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做到嗎？”
“能。”
“你聽明白了嗎？”
“明白。”
許紀霖曾總結過：
在這人生的十字街頭，一些人決然扯斷對生命的執著，去追求靈魂的永恆價值，那是正氣浩然的特立獨行之士；
另一些人則在滴血的屠刀下佝僂著身體，匆匆交出一個惹是生非的靈魂，那是屈從於專制的依附人格。
然而，有那麼一群知識分子，他們掂量的最後結論是，靈魂與肉體這兩重價值目標在人生的天平上是等值的，最明智的抉擇是在衝突中求得協調，在張力中求得平衡，即在維繫個體或事業生存的前提下堅持人格的獨立性——黃炎培先生曾將之明確表述為“外圓內方”。
他說，我們這一群“從二三十年艱苦奮鬥中間磨鍊出來的一套做法，正面絕對不通融的，但側面未始不可以周旋……但立腳點是絕對不動搖的”。
唐代著名大臣李泌七歲時，曾在唐玄宗前對對聯。上聯是“方若棋盤，圓若棋子”，李泌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這也許是對“外圓內方”人格意蘊的最好註解。
內方若行義，義者，靈魂之正直，精神之獨立也；外圓若用智，智者，維繫個體之生存，易理想為現實也。於是，理想與環境的對峙，靈魂與肉體的衝突，在這樣一個富於張力的人格結構中，都取得了一種暫時的平衡。
“你能做到嗎？”
“能。”
“你聽明白了嗎？”
“明白。”
李文亮醫生是外圓內方的——但外圓不能圓到“罔顧事實”，內方不能方到“把自己的職業斷送”。
許紀霖有言：外圓內方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模式。
熔鑄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儒道兩大文化傳統，儒道的人格設計都帶有各自的片面性，或重道德，或重智慧，獨獨忽略了意志的品格。
當面臨現實挫折和挑戰時，他們往往不是通過意志的高揚去戰而勝之，從而在超越現實中實現自我的精神超越，而是更多地採取一種實用理性的態度，調動內心的智慧或道德力量，冷靜地分析箇中的利害關係，尋求趨利避害的現實途徑。
魯迅說過，讀中國的書，常常使人安靜下來。無論《論語》抑或《莊子》，無論是功利的抑或審美的，無論是“遊方於內”抑或“遊方於外”，它們的最後歸宿都無一不似一幅安謐沖淡的中國國畫——不過是儒融合於人際世俗，莊融合於自然山水而已。
這又恰恰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外圓內方的人格形成還與自然歷史觀有關。
中國人的自然史觀有“天人合一”的色彩。這意味著“和”是中國哲學的最高境界，不僅是自然界與人類的和諧，而且是社會與個人的和諧。和諧即不爭。
幾千年來，“和為貴”“君子矜而不爭”這類經典箴言深深地積澱在歷代人的心中，使他們對外界的行為態度不是著意布新的改造，而是立足守成的適應。
即使是那些開拓者，也大多持避免直接對抗的溫和立場，在適應中徐圖改造。適應是謂外圓，以企求同中存異；改造是謂內方，以實現以異變同。
也許正是有鑑於此，魯迅才勸人最好不讀中國書，而他本人為了保持戰鬥的韌性，拼命與內心中那誘惑人安樂的“鬼氣”抗爭，“魯迅的心靈永遠震盪不安、永遠經歷著裂變與聚變的痛苦過程，他永遠不肯接受民族文化中的中庸主義的遺產，永遠要‘爭天拒俗’，不為順世和樂之音”。
從歷史的功利價值度量，一批批外圓內方者在極其殘酷的黑暗年代仍能不失方正的獨立品格，追隨衝殺在前的特立獨行之士，與惡勢力做堅韌的抗爭，其歷史之功不容低估。
儘管他們有弱點，但正是這弱點本身掩護著他們的生命和事業，使舊中國留下了一批難得的人才和可貴的知識。
客觀地說，這種頑強生存的功利價值並不在震駭一時的犧牲之下。
然而從倫理的正義價值裁決，作為社會的良心理應以維護社會正義為最高職責，在這一點上外圓內方者的良心有著遮蔽不了的汙垢。
康德認為言論自由[寫作的自由]（freedom of the pen）是“人民權利的惟一守護神”。
巴金在晚年沉痛地懺悔：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張中曉堅信：“知識人的道德責任，（在於）堅持人類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們，才不辜負正義的使命。”
魯迅說：“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
我們要有好記性，但也要活著——即便是痛苦地活著。
你能做到嗎？
你聽明白了嗎？
這實則是問向我們所有人的誅心之語。
陳力丹老師說：“只要有心，迂迴地繼續講這個問題，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我們讚美醫生，但也要記住教訓——以外圓內方的姿態繼續迂迴地講社會中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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