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做到吗？”
“能。”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许纪霖曾总结过：
在这人生的十字街头，一些人决然扯断对生命的执着，去追求灵魂的永恒价值，那是正气浩然的特立独行之士；
另一些人则在滴血的屠刀下佝偻着身体，匆匆交出一个惹是生非的灵魂，那是屈从于专制的依附人格。
然而，有那么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掂量的最后结论是，灵魂与肉体这两重价值目标在人生的天平上是等值的，最明智的抉择是在冲突中求得协调，在张力中求得平衡，即在维系个体或事业生存的前提下坚持人格的独立性——黄炎培先生曾将之明确表述为“外圆内方”。
他说，我们这一群“从二三十年艰苦奋斗中间磨炼出来的一套做法，正面绝对不通融的，但侧面未始不可以周旋……但立脚点是绝对不动摇的”。
唐代著名大臣李泌七岁时，曾在唐玄宗前对对联。上联是“方若棋盘，圆若棋子”，李泌对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这也许是对“外圆内方”人格意蕴的最好注解。
内方若行义，义者，灵魂之正直，精神之独立也；外圆若用智，智者，维系个体之生存，易理想为现实也。于是，理想与环境的对峙，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富于张力的人格结构中，都取得了一种暂时的平衡。
“你能做到吗？”
“能。”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李文亮医生是外圆内方的——但外圆不能圆到“罔顾事实”，内方不能方到“把自己的职业断送”。
许纪霖有言：外圆内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模式。
熔铸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儒道两大文化传统，儒道的人格设计都带有各自的片面性，或重道德，或重智慧，独独忽略了意志的品格。
当面临现实挫折和挑战时，他们往往不是通过意志的高扬去战而胜之，从而在超越现实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而是更多地采取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调动内心的智慧或道德力量，冷静地分析个中的利害关系，寻求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
鲁迅说过，读中国的书，常常使人安静下来。无论《论语》抑或《庄子》，无论是功利的抑或审美的，无论是“游方于内”抑或“游方于外”，它们的最后归宿都无一不似一幅安谧冲淡的中国国画——不过是儒融合于人际世俗，庄融合于自然山水而已。
这又恰恰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外圆内方的人格形成还与自然历史观有关。
中国人的自然史观有“天人合一”的色彩。这意味着“和”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不仅是自然界与人类的和谐，而且是社会与个人的和谐。和谐即不争。
几千年来，“和为贵”“君子矜而不争”这类经典箴言深深地积淀在历代人的心中，使他们对外界的行为态度不是着意布新的改造，而是立足守成的适应。
即使是那些开拓者，也大多持避免直接对抗的温和立场，在适应中徐图改造。适应是谓外圆，以企求同中存异；改造是谓内方，以实现以异变同。
也许正是有鉴于此，鲁迅才劝人最好不读中国书，而他本人为了保持战斗的韧性，拼命与内心中那诱惑人安乐的“鬼气”抗争，“鲁迅的心灵永远震荡不安、永远经历着裂变与聚变的痛苦过程，他永远不肯接受民族文化中的中庸主义的遗产，永远要‘争天拒俗’，不为顺世和乐之音”。
从历史的功利价值度量，一批批外圆内方者在极其残酷的黑暗年代仍能不失方正的独立品格，追随冲杀在前的特立独行之士，与恶势力做坚韧的抗争，其历史之功不容低估。
尽管他们有弱点，但正是这弱点本身掩护着他们的生命和事业，使旧中国留下了一批难得的人才和可贵的知识。
客观地说，这种顽强生存的功利价值并不在震骇一时的牺牲之下。
然而从伦理的正义价值裁决，作为社会的良心理应以维护社会正义为最高职责，在这一点上外圆内方者的良心有着遮蔽不了的污垢。
康德认为言论自由[写作的自由]（freedom of the pen）是“人民权利的惟一守护神”。
巴金在晚年沉痛地忏悔：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张中晓坚信：“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在于）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
鲁迅说：“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我们要有好记性，但也要活着——即便是痛苦地活着。
你能做到吗？
你听明白了吗？
这实则是问向我们所有人的诛心之语。
陈力丹老师说：“只要有心，迂回地继续讲这个问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我们赞美医生，但也要记住教训——以外圆内方的姿态继续迂回地讲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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