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修兵
按照2007年去世的，在〈中國農民戰爭史〉和〈中國農村土地史〉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的歷史學家趙儷生教授關於中國社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進入封建社會的觀點，周朝屬於奴隸制社會，從戰國時期開始了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而秦始皇的一統天下並不是封建社會的建立，反倒是奴隸社會的倒退。五十年代初期持這個觀點的有兩個人，其中的一個人改變了自己的觀點，而另外的一個人，就是趙儷生教授則因為始終不改定見，被從中國科學院調整到山東大學任教，後來又調蘭州大學任教。八十年他在蘭州大學任教時所帶的研究生裡就有主攻（中國農村經濟史）的當下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的秦暉教授。本人便是在十多年前從秦暉教授和其它學者的文章中得知趙儷生教授的上述觀點的，趙儷生教授從土地流轉和人員遷徒這兩個基本要素出發來劃分歷史階段的學術觀點因其恰恰可以解釋本人時常思考的為什麼們我的歷史如此悠久卻進步十分緩慢的問題而使本人頓時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
趙儷生教授的觀點簡而言之就是按照國際通行的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土地自由買賣”，一個是“人員自由遷徒”。而這兩個在戰國時期剛剛起步的方面隨著秦始皇的大一統而宣告結束，又退回到土地不能自由買賣，人員不能自由遷徒的奴隸社會（從李斯的〈諫逐客書〉中可知先秦之所以強大起來遷徒到秦國的人才建有莫大之功）。
五十年代初期還有一個折中的觀點，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教授一度接受了這個觀點，即中國社會從漢朝開始進入封建社會，理由是漢朝時的土地已經允許在本鄉本土買賣了。但這個觀點也不被趙儷生教授所接受。趙儷生教授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從隋開始，唐朝形成（隋末、唐初不僅允許了土地的自由買賣和人員的自由遷徒，而且還實行了開科取士的科舉制度。）這三個要素所促進的社會的文化以及經濟狀況到了宋朝，又比隋、唐時期向著更高的方向發展（從北宋時的〈清明上河圖〉，南宋時柳永的〈望海潮.錢塘自古繁華〉中均可見其一斑。），生產力的發展帶動商品貿易的發展，也帶動了製造業的發展，南宋時的民間商船就已經可以到非洲購買象牙了。明朝時鄭和下南洋，下西洋的造船技術即源於南宋時期的根底。
問題出在蒙元時期，元朝時在這三個要素中，除了科舉以外，土地和人員方面卻向著奴隸社會大踏步的後退。其後的明朝又在人員的遷徒方面依然走的是元朝的路數，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再加上後來的毀船（毀遠洋船）禁海（禁遠洋貿易）則過莫大焉。沒有土地的自由買賣，就沒有土地兼併，就不能形成從“小農經濟”到“大農經濟”的過渡，就沒一對農業機械的客觀的需求。沒有人員的自由遷徒，就沒有運輸車輛的客觀需求，沒有海外貿易，就沒有航船的進步（以至後來康熙收復臺灣要按照荷蘭的模型打造戰船，再後來建立北洋水師的時候要從英國購買軍艦了。），就沒有航行中以星座定位而來的對天文學的認知的需求，以及因為其它種種需求而帶來的自然科學（也包括數學）起步和發展。這正是人們有時會問的“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而不是發生在中國”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認的是，同樣都是少數民族執掌政權，但是清朝卻在總體上逐步恢復了土地自由買賣和人員自由遷徒這兩個要素，可以看作進入了趙儷生教授所說的“封建社會”，但為什麼也沒有趕上西方的步伐呢？一個原因是時間，耽誤了時間（就不贅述了）不是那麼快地就能趕上的；這還有一個趙儷生教授所說的“中國的封建社會從來就沒有過嚴格意義上的財產私有制，因為朝庭可以對私有財產無償徵用或因犯罪而籍沒。”
以上簡要介紹的趙儷生教授的關於“封建社會”的史學觀點，僅供參考，或有疏漏 ，卻無謬誤。然終究所知有限，就此打住了。
杜新1
有沒有“封建社會”這麼一個名詞，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這些名詞的運用在於讓我們更多的去了解歷史，瞭解歷史的發展過程，單純的去討論這個名詞沒有太大意義。
中國夏商周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的不足，需要大量的人力一起來共同進行農作，所以這個時期，農業的經濟形式是以井田制來進行的。而要控制和開拓邊疆地區則通過分封諸侯的方式來進行。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兼併越來越劇烈，周天子權威喪失。這個時候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開始發展，各國為了發展實力紛紛進行經濟制度改革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提升國力，主要對農田私有制的改革，促進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匹配，大大推進了社會的發展。
而到了秦朝後，繼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向著生產關係的縱深前進，比如先是農奴制，隸農制，然後是佃農制和自耕農制度，而範圍也從關中進而中原，再是南方。
所以瞭解社會歷史的發展脈絡才是有意義，至於叫法，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發展程度，不同的範圍都可以有不同的叫法。
時光之意
我來說一下自己的觀點吧。
我就是中學歷史教師，據我瞭解，目前初高中歷史教材中的確很少再提什麼封建社會了，教師們也逐漸在扭轉觀念，把自秦朝建立以來的時代統稱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社會，或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社會，不過仍有個別教師為方便給中國歷史進行分期，把這個歷史時段習慣性地稱為封建社會。
但實話說，這在教學上給中學歷史教師們帶來了很大困難。學生們往往很難理解以君相矛盾為核心的君主專制的推進和以中央地方矛盾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推進之間的區別。因為，以往的歷史教材強調事件本身，而如今則試圖讓學生去理解歷史發展的邏輯，諸如從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朱元璋廢丞相、明內閣的建立、清朝設立軍機處為線索去理解君主專制的發展，而從郡縣制、郡國並行制、漢武帝推恩令、唐中期藩鎮割據、元朝行省制等制度為線索去理解中央集權的發展與頓挫。無論對於教還是學，這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不過，目前中學教材中也不會把西周稱為封建制，有可能是為了避免混淆，因為即便是中學教師，對於中國封建制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封建社會的理解都很吃力，更別提給學生們講解了。但教材既然迴避了封建社會，也自然迴避了奴隸社會的提法，除了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夏商周三代在教材中成了可有可無的片段。
好了，說完目前歷史教材的現狀，咱開始簡單談談“封建社會”這個概念。我看了下這個問題之下的回答，大家主要都是在釐清概念，而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傳播學問題：
“封建社會”的概念有一個二次傳播，即它最初盛行於中國，後來傳播到了日本，而近代又從日本傳播回了中國，但其內涵卻經歷了重大的流變。
在中國古代，一直有“封建”的提法，區別於秦以後的“郡縣”，指的是西周以降出現的一種地方管理制度，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分封制。作為一種政治觀點，封建制倡導一種中國語境下的地方分權主義的傾向。
而日本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中國文明亦步亦趨，“封建”一詞傳入日本再正常不過。不過日本接觸西方思想也比較早，蘭學的傳播就是明證。而經過明治維新後，西方思想文化的傳入明顯加快，馬克思主義也順勢而入。
馬克思基於歐洲經驗，將中世紀時期的以大小領主為權力中心，通過分封采邑領主來維繫等級秩序和效忠關係的制度概括為一種社會發展階段，即英文中的“feudal society”，直譯過來就是領地社會，而它則構成了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線性演進理論中的重要一環。
近代日本思想界在面對這一概念時，選擇了拿來主義，他們發現中國人的“封建”與馬克思描述的“feudal society”在形式上很類似，所以就將其直譯為“封建社會”。
到了1900年代，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紛紛東渡日本，並通過借鑑日本所譯介的二手資料去了解西方思想文化，於是“封建社會”一詞就這樣又再次迴流到中國，但在所表達的內涵上卻截然不同。
再後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渴望學習西方，而在1900年前後，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紛紛東渡日本，企圖通過借鑑日本所譯介的二手資料來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就這樣，“封建社會”一詞又重新迴流到了中國，並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上世紀新文化運動後期的大行其道，開始了大規模的傳播。
不過，中國在面對這套人類歷史的發展分期時也出現了爭論，爭論的焦點就是：這套理論框架到底能不能有效應用於中國歷史？
為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展開過論戰，提出過各種針對中國歷史的分期設想，限於篇幅就不再贅述了。後來新中國建立，為了統一思想以便編寫歷史課本，便採用了蘇聯教材的觀點，民國時期的其他觀點慢慢地都被摒除出了思想界。
結合蘇聯教材的理論框架，夏商周三代因大量使用奴隸，故被劃入奴隸社會階段，而在戰國後期至1840年這一時期，則把農民對地主階層的反抗類比成農奴或附庸對領主的反抗，並有意將“地主——農民”矛盾放大化，然後很違和地將這一階段塞進了“封建社會”的套子中。
自此，“封建”一詞也成為愚昧、落後和停滯不前的代名詞。
達摩說
這個說法確實越來越盛行，也是說明現在的史學研究在不斷進步。
上個世紀早年的社會五分法，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完全是為了迎合蘇聯人的社會主義先進觀念。而且封建社會這個翻譯，也是中國早期的世界史學家為了統一世界史的研究而直接給中國同時期套用的歐洲時代背景。
但是再後來的研究中發現，各個地域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模式，並不是同步的。
其實在很早以前，馬克思先生就已經說過了這一觀點。他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概念，是放在西歐的社會背景上的。在他的觀點裡認為，如果把所有的國家歷史看做一個正在發育的兒童，然後把歐洲作為正常兒童的話，那麼非洲和美洲則是低能兒，而中國則是一個早熟兒。
馬克思先生對社會階段的定義，是在於誰是主要的社會生產力和構成政府統治階級在社會上的地位。拿歐洲舉例，羅馬帝國是奴隸制社會，原因是羅馬貴族是奴隸主，帝國社會的主要勞動力是奴隸。法蘭克王國上層建築是一個個的封建領主，社會生產力主要是封建領主的領地子民，而且國王無權干涉自己屬臣的子民，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再反觀的漢代，統治階級是皇族，外家文臣和武將這個時候還不能干擾皇權，影響皇權的皇權代言人宦官集團和外戚，但歸根結底他們都是皇帝家的人。社會主要生產力是自耕農，他們直接隸屬於皇帝，收到皇帝的控制，這和封建社會的定義截然不同。所以秦漢的定義應該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社會。
同樣的從魏晉到隋唐，帝國的上層建築都是軍事貴族，社會主要生產力自耕農是隸屬於軍事貴族（大門閥）的卻又可以被皇帝直接管理（從門閥這裡剝奪或者賜予），包括皇帝也是出自於軍事貴族（大門閥），但是其他門閥會對皇帝進行有效的制約所以這段時期，應該是門閥共制中央集權社會。
宋代，皇權從仁宗開始極度下滑，文人已經牢牢的控制了朝政的大方向，天下的自耕農，是由政府出臺的政策來管理的，包括皇帝對於已定決策也不能肆意廢除，必須走法律程序。所以說宋代是一個皇帝和士人共制的中央集權社會。
元明清，典型的皇權獨裁，雖然明朝的文官集團非常強大，已經可以和皇帝對抗，但是和宋代相比，還是差不少事。因此元明清可以獨立拿出來看，因為從秦到宋，皇權是在一點一點的衰弱。而元到清，皇權卻在一點一點的加強。因此這麼說元明清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社會也不為過。
說了這麼多，那麼中國有封建社會嗎？有。也就是周朝，周朝的社會模式和西歐的封建制度可以說幾乎一樣，天子並無權管轄諸侯國內部事務，封臣一級是一級。中國的封建社會，比歐洲早了1500年就出現了，這也是說中國是一個早產兒的原因。
當然了，雖然中國早早地就脫離了封建社會，但是還是帶有一定的封建殘餘。比如藩王的封地、大臣的食邑，都是封建時代的殘餘制度。
火器工坊
坦率地說，自20世紀以來，對於中國歷史中的封建社會有很多爭議。
首先我們得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
其次得對比制度差距，還有縱向比較。
俠義解釋，封建本意應是西方的等級貴族分封制。或者中國周代的封邦建國。請注意，老祖宗的這個封邦建國是有單獨宗廟的，與後期帝制下的封王完全是兩回事。也請大家不要將帝制下的附屬國如朝鮮拿來說事。
東西方分封表面接近，但又有顯著區別。
以法國為例，國王分封若干伯爵，伯爵分封若干男爵，男爵分封若干騎士。同時，分封者實際還兼任下一級的直屬地封爵，即國王兼直轄地伯爵，伯爵兼直轄地男爵，男爵兼直轄地騎士，當然，兼任者留給自己的都是最好、最大也是最發達的地方。
騎士作為最低的土地管理者，直接面對若干的農民。農民需要向騎士繳納稅金，騎士享有這些農戶的糾紛裁決權也就是基礎司法權並有向依附者提供保護的義務。同時，騎士須向自己的授予者也就是男爵提供稅金，戰時有義務協助作戰。男爵向伯爵提供類似義務，伯爵向國王提供類似義務。但每一等級者只向自己的分封人承擔法定的義務。即通常所知道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換成漢語是，王之王上，並非我王。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伯爵的主要助手從男爵中脫穎而出形成子爵階層。伯爵中的優勢者逐步形成協助國王的管理層即公爵。邊遠地區伯爵因臨機處置的需要成為邊地侯，再演變成侯爵。五級分封制基本成型。
西周的分封制度有所區別。
周王初封子弟、功臣、舊貴族等70多人於某地建國，也是公侯伯子男五級。如姜齊為侯，姬唐為公。每個貴族等級的土地面積不等，但男爵與公爵一樣，同向周王效忠，繳納稅貢，戰時出兵接受周王指揮。對內，則管理土地人口進行更基礎的井田制分封。所以，周代的封爵制度下，男爵與公爵沒有管轄關係。
重要的是，周的制度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就是說，不管是周王直轄土地還是各封國的土地人口，周王都擁有理論上的最終處置和管理權。秦始皇統一之後，中國特色帝制建立，這個理論也就成為皇帝擁有一切的法理基礎。
因為郡縣制的推行，中國世襲分封貴族也就族成為歷史，即便西漢西晉明初曾短暫分封，但這些分封是建築於帝制之下的，皇帝有隨時撤銷分封且完全合法的理論權力。
具體爭論就在於此。某些意見是，中國自秦後沒有真正的封建制度，沒有分權，也沒有獨立的司法權，只是中央集權體制。因為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是皇帝的奴隸，所有財產理論上都是皇帝所有。因此他們認為，中國在民國之前是傳統型社會。即，傳統型的東方農奴制社會。
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過分宣揚和美化了所謂等級分封制。因為，歐洲的分封制當時都已經或正在走向沒落。英法俄普等國呈現出不同程度上的中央集權化，比如普魯士的軍國主義體制。其中尤以法王路易十四最為典型，他親至巴黎最高法院，公開撕毀法庭記錄，當眾宣稱，朕即國家。這與普天之下，有何差別？
只不過，地理大發現及殖民主義徹底改變了歐洲人的政治經濟生活，歐洲國家的中央集權進程也隨之發生了改變。
因此，如何認識中國帝制下的社會形態，自己去判斷吧。
增加的話：
看了諸位的評論，很是差異。
鄙人只是將歐洲分封制與周代分封制做了簡單說明，不知哪裡踩到了誰的G點？如果有，我表示深刻的歉意。
四川達州
事實就是以前歷史老師不懂語文而現在歷史老師不懂政治所致！以前的教育課本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社會，社會社會劃分得這麼明顯主要是為了凸出某社會的高級與優越性。但是這個劃分顯然是有語文讓體育老師教。比如傳統奴隸社會定義跟傳統封建社會的定義就很模糊！因為奴隸社會也有自由國民，封建社會也有奴隸。相信很多學生也是分不清這個區分的！
換成我的說法，我認為社會發展方式如果借用西方的劃分方法應該分為君權社會，神權社會，與民權社會。對應的就是以前劃分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與資本（社會）社會。
中國劃分君權與神權最大的分界線應該是漢朝而不是秦朝！因為秦朝以前的所有國家都是建立在氏族領導的框架之下的，比如以秦國為例，秦國的贏氏氏族能夠取得統治權是因為贏氏已經傳承發展了兩千多年了（秦國人的祖先是舜帝時期的伯益）。這幾千年的傳承才給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基礎。所以，有這種底氣，他們根本不需要藉助於各種神啊什麼的來樹立自己的權威。
而在漢朝的時候，劉邦為了自己合法上位，故意請那麼一群人去傳揚關於劉邦的傳說，說他是真龍轉世，他是真龍天子，而從那時候開始就有了君權神授的說法了。從此，各種關於皇帝的各種傳說就很啼笑皆非了。
優己
中國歷史上確實沒有出現過“原汁原味”的“封建社會”。
所謂“封建社會”，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在奴隸社會之後，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馬克思定義這個階段，是根據歐洲歷史進行的，即大致相當於歐洲的古羅馬帝國後期，直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這千餘年的階段。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描述，這一階段的主要經濟特徵，是地主出租土地，農民租種土地這種關係，稱為“封建地主經濟”。
問題在於，為何叫做封建地主經濟呢？是因為這一階段，歐洲對應的政治形態，是分封制（也可以叫封建制）。也就是說，君主把土地分封給貴族，貴族再分封給下面的低級貴族、騎士，這種層層分封的模式。
當郭沫若等現代中國學者，準備按馬克思的劃分尺度，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劃分，問題來了。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中國的生產關係特徵，大致奴隸社會到春秋戰國為止，封建社會則是從秦漢開始。也就是說，秦漢之後漸漸出現“封建地主經濟”這種生產關係模式。
問題是，中國在這一階段的政治形態，並不是分封制，而是中央集權制。這和歐洲那邊的差別是很大的。這樣，把中央集權時期的經濟模式，稱為“封建經濟”，本來就顯得有點彆扭。
那麼，中國有沒有經過分封制呢？有，就是在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麻煩是，按照生產關係來界定，這段時間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奴隸制社會”階段。當然，其實西周和春秋戰國奴隸生產並不多，中國根本沒有過大規模奴隸制時期。
相反，倒是西方的奴隸制階段（羅馬帝國時期）出現了中央集權制。
簡單說，就是中國奴隸社會採取分封制，“封建社會”採取中央集權制；而西方奴隸社會採取中央集權制，封建社會採取分封制。這種政治和經濟關係的交換搭配，使得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法，來對中國歷史階段進行界定的時候，產生了“字面意思”和“詞語指代意思”之間的矛盾衝突。
現在教學中不這麼提，大概也是為了避免這個困惑吧。
其實我個人覺得，改個名稱就好。既然五個社會階段是以經濟關係而不是政治模式劃分的，那麼把“封建社會”改成“地主社會”就好了。
巴山夜雨涮鍋
- 這說明理性了。
- 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這種分法是歐洲人對自己歐洲的劃分方法。中國根本沒有被考慮進去。
- 人家沒考慮我們，我們還要硬往人家那邊硬貼。吃力不討好，沒什麼意思。現在不這麼分了，說明中國歷史研究者更理性。
- 歐洲大部分時間是封建領主制
- 在歐洲，國家的國王，擁有對一個國家名義上的統治，打仗的時候，號令各地封建領主派遣士兵，國王派出將軍帶領這個鬆散的聯盟軍進行出征。
- 封建領主就像家族企業一樣，擁有對自己領地的永久所有權。無論國王怎麼變，這個所有權是不會變的。
- 歐洲的封建制源遠流長，直到19世紀，仍然有很多國家是鬆散的聯邦國。比如德意志，就包含了22個邦國，還有三四個自由市。
- 這種封建領主制不能集聚國家力量，缺乏政治凝聚力。導致整個歐洲始終無法統一。但是封建領主制，強調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直接導致了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所以有弊也有利。
- 中國的制度是皇權郡縣制。
- 封建制，在秦朝時就已經基本消失。後來封的同姓王，只不過是對皇權郡縣制的補充。
- 這種皇權郡縣制，將所有的權力都集中於中央。這有利於提高民族凝聚力，最大限度集中力量辦大事。
- 比如秦趙長平之戰，60萬對40萬的大規模會戰，統一指令，統一裝備，即使大批量生產的、上千萬只弩機箭頭，它的誤差也不會超過0.5毫米。這在歐洲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古代歐洲的大兵團作戰，能穿相同的軍服就已經不錯了。）
- 比如朱元璋修南京城時。對質量的管理，可以精確到每一塊磚！磚上印有生產地點和監督人，磚的質量一旦有問題，可以問責到具體的負責人。距今600年，南京城牆磚塊上的字，依然清晰可見。
- 這種皇權的集權，不重視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任何人的財產，只要皇帝一句話就可以立即沒收。改朝換代時，也是悉數沒收焚燬。所以，民間資本主義是永遠不可能在中國誕生的。
美之星暖通
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和所謂的“歷史去意識形態化”。
稱呼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稱呼背後的東西。“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這些名詞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只是他們的本義了，更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哲史觀的名詞，是屬於對社會生產關係的劃分概念。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在學校學習的歷史，實際上是按照生產關係的演變階段來劃分的。而目前有些歷史老師不再使用“封建主義”來稱呼，而是使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等類似的稱呼，在表面上來看，就是用西方歷史觀的“社會組織演變階段劃分”來代替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生產關係演變階段劃分”。
這兩種稱呼之爭，其實質上是西方歷史觀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之爭，更深刻一點是西方意識形態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爭。
由“封建主義”的稱呼改成其它，是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階段性成果，是由西方意識形態推手推動、中國一群公知帶領、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懷疑論者”鼓吹而形成的。目前這種滲透甚至已經進入了教育機構，令人不齒。
而當前，教師隊伍素質下降令人堪憂。自從擴招以來，一些師範院校，本身教學質量不行，招生生源質量低得令人髮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學生時代的許多學渣，幾乎以最低分數線考上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師專師院，混幾年畢業後就搖身一變，成為教師了。這樣的教師能具備什麼樣的素質和水平？他們能給學生以什麼樣的世界觀和歷史觀？
對於當前歷史教育領域裡的類似”封建主義改名“的舉動，我們應該要旗幟鮮明地予以反對：
一、首先，世界上並不存在純粹的、純淨的“真實歷史”，歷史從來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改變派總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歷史進行了改造，卻忽略了他們研究的“歷史”本身，包括所謂歷史資料、文獻，都經過了前人的篩選和潤色。所以追求“絕對真相的歷史“本身就是錯誤的不可能實現的研究方向。因為並不存在”絕對真相“，所以對”絕對真相“的研究，總會招到後來”絕對真相“的質疑，於是歷史研究就變成了不斷的質疑，歷史逐漸變成虛無主義、懷疑主義和不可知論的泥沼。
研究歷史的目的不是追求不可能真正追求到的’歷史真相”，而是揭示、把握和利用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脈絡。
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追尋的是“歷史的主幹”，西方歷史研究追尋的是“歷史的枝葉”。用“枝葉”的研究來否定“主幹”的研究，是荒謬和可笑的。
二、改革派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是對歷史的歪曲。然而，真相是“歷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集合和反映”。不管是以前撰寫歷史資料文獻的古人，還是當今對歷史進行研究的人，每個人都具備自己的意識形態，每個人都會對“歷史事實"進行有選擇性的篩選和忽視。那些宣稱”歷史應該去意識形態“的人，其實質不過是用另外的意識形態來取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
三、在許多研究歷史的流派、理念當中，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仍然是目前相對而言，最科學最合理的(肯定並不完美)；西方的歷史觀在局部的歷史研究中具備一定合理性，但無法從歷史發展的全局作出合理解釋。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最大特點，不是”在歷史之中研究歷史“，而是以哲學和辯證法為原理基礎對歷史進行研究的系統方法論和工具。“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革命就是打破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等等無限接近”本質原理“的論斷，從歷史紛繁複雜的表面現象(甚至可能是虛假)中，幫助我們直接抓住了歷史發展最本質的核心，從而可以薄雲見霧。
而西方歷史研究，則注重歷史”真相“和”細節“，注重“描述性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理論性研究”，根本就是不同的研究方向。
四、從兩者的實踐結果來看。
我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思想及其歷史觀一直是我黨不斷踐行和完善的思想理論武器。我黨從創立之初，到現在，歷經了波瀾壯闊的國內革命、抗日和解放戰爭、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難道還不能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先進性嗎？
反過來看看西方。西方社會和文化對歷史的無知，近些年愈演愈烈，已眾所周知。西方白人莫名其妙的“人種和文化優越”、對其它文明文化和有色人種的歧視，包括近期"DG事件”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與偏見，哪一點沒有反映出西方歷史觀的偏見和侷限？西方歷史觀的“枝葉研究”，屬於盲人摸象，對歷史細節研究得再細，也無法窺見歷史全貌。
管理者洞察
封建社會實際是一個政治概念，是一種政治制度的稱謂，它具體表現為宗教制度和信仰，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除了原始社會和現代社會外都屬於封建社會，原始社會類似現在的動物世界，只是形態和能力上有所區別，沒有明確的語言文字，真正的人類文明是從封建社會開始的，我們也把它稱為古代文明，它以宗教信仰為背景從而有了各民族自已的語言和生活方式，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新的國家制度的建立，封建社會制度開始垮塌，而我們通常把這種新的國家制度稱之為現代社會或現代文明，因此封建社會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人類文明的歷史見證，因而它不可能會被歷史拋棄，根本在於我們怎樣去正視歷史和民族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