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袁事件”的主角王佐原先當過裁縫，後來上井岡山做了土匪。袁文才是他的結拜兄弟，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同時也是王佐的靈魂式智囊。
王佐深諳兔子不吃窩邊草的道理，平時號稱“打富濟貧”，不僅從不侵擾井岡山的老百姓，高興了還真的會“濟貧”。比如他通過“打富”撈了許多光洋，這些光洋他根本花不完，有時下雪的時候就拿著光洋往雪地裡拋。老百姓看見了便上來哄搶，王佐在一旁哈哈大笑。
時間一長，王佐在當地擁有了深厚的群眾基礎。紅軍剛上井岡山時，連向老百姓買個雞蛋，人家都要問這事王佐知不知道、王佐同不同意。後來毛澤東對王佐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好哇，我們戰士買個雞蛋都要通過你呀！”王佐面紅耳赤，支支吾吾地回答說：“沒……沒有這個事……”
毛澤東是個非常聰明的人。未上井岡山之前，就有人提出要用武力解決王佐，毛澤東說絕對不能這麼幹。他向大家解釋，王佐是舊式的山大王，這種舊式的山大王多得很，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朝代能將他們完全消滅。紅軍要做的，不是消滅山大王，而是應該把他們爭取到自己的隊伍中來。
除了“舊式山大王”的說法外，王佐也可以被視為群眾領袖。中國當時許多地方都有群眾領袖，例如陝西有劉志丹，贛東北有方誌敏，在成為紅軍領導人之前，他們和王佐一樣，在當地民間都有一呼百應的影響力。在毛澤東看來，群眾領袖不管有多少缺點，只要群眾聽他的話，就要予以承認。後來到陝北，毛澤東二話不說，就把還關在牢裡的劉志丹放了出來，這一舉措對團結陝北的地方力量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在井岡山，毛澤東採取的是同一策略。他一上井岡山，就主動送槍給王佐和袁文才作為見面禮，並且聲明：“我們來，不繳你們的槍，也不編你們的部隊。以後你們放心守山，我們出去打仗。”
王、袁投桃報李，對毛澤東十分服膺。有一次，毛澤東的腳走爛了，住在袁文才家。袁文才招待得十分周到，他還對自己的部下說：“毛委員（毛澤東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就像皇帝左右的大臣一樣，招待好他，我的贛西總指揮還能當（袁在大革命時期當過贛西總指揮）。”
事實上，如果毛澤東不竭力爭取王、袁，紅軍在井岡山是站不住腳的。從失守井岡山這件事也能看出來，這兩人在當地具有多大的能量——王佐僅有1個營3個連，但在紅五軍被迫突圍後，他們仍在井岡山堅持了下來，國民黨軍愣是傷不得他們分毫。
這時王、袁的部隊已經編入了紅軍，但他們不屬彭德懷直接指揮，其上級機關是湘贛特委，而事情也就出在王、袁與特委的關係上。
湘贛邊界和兩廣地區類似，自古以來就有土客矛盾，也就是土籍人和客家人的矛盾。土籍人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客家人則是戰亂年代為躲避戰亂，背井離鄉逃到南方的北方人。土籍人佔據著適合農耕的平地良田，而客家人卻只能居住在對方不願意居住的山區，兩大族群互相之間的那種敵視和仇恨，早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袁是客家人，湘贛特委的負責人大部分都是土籍人，一個有槍，一個有權，根深蒂固的土客矛盾讓他們誰看了誰都不爽。另一方面，王、袁又只服毛澤東，毛澤東講的話，他們願意聽，對於其他人包括湘贛特委的話，就不太願意聽。
王佐沒文化，大的主意都聽命於袁文才。袁文才穩定，王佐就穩定，袁文才若是有所波動，王佐也一定會波動。毛澤東曾經親口告訴彭德懷，袁文才這個人很狡猾，名堂很多。於是在離開井岡山時，毛澤東就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帶其一道行軍打仗，以便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難度。
未料當時中央有個很“左”的文件，說對土匪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而文件又正好被隨軍的袁文才看到了，後者連忙逃回了井岡山。王佐不識字，袁文才就將那段原文念給王佐聽，並且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信任的。”
湘贛特委早就想除掉王、袁，有了中央的尚方寶劍和袁文才“脫逃”這條罪狀，便更覺得有此必要了。1929年秋，中央派員到湘贛邊界巡視，湘贛特委添油加醋地對此進行了彙報，中央代表於是要求不折不扣地按照文件精神處理王、袁。
湘贛特委有權，但無槍，靠自己的力量動不了王、袁。於是特委負責人便深夜趕到紅五軍軍部，請求彭德懷調動兵力。彭德懷從他們那裡得到的情況是：王佐、袁文才要勾結地方民團叛變，兩人還強迫特委把邊區武裝交出來，說這話時，王佐甚至把駁殼槍往桌上一擺，近乎就是在威脅特委！
王、袁居然要叛變，彭德懷在大感意外之餘，卻也覺得不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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