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的史公是誰？
整子
《紅樓夢》一書中，有明確記載該書的作者，就是“史公”這個人。批語公開寫上《石頭記》就是一個叫“史公”的人寫的。
後人讀書不求甚達，掂一忘二，拾二丟一，蓋莫之引以言喻，是國人之不幸也！甚矣哉！莫過於此，不勝悲竟！
整子(120054383) 13:30:32
“史公”出自《紅樓夢》中的二處批語：
第一處：第三回，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甲戌墨側批：接筍甚便，史公之筆力。】【甲戌側批：懦筆、庸筆何能及此！】
所謂“史公之筆力”，也就明確告知我們，該書是被寫批語的人稱之呼曰“史公”所著，沒有任何其他的疑義。我們現在這裡先擱置一下“史公”的“史”字的討論。就說說“公”字，可證他是一個年紀偏大，並被人尊敬尊稱的人物，如果是文人擁有一定地位的人，淨可不排除他曾經當過非常大的官職，才能稱得上“公”的稱呼。
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隨便淘汰任何其他作者說法的猜想，其中包括曹雪芹，曹包衣的可能性。很多提出其他相關具有類似的作者說，在“公”的稱呼之下，適應性很低，幾乎進不了候選之列。
第二處，見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戚序（蒙府）：寫鳳姐寫不盡，卻從上下左右寫。寫秋桐極淫邪，正寫鳳姐極淫邪；寫平兒極義氣，正寫鳳姐極不義氣；寫使女欺壓二姐，正寫鳳姐欺壓二姐；寫下人感戴二姐，正寫下人不感戴鳳姐。史公用意非念死書子之所知。】
所謂“史公用意非念死書子之所知”，其所指的“史公用意”，毫無例外地指向《紅樓夢》的作者，沒有任何懷疑的餘地，否則批語不會說此文本是“史公用意”。
關於曹雪芹的說法，沒有任何資料可證實“曹雪芹”同“史公”能夠從容地聯繫起來。一點也沒有，就連雲裡霧裡的飄忽鬼影也不可能存在。
在我說明這個“史公”之前，我先說說關於《紅樓夢》批語中的“史筆”的記錄。因為有“史筆”的概念，才能同這個“史公”先直接聯繫起來。
“史筆”，顧名思義，就是運用紀史的筆法來介入小說的文學藝術操作之中。
“史筆”出現在《紅樓夢》以下批語中：
1，第三回，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諒了一回，【甲戌眉批：“真有這樣標緻人物”出自鳳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筆看。】
2，第十三回【靖藏：此回可卿夢阿鳳，作者大有深意，惜已為末世，奈何奈何！賈珍雖奢淫，豈能逆父哉？特因敬老不管，然後恣意，足為世家之戒。“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託鳳姐賈家後事二件，豈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雖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遺簪”、“更衣”諸文，是以此回只十頁，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去四五頁也。】
3，第三回甲戌本側批，兩見“《春秋》字法”。第四回甲戌本側批一見“似此應從《國策》得來”。第八回甲戌本側批一見“《春秋》字法”。第四十五回庚辰本雙行夾批一見“《春秋》筆法”，兩見“皆《春秋》字法也”。
關於“《春秋》筆法”，後人可以解釋為主觀性比較大的成語詮釋，但其本質仍然是建立在歷史的觀念和說法基礎上。即使我們儘可能做最壞的打算忽略這種意思的理解，假設同“史筆”無關，也還有上面二種關於“史筆”的明確記錄。
從“史筆”這個概念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還具有寫史的能力。因此，有些人就認為《紅樓夢》其實就是一種野史，並非單純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章回小說。這個觀點是對的。
很多影射說，“吊明之亡 揭清之失”說，家世說，皇室說，其實都是建立在“歷史”和“史”這個概念基礎之上。不過除了野史說有比較深入的理解之外，其他說法絕大多數淺嘗輒止，也深入不下去，走到半路就卡住了。因為它們詮釋不了所有內容在整齊劃一，邏輯一致性的框架。不是捉襟見肘，就是搖頭認死理。
當然，這對追求真相和真理有百弊而無一利，同人性背道而馳，而只能繼續維持謊言和荒誕的傳說貢獻可憐的光和熱。
史筆是什麼？就是自己親身見證的歷史，這種歷史從作者的身上發生，也從身邊擦肩而過，於是拿起筆來把它們記錄下來。
這也同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運作掛起鉤來。
那麼，可想而知，有史筆，則就有史公。
然則，誰是史公呢？批語中的“史公”究竟指誰呢？
這個人除了明末清初的吳梅村之外，沒有人能擔得起這個稱呼，並且能夠同《紅樓夢》天衣無縫地連接起來。
吳梅村的《鹿樵紀聞》序言下落款署名：婁東梅村野史 。
吳梅村在晚年時期，也經常被人稱之為“太史”“吳太史”。因為他在明清兩朝都擔任過翰林院要職。
在明清兩朝，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負責，所以又稱翰林為太史。
談遷（1594～1658）《北遊錄•紀郵下》“乙未二月”條:“庚午,晴,過 吳駿公太史所。”
1637年吳梅村在做東宮講讀官，陳子龍有文字言及此事：“東皋草堂者，給諫瞿稼軒先生別墅也。丙子冬，奸民奉權貴訐錢少宗伯及先生下獄，賴上明聖，越數月，而事得大白。我友吳駿公太史，作《東皋草堂歌》以記之。時予方廬居，駿公以前歌見示，因為屬和，辭雖不工，而悲喜之情均矣。”
1647年四月，尤侗至太倉，與吳偉業結為忘年交。尤侗自撰《尤悔庵年譜》：“順治四年丁亥，年三十歲，至太倉，謁李夫子（作楹）。太史吳梅村先生偉業引為忘年交。與周子俶肇、王端士揆、王惟夏昊輩飲酒賦詩，五旬而返。”
周茂源（1613－1672）《挽吳梅村祭酒》雲:“舊德群推周太史,傷心莫解息夫人。可憐婚嫁渾難畢,畫翣猶遲送老親。”
清·顧公燮《丹午筆記》記錄時人譏諷吳梅村“千人石上坐千人，不仕清兮不仕明。只有婁東吳太史，一朝天子兩朝臣。”
談遷《北遊錄•紀郵》上：“甲午……十一月丁亥朔……壬子，過吳太史所。太史近作《王郎曲》。吳人王稼，本徐勿齋歌兒也，亂後，隸巡撫土國寶，估恃自恣。國寶死，逃入燕。今再至，年三十，而江南薦紳好其音不衰，強太史作《王郎曲》……先是太史善病，每強坐晤對。今病良已，詩繪自娛。因曰：‘文詞一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用一語，似雅實俗；有出於俗而實雅，未易辨也。先儒講道學，嘗淺視之，就其所撰著，往往文人所未逮者，理徹則不須辭而傳也。’餘聞之瞿然有省。”
李漁（1611－1680）有《與吳梅村太史》書、七律《梅村吳駿公別業》、詞《鶯啼序•吳梅村太史園內看花》、《滿庭芳•十餘詞吳梅村太史席上作》。
從以上記錄內容可以看出，“史公”之“史”有二種概念：
1，指自稱“野史”“野史氏”《見於《綏寇紀略》。有些地方還自稱“國史氏、舊史氏、異史氏等”。他除了史乘著作《綏寇紀略》，《春秋地理志》之外，還有一部《流寇紀略》死前曾經被無錫秦松齡（1637—1714）借走。
2，指就職翰林院的“太史”稱呼。吳梅村三年休假後入京就職就初授翰林院編修，繼典湖廣鄉試，崇禎十年（1637）充東宮講讀官，十三年（1640）又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晉左中允、左諭德，轉左庶子。進入清朝順治時期，就被被授為秘書院侍講，後來又升國子監祭酒。
那麼，綜合“野史”和“太史”的一個最基本離不開的概念就是“史公”的“史”字。所以，由此推知，《紅樓夢》批語中所說的“史公”就是指吳梅村，旁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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