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大院出生的人將那裡的生活拍成了風靡全國的影視作品，充滿了男子氣概和陽光。可後來的困頓，卻沒有人提及。
我出生在北京，身份證號以110106開頭。我是北京人，但不是土著。
上世紀50年代初，我姥姥和還是未婚夫的姥爺工作調動，先後來到北京，我奶奶一家則來得稍早一些。上世紀30年代前後，我爺爺到北京上大學，於是從祖籍地舉家遷了過來。
18歲之前，我一直住在南四環外航天大院的姥姥家。大院的人多數都是從上世紀50年代起，陸續因工作調動來到北京的，包括我姥姥一家。這其中也有一些曾經的英雄人物，是通過地下通道，從香港來到北京，幾經輾轉來到大院工作生活的。上世紀第一批人口普查時，這些人被登記成為了北京人，拿到了110開頭的身份證，儘管他們鄉音未改。
到我出生時，已經是航天大院的第三代。經過頭兩代航天人的建設，家屬區的面積已經非常大，從西北角到東南角，大概要坐四站公交。
一條東西向的馬路把家屬區一分為二。路南是配套更好的社區，有好幾個江南風格的小公園，子弟小學也是幾所當中最好的，這裡住的多是科研人員，也曾住過“兩彈一星”的院士；路北則是大院工人的聚居地，周邊環境亂很多，連一個像樣的居民公共場所都沒有。
我家就位於這條馬路的北邊。除了姥姥，我的父母都不在大院工作，所以只能住路北。我所熟知的幾個“路北朋友”，家裡情況和我家差不多，這也包括大偉。大偉家住在我家旁邊，那是一座建造於上世紀60年代的三層蘇式老樓，公用的廚房，好多年代片裡一樣的格局，唯一的現代氣息是他家有室內衛生間。
大院的生活圈子裡有一條清晰的鄙視鏈：路南的瞧不上路北的，而無論路南還是路北，都看不上週邊農村的。
如果周邊農村戶口的想找城裡人結婚，多半隻能找個不完美的城裡人，這是當時常見的做法。例如大偉媽媽是航二代，可有先天殘疾，大偉爸就是來自周邊農村。大偉爸第一次去見家長是平生第一次邁進樓房，急得在樓下直喊大偉媽的名字，見大偉媽從窗戶裡探出個腦袋，他扯著脖子喊：“這樓咋上去啊？”
我一直不曾懷疑大偉講的這件事的真實性。因為在大院和周邊農村之間，一直有一道隱形的圍牆，將兩邊的人隔開，牆外的人很少能有機會進入牆內。直到今日，這道圍牆仍然存在。
大偉出生後，按照當時的政策，順利落戶母親這邊，成為了一個城裡人，他有資格進入子弟小學。因為住得近，我小時候常找大偉玩耍，但我媽並不允許我和大偉走太近，怕我沾染上不好的風氣，更怕他們家“把我抱到農村賣掉”。
在那條鄙視鏈條的影響下，很多航二代對周邊農村人帶有天然的想象。
路北家的孩子多數是工薪階層，可我家連工薪階層都算不上——我媽在我上小學二年級的那一年下崗了。
我媽1957年出生，初中時是班上的學習尖子，但趕上了上山下鄉的末班車，學業耽擱，人生中的最高學歷就成了初中。這是誰都沒辦法的事，卻直接導致我媽此後對高學歷的人仰慕有加，於是找了個70年代末的大學生，也就是我爸。
下鄉回來後，我媽面臨著工作分配，按照大院的慣例，子女可以進大院接替父母的班，姥姥和姥爺考慮再三後，把這個寶貴的名額給了舅舅，而媽媽則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工廠。
在1997和1998年的改革浪潮中，這家工廠抵擋不住連年的虧損，裁退了一批職工。下崗其實早有徵兆，這家工廠基本發不出工資了，更別說那時候各單位常見的福利分房。
我媽靠電視裡教的計算機課程，自學了電腦的基本操作。那個時代會用電腦也算是一門技術，很快，她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可我家的處境仍然沒有很大好轉，爸爸身體不好，雖然大學畢業，但分配的單位效益也不好，甚至早我媽若干年辦理了病退，自然沒有資格分到房子。
為了方便在子弟學校上學，我一直和媽媽住在姥姥家，爸爸和奶奶則住在距離大院不遠處的一個老樓裡，不過我從沒有為家裡的環境感到自卑過。
2001年前後，大院集中給職工蓋了一批房子，18層的高層住宅在一片紅磚老樓裡顯得十分氣派，表妹一家憑藉著大院雙職工身份分得了一套。
有天下午，我跟著舅舅去他新家看房，新房牆壁粉刷得很潔白，我心生妒忌，帶表妹玩一個遊戲：在房間裡衝刺，然後用手觸牆做緩衝。看到牆上留下髒髒的手印，我才心滿意足。
媽媽的第二份工作也沒有維持很多年，小學六年級的一天，姥姥接我放學，我慣常嚷著要喝酸奶，姥姥突然聲音一沉：“你媽可能又要失業了。”我聽後沒說什麼，把一袋特價酸奶放進了購物筐。
很快我小升初，北京市幾所重點初中都錄取了我，但要交3萬元的擇校費。與此同時，我家附近的一所子弟初中實驗班也錄取了我，那是一個身邊的子弟夥伴都不願意去的學校。
媽媽問我選哪個。在一頓只有番茄菜花的午飯中，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選擇：子弟初中。
這樣選擇的原因很簡單，我小升初那年，大偉正從那所中學畢業，中考成績很好，去了一所重點高中。我有理由相信子弟初中的教育質量也是不錯的。
2009年，大偉從北京市一所非常普通的高校畢業，學的是市場營銷。這種專業並不像理工科那麼好找工作，他起初在一家小公司裡做營銷方面的工作，每月拿著稅後2000多的工資。
大偉知道自己家境不如人，更是加倍努力。他也算幸運，很快獲得一家發展很快的中型公司的垂青，領導很認可他的能力，便帶在身邊培養。我遇到他前一個月，領導決定派他去南方開闢市場，並且給了相當誘人的待遇。
“幹嘛離開北京啊？”在我的潛意識裡，外地人蜂擁湧入北京，北京孩子卻要到外地，這簡直是聞所未聞。
“在北京我根本買不起房，我媽常年吃藥，家裡也沒多少存款，女朋友家提出結婚的條件是要有房子。”
“那你爸呢，你爸不是北邊村兒裡的嗎？應該拆遷了吧。”我咬著可樂吸管問他。
他嘆了口氣：“我爸當年為了一個非農戶口，做上門女婿後就把戶口遷過來了，哪想到後來社會變革這麼快。”
當年大院周邊的農村都逐個拆遷，曾經的農民轉身變土豪，分得了多套房子和現金，開始變得揚眉吐氣。曾經周邊帶有特別俗氣字眼的“屯”、“村”等地名，早就被一個個洋氣樓盤的名字所取代。
反觀大院，幾十年來一如既往，並沒有多大改觀，反倒像城中村一樣落敗。
大院是科研單位，以前的政策是允許職工根據工齡買房，和單位共同持有產權。許多大院裡的工薪階層，父母都是大院裡的普通職工，多數都沒有足夠的遠見給孩子購置另一套房子，所以只得守在這個不能上市交易的小產權紅磚老房中。
十來年的時間，大院人心裡的天然優越感被碾壓得體無完膚。
與之相應的，隨著北京房價的猛漲，人性中的惡充分暴露了出來，房產多的家庭十個裡有八個不和睦，我們家也是如此。
爸爸一直住在奶奶的公租房裡，那是按照以前政策和房租價格執行的公租房，房租價格極低。奶奶去世後，按照相關規定，這套房子的承租權只有爸爸一個人符合繼承條件，但奶奶的幾個子女都盯著這套房子，其中一個女性親戚甚至在電話裡對我咆哮：“這不是你的家！你姥姥那才是你的家！”
我忽地想到了小時候，那時我和姥姥、媽媽生活在一起，我性子調皮，每次惹事時姥姥都會氣急敗壞地說：“這不是你的家，你爸那才是你的家”。我不知道姥姥的家是不是我的家，但十分肯定我的戶口落在了姥姥家。我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終其一生，都得被人問家在哪裡。
再次有大偉的消息是我研究生畢業後，手機通訊錄自動匹配，我們加了微信好友。在廈門的他，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往返於福州和廈門之間，雖然工作忙碌，但也頗有成效。
2012年末，在親戚的贊助下，大偉在廈門島內買了一套小戶型公寓，地理位置好，風景也佳，當時他以一萬出頭一平的價格買下，總價不過幾十萬元，在同一時期的北京，不過是勉強付個首付。
我在微信上問他，作為北京人為什麼要在廈門買房。他說，自己在南方的工作順風順水，房價合理，以後考慮長期在南方發展，就買了，至於北京，“就那麼著吧”。
這以後，老天又給計劃定居廈門的大偉開了個玩笑。
2015年底，公司準備將他調回北京總部，升任更高的職位，在2016年春節後赴任。就在這一年，廈門突然成為樓市中的黑馬，房價漲幅比北上廣還要猛烈，大偉那套當年不過幾十萬的房子，到2016年下半年出手賣掉，翻了不止一倍。
拿著賣房款，加上自己攢的幾十萬，大偉在北京近郊通地鐵的地方，全款買了一套小戶型的二手房。就這樣，大偉通過“曲線救國”，終於帶著父母搬離了大院，徹底離開那套產權即將滿70年大限的老房子。
大偉在廈門買房的那年，我研究生畢業，徹底告別學校。18歲以前，為了方便在子弟學校上學，我一直待在姥姥家，本科加讀研的這些年，我都在學校住宿生活。畢業後，我又搬到奶奶的公租房裡。
可那時的我仍然保持著優越感：我是北京人，找工作的時候根本不用考慮戶口問題。
真正被碾壓是從2016年春天開始的。有雜誌寫了篇關於中產階級的報道，我看後醍醐灌頂，開始認真思索我家算不算中產，甚至在網上翻資料看中產階級的定義。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是徒勞，我家連工薪階層都算不上，怎麼能高攀中產呢。
幾乎是同一時期，在我意識剛覺醒的時候，北京的房價再次爆發。大院附近那些拆遷後蓋的新小區成了房價漲幅中的佼佼者，從2015年房價低迷期的3萬多翻到了5萬多一平，儘管在南四環外、快接近五環的位置。
上班空餘，我會手賤地打開二手房交易網站，打開搜索選項，找到價格區間搜索的位置，在自定義的前後兩個框內，填上40和80兩個數字——我家只能拿出這個房價額的首付，也是我自己獨自還貸款所能承受的房價總額，可是搜索結果往往把我送到環京的河北縣城（燕郊除外）。
我開始羨慕大偉。他大抵算是周圍北京人中的幸運兒，搭上了房價暴漲的班車，結實打了場翻身仗。而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像航天大院一樣家庭背景的年輕人：祖輩或父輩來到北京，在這個造就無數拆遷神話的城市裡，他們沒有土地，沒有可以拆遷的平房。因為時代的原因、個人的命運，沒有足夠的能力給孩子創造好的環境，許多家庭三代人擠在一間小房子裡，空有一張北京身份證，被快速飛轉的時代車輪拋下。
幾天前，我和媽媽回大院看望姥姥。每次穿過各種現代化的小區後，繞回大院，似乎進入了一個貧民窟，在一片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中，破舊的大院顯得格外刺眼，就像是一個平行世界。
我想起媽媽以前唸叨的她記憶中的航天大院，那時它也像一座孤島，矗立在一片農田裡。媽媽站在陽臺上，望得到好幾公里外的祈年殿。周邊農村都是一些大隊、公社，那裡有一套大院人不屑於瞭解的，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遊戲規則。
我在北京的故鄉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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