跟中國製造的關聯非常間接。就短期來說，影響股市漲跌的原因可能很多，美聯儲的擴表、是否降準等等。
其次我們要看美股漲跌的話，必須看具體的成份股，要看它是什麼板塊在漲，什麼板塊在跌。美國跟中國在經濟上的比較優勢是不一樣的。對美國來說，它主要的比較優勢是在創新層面上，主要體現在科技股上，中國這邊的比較優勢是在製造業層面上，而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沒幾個在美國上市。我們可以看到美股那些板塊漲的主要都是科技股，跌的是能源股，能源股下跌，這個倒是跟中國經濟之間會有關聯的。所以我們不能籠統地從大盤指數來說明問題。
另外，在1月23號之前武漢封城之前，中國經濟根本沒有停擺，始終在正常運轉，對外界而言，（到二月下旬）中國真正停擺才半個多月。1月23號武漢封城之後才真算開始停擺，而第二天就是春節，國外企業與中國有供應鏈關係、需要備貨的，早就該備好了，他們都知道沒有疫情中國經濟也會停擺一週。按照這種準備，對國外企業來說，從正月初七（1月31日）開始到現在，才真的算是停擺，企業做這種配件儲備一般不會超過兩個月，估計國外儲備也快用完了，真出問題的話應該是到三月中下旬。
所以劉煜輝以美股前段時間一直上漲得出中國製造業對於世界影響沒那麼大的結論，這是一個偽問題。但是他基於這個偽問題來試圖解釋中國企業接下來應該怎麼辦，他給出的答案是應該積極自救，這是一個我認同的真答案，好答案。中國在這次疫情當中，毫無疑問經濟會遭受重創，所以要自救。但是中國經濟遭受重創跟中國的製造業會轉移出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兒，劉煜輝把兩件沒有線性關係的事情不自覺地建立起了一個線性關係。
《巴倫》中國：近期有不少關於中國製造業可能會因為疫情而加速外流的議論，您是否還堅持此前您在《溢出》這本書裡關於中國供應鏈無法大規模向海外轉移的判斷，為什麼？
施展：我這兩本書出版的時間都有點生不逢時。比如寫《樞紐》的時候，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在《樞紐》裡已經談到了中國因為經濟崛起而導致全球失衡的問題，中國必須在政治經濟層面上做出有效回應，如果不做回應的話很可能會引發貿易戰。等到這本書剛一出來，中美貿易戰開始了，很多人覺得我被打臉了，其實這算是我預言成功，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大部分人只關注了書中關於中國製造業樞紐地位的論述，卻沒注意到我對樞紐地位所依賴的條件的分析。
《溢出》是2019年底出的，現在疫情出來，很多人又覺得我被打臉了。實際上疫情恰恰證明了中國供應鏈的地位。比如因為疫情的出現，中國供應鏈停擺，於是韓國現代汽車有7個裝配廠停工，起亞也有工廠停工。包括韓國連口罩也生產不了了，因為口罩需要鼻樑條，而全世界的鼻樑條都在中國。在疫情發生之前，全世界口罩日產4000萬，中國佔2000萬，韓國佔1000萬，日本佔500萬，剩下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分其他500萬，但是4000萬隻口罩的鼻樑條基本上都在中國，一旦沒有鼻樑條，韓國就生產不了完整的口罩。
在我看來，這次疫情恰恰證明了中國製造業的樞紐地位是存在的，而且非常強韌。疫情進一步表明了它的強韌性，不僅貿易戰無法讓製造業轉移，疫情也無法讓它轉移。樞紐地位真實存在的，而這種真實存在性意味著中國經濟有著世界性的影響力，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這種影響力意味著什麼，它應當如何才會對於世界起到建設性作用，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事情；但是如果拒絕承認這種影響力，則很多討論的出發點有可能就錯了。
《巴倫》中國：到目前為止，國內製造業企業復工的情況還不是那麼樂觀，近期會不會有一些中國製造業企業因為疫情而加速外流？
施展：如果能夠復工，衝擊很快就能過去，如果不復工衝擊就會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就會想到既然中國會受到這麼大的風險影響，應該把供應商搬出去。實際上把供應商搬到海外去這種做法並不是在疫情的時候才出現的，甚至也不是貿易戰之後才出現的。
比如我在《溢出》那本書裡面提到的耐克鞋，最早是讓臺灣的寶成集團做代工，然後1989年的時候寶成在東莞建立裕元集團，很快耐克就提出，不能把代工廠50%以上的產能放在同一個國家，風險太大。所以1992年寶成就在印尼成立了分公司，1994年又在越南成立了新代工廠。從2008年之後，中國大陸這邊代工廠的產能陸陸續續都在往越南代工廠轉移。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多點佈局早就已經在做了，不是到今天才開始。但如果說因為多點佈局中國製造業就玩不轉，那麼早就該玩不轉了，但答案並不是這樣。
為什麼答案不是這樣？我在《溢出》和《樞紐》兩本書裡面不斷談到這個問題，新一輪的美國科技創新帶來了新經濟大規模外包的需求，然後在中國拉動出一種供應鏈網絡的演化模式，而這種供應鏈網絡的演化模式幾乎延伸到了生產當中的每一個環節。
隨便拿一個產品來說，比如口罩，口罩沒多複雜，但是它的鼻樑條也都是外包的，沒有哪個口罩廠自己做鼻樑條。複雜產品更是會大量外包，比如，蘋果會把手機生產承包給富士康，富士康作為一級承包商，會去歌爾買聲學系統，歌爾就是二級承包商，歌爾又會去某廠定製模具，去某廠購買金屬線，這些屬於三級承包商，三級承包商又會去其他廠家買別的東西……一種複雜商品有十幾級甚至幾十級承包商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當市場規模足夠大，分工程度就會發展到足夠深，供應商就可以做特別專門化的事情。打個比方，飲料市場如果只有一年十萬瓶的銷量，那專門做瓶蓋的廠家是活不下去的，但是一旦到了年銷量上億瓶，只做瓶蓋的廠家也可以活得下去，甚至能活得還不錯，但是它對整個網絡的依賴就會特別高，廠商無法脫離開網絡獨立生存。
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們剛才說的一二三四級，一直到幾十級供應商，越往下面層級的供應商，對於整個網絡的依賴度就越高，跟整個網絡的嵌合程度就越高。最近這些年的製造業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複雜產品對於供應鏈網絡的需求越來越深，網絡上的每個節點都只做非常專門的產品，各種節點的配合關係很可能是在多層分包結構當中實現的。所以越往下面層級的供應商就越難往外轉移，除非整個網絡都轉移出去，否則一家轉出去根本活不了。而中國製造業要整個網絡都轉出去的話，現在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地方有那麼大的容量能夠承載。
當然，經此一疫，很多外國品牌商會意識到風險，不能把代工廠的雞蛋都放在中國，必須要多國佈局才不會在未來遭遇類似風險，所以它們會要求代工廠到其他國家去佈局。這是中國製造將面臨的現實問題，不過其影響也不會像看上去那麼大。
國際品牌商要求代工廠向中國以外轉移，能轉出去的也就是一級、二級承包商，越往下層級的承包商就越難轉出去，因為越往下分工就太專門化了，生產對於在整個網絡中的協同性需求太高了，如果不是整個網絡轉出去肯定會死。而要整個網絡轉出去，海外沒有任何地方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和足夠多的合格工人、工程師能夠承接中國轉出去的這些網絡。
我在越南也考查過，一級、二級供應商都有轉移出去的，本地也許能夠生成一小部分低技術含量的三級供應商，但是四級以下供應商基本就沒戲了，還得依賴中國。這會帶來一個結果：一級、二級承包商向海外部分轉移，反倒會讓國內三級、四級承包商獲得了海外市場，從而牽動著整個供應鏈網絡向外的擴展，這就是我在新書《溢出》當中所討論的話題。
《巴倫》中國：為什麼說這些國家都無法承載中國的製造業轉移？
施展：我們不妨用一個個國傢俱體來看。目前在說的製造業轉移的熱門地點，主要是東南亞和印度。先說東南亞，首先，群島國家是不行的，群島國家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製造業的集聚效應起不來，所以菲律賓、印尼什麼的都不用考慮。只有陸地國家才有足夠體量，就製造業來說，東南亞這邊值得考慮的就只有越南和泰國。
過去還有人說印度，實際上印度也不值得考慮。我們光看到印度有十幾億人口，是唯一能跟中國人口比肩的國家，但是卻沒看到這十幾億人口作為勞動力市場是被分割為幾千個市場的。印度有四大種姓，每個種姓下面都有大量的亞種姓，全印度一共有幾千個亞種姓，每個種姓在最初分化出來的時候都對應著一個職業，而種姓本身在印度宗教裡又有宗教身份。不同宗教身份對於不同種姓此生的作為、來世的價值給出的承諾都是不一樣的，這就導致這些人的行為模式都不一樣，所以這十幾億人實際上是被分割成幾千個勞動市場的。
我們現在經常看到說硅谷500強裡有多少CEO都是印度裔，因此印度將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這個說法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的話，就會發現硅谷的那些CEO基本上都是高種姓出身的，印度的高種姓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頂級精英，生來就是要做領袖的，這種頂級精英在硅谷做CEO太正常不過了。
但是要成為世界工廠的話，光有這種頂級精英是不夠的，你必須要有數量足夠多的熟練勞動力，而要想把這些熟練勞動力在印度動員起來，就必須把低種姓給動員起來。問題是低種姓對於物質、對於此世等等追求全都不一樣，你沒有辦法把它作為一個整體給動員起來，所以他們工作的積極性跟中國人完全沒法比。
我跑完全世界幾十個國家之後，感覺有些悲催的一點是，中國大概真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家，中國人可以幾乎不要生活，只要工作，我在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沒見過這樣可以為了工作可以把生活給壓縮到極小的人。
我之前跑得比較多的是歐洲國家和非洲國家。非洲國家人民特別快樂，特別原生態，而現代產業工人有著很強的紀律性要求，所以非洲基本沒戲。我在法國曾經生活過大半年，在那邊的感受也是他們的工作效率上比中國沒有辦法比，後來我想，是不是東亞受儒教文化影響的國家會好一些，東亞國家中日本、韓國都已經是成熟國家了，成長性好的肯定是那些待成熟國家，比如越南。
《巴倫》中國：那麼越南的問題在哪裡，我看您在《溢出》裡提到，日本貿促會駐越南的會長說越南人缺乏企業家精神。
施展：2019年時候，到處都在傳說越南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我就想要去看一下。到了越南調研之後，我特別吃驚。我對我在越南所做的調研工作是有充分信心的，國內沒有哪個調查記者或者產業研究員，達到我的調研深度。
在整個越南考察一番之後，讓我非常吃驚的是，我們常說越南是個儒教國家，實際上沒有辦法把它按照日韓的方式來理解，在北方也許還可以，越往南方越不行。越南有兩大人口中心，一個是北部的紅河三角洲，一個是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但人口主重心還是在南方，它的儒教文化主要分佈在北方。北方從漢朝到唐末被中國直接統治了1000多年，後來獨立之後也長期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而南方一直受印度教文化和本土宗教的影響，到了康熙後期南方才被北方統一，大概也就一百來年，法國人就來了，也就說南方還沒有來得及儒教化的時候就落入了法國人手裡，所以南方的儒教文化影響跟北方比低很多。
越南人對生活的要求比較高。越南人聽說中國人996就覺得匪夷所思了，咱們中國人996有些是被迫的，但也有很多自願的，甚至自願到007也不算什麼稀奇的事兒。越南人一聽就覺得匪夷所思，說你這日子過著還有什麼意思？只剩下工作了。中國人為什麼會這樣自己也說不清，肯定有文化層面的原因，但似乎也沒有辦法簡單的用文化來解釋，在儒教國家內部達到中國這種程度的，全世界也絕無僅有。
反過來再說越南那邊，他們不願意像中國人這樣為了工作放棄生活。很多當老闆的中國人都跟我講，說手下這些越南人，有時候要提拔他們當幹部的時候，他們會拒絕。老闆們很奇怪，說當幹部不是意味著可以管更多人，可以掙更多錢了嗎？這些越南人說，當幹部是能掙更多錢，但是也意味著負的責任更大，而他們不願意負這個責任，寧願做工人，下班就可以走了，該幹嘛就幹嘛去，我的生活是歸我自己的。在這種情況下，越南很難出現企業家，職業經理人畢竟不用對企業負終極責任，而企業家必須得負終極責任。
《巴倫》中國：總結一下您剛才說的，您對於中國製造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還是很有信心的，而且覺得從現實角度上考慮，大家心目中設想的幾個國家和地區，其實都不具備大規模承接整個中國製造供應鏈，包括網絡和生態轉移的能力。
施展：是的，他們承接工廠的能力是有的，但也是特定意義、特定屬性的工廠，沒有哪個地方有能力承接整個生態。還有一點，就是過去我們說製造業轉移，通常看到的都是海外勞動力成本低，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隻有在討論簡單勞動的時候才有意義，對複雜勞動來說沒有意義，複雜勞動需要熟練工人、工程師等等。
我前兩天還跟一位做口罩的朋友討論熔噴布的問題。現在全國的口罩生產就是卡在熔噴布上，然後朋友就跟我說，現在全球最好的熔噴布製造在韓國，而不在中國。我說是因為韓國的設備比中國好嗎？他說不是，韓國跟中國的設備是完全一樣的，我說那是差在哪兒，他說就差在幾個熟練工人上。
熔噴布製造完成之後，還得做一個工序叫做駐極。有駐極工藝的熔噴布上面有靜電電荷，對於微小顆粒的吸附力達到了百分之九十幾，比沒有駐極工藝的熔噴布好一倍，所以駐極工藝非常重要。我就問那位朋友，既然設備都一樣，那麼韓國比中國好在哪兒呢？他說區別在於韓國那邊做駐極的工人手藝好，那幾個人的駐極手藝，你是沒有辦法通過學校給教出來的，屬於隱性知識。同樣的硬件設備下，就差那點手藝，就差那幾個人。
而目前所提出來各種各樣可能接替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國家，這種隱性知識的含量非常少。因為這種隱性知識的產生需要有足夠強大的工業基礎，有足夠多的實踐機會，才有可能出現這種奇人異士，而這些國家本來就沒有太強工業基礎，特殊領域的牛人一直也沒有機會被培養出來。所以製造業的轉移是個系統工程，絕不是說看到哪裡的勞動力土地價格低就能轉移了，如果這樣的話世界上今天就不會有落後國家了，全都是工業國家了。
《巴倫》中國：您在《溢出》這本書裡，非常強調“中國幹部”這個群體，那麼中國幹部這個群體跟其他國家輸出的管理者群體來比較有什麼特殊的地方？為什麼您覺得這麼需要強調他們的獨特作用？
施展：中國幹部是指被各種外資企業（主要是臺資企業）從大陸聘請到海外擔當工廠裡的中高管理層的人，他們自稱“中國幹部”。這個群體主要是分佈在越南、泰國和印尼，最多是在越南，在非洲那邊就很少，因為我說的中國幹部以工業為前提，沒有工業的話就不是中國幹部的邏輯。我們可以跟其他幾類外來管理人員群體來比比較。
比如跟歐美派駐到中國的高管相比，歐美那些高管到中國來的時候，在中國基本上都是屬於精英層的，他們跟中國的員工之間在身份社會地位上的落差是比較大的，而中國幹部跟當地員工之間的身份落差沒有那麼大。歐美那些到中國來的管理者都是精英職業經理人，很少在中國自己創業，但是中國幹部在越南很多自己創業，這就是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不同的兩種路徑。
而跟臺灣那些到大陸來的“臺幹”相比，中國幹部跟他們非常像。“中國幹部”受臺灣管理人員的影響非常大，我訪談過的中國幹部很多都跟我講，臺灣人從技術上到管理上教會了他們什麼。而“臺幹”中也有不少也會出來創業，比如在大陸在開個小工廠，這方面跟中國幹部也很像，但有一個區別就是那些臺灣幹部在大陸的時候，因為人口基礎原因，很容易被大陸給淹沒。開始來的時候他們很厲害，但是等大陸人被訓練出來了，就被淹沒了。
而越南就不會，原因在於我前面所說的越南人不會為了工作而放棄生活，而中國幹部是肯這麼幹的，臺灣幹部也肯這麼幹。當然還有一個環境的區別，就是在大陸這邊是有完整工業體系支撐的，而越南不行，必須得依託於大陸，中國幹部在這中間作為一個銜接機制就變得非常重要。
我們再拿民營企業的中國幹部跟國企派駐出去的這些幹部相比。對於國企來說，它的投資、資金迴流等等所有過程都是跟國內直接關聯的，某種意義上相當於是國企在海外的一塊經濟飛地。實際上很多中國的海外項目公司都這樣，它構成一個體外循環，而這個體外循環跟當地經濟的關聯實際上相對有限。它當然會在當地僱傭工人，但這是一個純僱傭關係，沒有什麼社會性、文化性的融入、互動和嵌合，而中國幹部來自民營經濟，他們必須得跟當地有足夠好的社會性、文化性的融入和嵌合，才有可能打拼出自己的天地出來。而這種嵌合、互動和融合關係也是我在《溢出》裡提到的，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知識寶庫。
我給一些國企做過諮詢，講過課，也在海外調研過一些國企項目，這些項目質量肯定沒得說，但是它們是否真的是當地的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還只不過是當地官員所需要的？中國在海外做的那些項目投資，它究竟滿足的是當地官員的需求，還是真正符合當地百姓的需求？反正我所看到的前者居多，後者也有，但是遠遠還不夠。
這倒不是因為中國在海外投資的時候不想去滿足當地百姓的需求，而是因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當地百姓的需求是什麼。要了解這些需求，你就得對當地的文化社會有足夠多的瞭解，而民營企業的中國幹部人群，跟海外國企的領導和員工相比，他們對當地社會的下沉性是兩個量級上。
在越南、泰國的民營企業中有很多中國幹部，他們真正懂得當地需要什麼，但他們的知識、他們的智慧沒有被有效激活，在國內沒有一個有效的發聲平臺。海外民間社會的真正需求，你得沉下去，跟社會有長時間的接觸互動，這些隱形知識才有可能浮現出來，這個過程實際上很辛苦，除非是自個出去奮鬥的人，否則誰願意付出這份辛苦。
所以中國幹部這個群體對海外的理解，身上擁有大量隱性知識，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但這種知識現在處在沉睡的狀態。我寫《溢出》這本書，也是希望能夠通過不斷宣傳，找到一種新的辦法把這些海外沉睡的智慧資源給激活，這對於中國來說太重要了。
《巴倫》中國：這是不是也是您所說的民間經濟和政府政策的邏輯分離？
施展：是這種分離的一個重要來源。中國商人已經實實在在在進行各種各樣跨國性活動了，甚至在生產環節這個層面上也是一種高度跨國性的存在了，程度非常深、規模非常大，這種跨國性的活動意味著這種經濟活動的空間，在實證意義上跟政治主權的空間已經不匹配了。
如果想靠國家主權出臺政策想治理這些東西，根本沒戲。主權國家壁壘的存在讓蘋果、亞馬遜這種跨國公司百分之九十幾的錢都存在海外，美國政府也沒轍。這是一種實實在在脫離了主權國家政策能力之外的一種新空間，而這種空間至今仍然沒有相應的規則。任何一個空間只要存在，但是沒有規則的話，這個空間就會出問題。
相反這種空間一旦出問題，對這個空間當中的人也都是壞事兒。所以他們需要這裡面的規則凸顯出來，演化出來，這樣一種需求已經出現了，只是還沒有現實化。在我的調研當中，我極為深刻的感受到了這種需求。
我是研究歐洲史和歐洲思想史出身的。近代歐洲在地理大發現之後，大量在傳統時代規範之下完全無法應對的新現象、新經濟活動、新社會邏輯浮現，但新的規範和規則遲遲沒有出現，引發了大量動盪。這些動盪逼迫著歐洲開始出現各種政治和社會層面的迭代演化，然後經歷了很長時間才有了我們後來所看到的西方的樣子，這是近代早期歐洲的時代事實。
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經濟所覆蓋的空間已經高度穿透國界了，以主權國家的政策來應對已經玩不轉了，這就意味著對於新規則空間的需求已經出現，我們必須把這個問題給提出來了。我在《溢出》這本書裡面最後一章最後一節，實際上已經是在嘗試提出，就這些新的規則而言，我們應該遵循一些什麼樣的原則。我也期待能夠引起更多人的討論，一塊來把原則深化細化，演化出新的規範出來。越多人參與到這個問題討論當中，就越有機會更早實現。
《巴倫》中國：那麼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於溢出規則的演化會有影響嗎？
施展：是的，在這個事實基礎之上，另外一個問題就出現了：中國經濟有著世界性的影響力，但是中國的政策制定卻不是從這種世界性影響力的角度出發的，仍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格局。這種不匹配會帶來巨大的問題，它會使得外部世界在製造環節上非常依賴於你的經濟，但是卻會因為你的內部決策機制導致一些完全不可預期的風險。
比如這次疫情，如果能夠及早預警的話，根本不會到這個份上。因為CDC這些中國內部機制的問題，導致外部世界必須面對一種不可預期的風險，而這個不可預期的風險是以中國製造業的世界影響力為傳導機制傳導出去的，就是說我們的決策機制沒有匹配中國經濟的世界性影響力，這會給外部世界帶來巨大的風險，克服這個風險是中國的責任。
中國必須改，中國不改就意味著整個世界都要不斷面臨這種不可預期的風險，中國經濟也是高度依賴於世界的，反過來一定會反傷中國自身。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未來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我們欠缺世界格局的決策機制，匹配不上我們世界性的經濟影響力，如何能讓兩者協調起來，這是中國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巴倫》中國：非常感謝！
施展推薦書單
1、溢出：中國製造未來史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承接《樞紐》對於中國的超大規模製造業能力決定了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特殊地位的思考，施展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以及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展開了田野調查，並以此論述製造業向越南的“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而推動“溢出”的堅實力量則是中國的民間經濟，商人秩序因此有可能走上歷史前臺，與政治秩序共同推動世界新秩序的共生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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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樞紐：3000年的中國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在《樞紐：3000年的中國》這本書中，施展用新研究回答了一個老問題：究竟“何謂中國”。他用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將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串聯了起來，對中國對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給出了一個統一的解釋框架。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及其對於世界秩序的深刻塑造，也獲得了全新模式的深入討論，並對未來提出了一系列極富建設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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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控：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
原作名: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作者: [美] 凱文·凱利 ，譯者: 東西文庫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這是一部思考人類社會進化的大部頭著作，也是作者凱文·凱利對當時科技、社會和經濟前沿的一次漫遊。未來秩序的演化會越來越深被信息經濟信息技術重塑。對於信息技術會以怎樣的方式重塑社會結構、重塑需求以及重塑人們的觀念，現在不可能有定論，但是凱文·凱利所開的腦洞是最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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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斷層線：全球經濟潛在的危機
原作名: Fault lines：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
作者: [美] 拉古拉邁·拉詹，譯者: 劉念 / 蔣宗強 / 孫倩 / 劉開雄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拉詹是為數極少的幾個在金融危機前就預言風暴即將來臨的經濟學家，在這本書裡，拉詹令人信服的表明，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不是貪婪的銀行家、沉睡的監管者、不負責任的借款人，而是全球收入的不平衡，金融崩潰的始作俑者是滯漲的收入和不斷攀升物價之間的不平衡。他的這本《斷層線》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和世界之間的衝突表現也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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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
原作名：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作者: 喬萬尼・阿瑞吉 / 貝弗裡・J・西爾弗 譯者: 王宇潔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本書運用世界體系理論，從四個不同視角對現代世界中已完成兩的兩次霸權轉移（從荷蘭到英國、從英國到美國）進行分析與比較，並討論四個頗具爭議又相互關聯的問題。這本書的特徵在於格局超大，能夠獲得一種新的觀察世界方式和新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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