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書著作分《學》《庸》、《論》《孟》二組的傳統與《孟子》升經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影響深遠。此書版本一般以《學》《庸》《論》《孟》為次，但《四庫全書總目》認為起初次第是《學》《論》《孟》《庸》，後來書坊為了刷印裝訂方便，始將篇幅較小的《中庸章句》提到緊隨《大學章句》之後：
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卷三五，四庫本，書前提要同）
《四書集註》原本次第之說並非四庫館臣首創。筆者對《四書集註》的版本沒有研究，以管見所及，明初永樂間官方編纂《四書集註》衍生著作——《四書大全》，儘管其原始編次是《學》《庸》 《論》《孟》，且為後世大多數版本所沿用，然而確有萬曆間（1573-1620）周士顯校正留耕堂周譽吾刻《週會魁校正四書大全》十八卷本、清劉孔敬較閱夢松軒本和四庫本即依此為序，可見此說至晚到明萬曆年間就有了。那麼問題是，朱熹當年的《四書章句集註》是否即依此編次，抑或採用別種不同於《學》《庸》《論》《孟》的編次？
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四書章句集註》無論成書還是早期流傳，都是《大學章句》《中庸章句》為一組，《論語集註》《孟子集註》為一組，因而不可能出現兩組之間的交叉關聯。至於讀書次第，自然可以與藏書之編次區別開來。如果認為讀書只能按版本的編次依次讀下來，那是荒謬的，完全經不起推敲。即便是一本書，讀者也可以從任何一頁或者一個篇章開始讀。何況四書的目錄學性質始終界乎叢書和單部著作之間，甚至叢書的性質是主流。而叢書的編次始終是鬆散的，特別是早期。即便時至今日，一個人得到一套《四庫全書》，難道第一部只能讀《子夏易傳》，而《中原音韻》則必須留到最後？其機械迂闊有不待言者。
當然《大學》居《中庸》前，與《禮記》中的篇第恰好相反，應該還是跟《大學》屬入門讀物、《中庸》比較難有關，也即照顧到了朱熹關於《學》《庸》難易程度的判別。至於《論》《孟》的順序，無論依內容重要程度、作者時代先後，還是朱熹關於四書研習次序的論述（包括閱讀難易），都起不到區別作用，結果都是《論》先而《孟》後。
關於分兩組的問題，已有許家星於2013年撰文，根據朱熹的生平資料論證得很清楚，例如說“（朱子此時對四書的處理是）《學》《庸》並提，《論》《孟》並提，並無四書合刻”。本文主要從目錄學和版本學的角度做一點補充和申發。
其實從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分兩組，各組子目的書名一屬“章句”一屬“集註”，即已很能說明問題。與《章句集註》配套的先導著作，《論》《孟》有《精義》（或《集義》等等），而《中庸》是與石《集解》相對的《輯略》，《大學》則無相應的成熟編纂，也能看出《學》《庸》與《論》《孟》在內容關聯度上聯繫不強。從非正文構件看亦然，朱熹於《學庸章句》俱有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序，於《論孟集註》則皆為序說，而二書共享的《讀論語孟子法》則更加證明《論》《孟》二書在寫作上即屬於一組。類似地，朱熹於《論孟精義》也有統一的乾道八年壬辰（1172）序，有統一的《論孟精義綱領》，後者區別於《論語精義綱領》和《孟子精義綱領》。
早於或同時於朱熹的學者，而且不限於二程學脈，其四書範圍的著作也常常以《學》《庸》為一組，《論》《孟》為一組。例如現存最早的私藏目錄，南宋尤袤（1127-1202，一說1194）《遂初堂書目》於“禮類”載“玉泉（當即喻樗）《中庸》《大學》、朱氏（朱熹） 《中庸》《大學》、四先生《中庸》《大學》解”，於“論語類（孝經孟子附）”載“王逢原（王令）《語孟解》、程氏《語孟解》 ……潁濱（蘇轍）《論孟拾遺》、五峰（胡宏）《論孟指南》、……《論孟集義》”。
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衢州本於卷四“論語類”載程頤“伊川論語說十卷”、尹焞“尹氏論語義十卷”，於卷十“儒家類”載程頤“伊川解孟子十四卷”。
淳佑九年（1249）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捲上（載袁州本《昭德先生讀書志》卷五）“經解類”於禮載朱熹“中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輯略二卷、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於語孟載朱熹“論語精義十卷、孟子精義十四卷”、朱熹“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十四卷”、張栻“論語說三卷、孟子說七卷”。
陳振孫（約1183-1261）《直齋書錄解題》卷二“禮類”載司馬光（1019-1086）“中庸大學廣義一卷”、張九成（1092-1159）“中庸大學說各一卷少儀解附”、朱熹“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朱熹“中庸輯略一卷”，卷三“語孟類”則載王令“王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五卷”、尹焞“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張九成“張氏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張栻“南軒論語說十卷孟子說十七卷”、朱熹“語孟集義三十四卷”、朱熹“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十四卷”、朱熹“論語或問十卷孟子或問十四卷”、戴溪（1141—1215）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孟子答問三卷”、陳耆卿（1180-1236）“論語紀蒙六卷孟子紀蒙十四卷”。
元代仍然可以看出。如元胡師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載“語孟集註”。馬端臨《文獻通考》於卷一八一“禮”類著錄張九成“張無垢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朱熹“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朱熹“中庸輯略二卷”，於卷一八四“論語”類載王令“王令論語十卷”、程頤“伊川論語說十卷”、尹焞“尹彥明論語解十卷”、張九成“張氏論語解二十卷”、張栻“南軒論語說十卷”、朱熹“論語集義三十四卷”、朱熹“論語集註十卷”、朱熹“論語或問十卷”、戴溪“石鼓論語答問三卷”、陳耆卿“論語紀蒙六卷”，於“孟子”類載程頤“伊川孟子解十四卷”、王令“王逢原孟子解五卷”、尹焞“尹氏孟子解十四卷”、張九成“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張栻“張南軒孟子說十七卷”、朱熹“晦庵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戴溪“石鼓孟子答問三卷”、陳耆卿“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值得注意的是馬書自“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至“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的五個條目只有一條總注：“說並見'論語'條下。”足證馬書雖然依其類目將《論語》《孟子》著作分開敘述，然而著作內部的關聯卻無從抹殺。《宋史·藝文志》（卷二百二，四庫本）於“禮類”著錄“呂大臨大學一卷又中庸一卷”、“司馬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一卷”、“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輯略二卷”、“張九成中庸說一卷大學說一卷”、“司馬光中庸大學廣義一卷”、“陳堯道中庸說十三卷又大學說十一卷”、“謝興甫中庸大學講義三卷”。論語類和卷二百五子部儒家類從略。
四書類著作兩組書寫作時間可以不同，當然也完全可能只撰寫四書兩組中的某一種；但在作者和收藏者的意識當中，《學》《庸》一組，《論》《孟》一組，觀念一直如此；只要作者註解其一，就有傾向注同組的另一部書（當然可以注意，宋代僅發生過只注《中庸》不注《大學》而沒有相反情況，這與《大學》屬入門讀物，比較簡單有關）。這種《論》《孟》一組的著述習慣，已經造成了《孟子》在目錄學上由子升經的升格運動；四書的推動力，至此則尚未形成。直到朱熹後學有關四書的系列著作大規模出現，始漸次造就出牢固的四書觀念。這種新觀念的首要特徵，是於四書不再分擬“章句”“集註”那樣不同的書名，而是使用統一的書名；甚至不再為四部書分別作序，而是統一撰一個序（跋）。約明代以後，這種觀念又有了新發展，即不少四書學著作於各卷通題“四書某某卷第一”至“四書某某卷第幾”，其下再分《學》《庸》《論》《孟》，而不像宋元那樣於四書分別題“大學某某卷第一”至“大學某某卷第幾”、“中庸某某卷第一”至“中庸某某卷第幾”、“論語某某卷第一”至“論語某某卷第幾”、“孟子某某卷第一”至“孟子某某卷第幾”等等。直到此時，四書作為叢書的地位才遺失殆盡，變成純正的單一著作，這是四書觀念發展的極致。倘囿於後世的四書觀念來套在古人頭上，就會框住歷史，出現認識上的偏執。
然而宋元時期的朱熹後學即便使用統一的書名，也可以看到他們依然有二組分撰的傾向。如真德秀生前只編寫了《中庸集編》《大學集編》，而《論語集編》《孟子集編》則是後學據《西山讀書記》等資料補輯（詳四庫提要）。蔡模今傳《孟子集疏》十四卷，但據趙順孫《四書纂疏》，著有《大學演說》《論語集疏》《孟子集疏》（詳四庫提要），可見蔡氏著書也是《學》《庸》一組，《論》《孟》一組。金履祥既有《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又有《大學章句疏義》一卷。其《論》《孟》著作名“考證”，是避趙順孫《四書纂疏》之名（詳四庫提要），則其疏《大學》時或許尚未見到趙疏，情況與蔡模未必相同。
二、《四書集註》早期流傳是《學庸章句或問》一組，《論孟集註》一組
今天比較容易見到的朱熹四書著作，是以《“四書”集註》、《“四書”或問》、《中庸輯略》、《論孟精義》的形態流傳。但在早期的流傳形態，卻是《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甚至還有《中庸輯略》一組，《論孟集註》一組。從本文前一部分所引宋元書目有關的著錄，已經非常明顯。當時的史料也可以證明。如端平元年“十月丁卯，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奏乞進讀文公朱熹《大學章句》《或問》，從之。”（《宋史全文》卷三二頁三八，四庫本）真德秀《勸學文》亦謂“南軒之《論》《孟》說、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為尤切”（《西山文集》卷四十頁三，四庫本）。像現存最早的宋當塗郡齋刻大字本《四書章句集註》，儘管不含《或問》，但同樣是先刻了《論》《孟》（嘉定十二年，1219），然後又刻了《學》《庸》。其《大學》後有淳佑十二年壬子（1252）馬光祖識語：“當塗郡齋舊有文公《語孟集註》。……光祖朅來假守，依仿規制，取《中庸大學章句》並刊之，足成四書。《語》《孟》歲月浸久，間有漫滅，就加整治。”既然識語在《大學》卷末，文中敘述亦以《中庸》《大學》為序，足以確認刊行者是認為《中庸章句》居《大學章句》前的，這恐怕是因為《禮記》中《中庸》居第三十一，《大學》居四十二所致，與朱熹二《章句》原本的次序無關。這儘管與馬光祖等人於朱子學不夠熟悉、深入有關，但還是能說明叢書中的次第不是那麼要緊。
至於《論孟集註》何以未與相應的《論孟或問》一組流傳，是因為朱熹在世時很早即顧不上同步修訂《論孟或問》，因此後來一直向友人及學生說明《論孟或問》已與《集註》不相對應，可以不看。這一方面是因為《論》《孟》篇幅較大，修訂一遍大費周張，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論孟精義》在不斷補充擴大。今傳本只限於二程學脈，但朱熹後來已經把採擇範圍大大擴大了，從而大大增加了同步修訂《或問》的難度。而《學庸或問》則篇幅較小，尤其是註解《大學》者鮮，寫作時需要照顧到的羈絆較少，所以朱熹生前一直與《學庸章句》保持了同步。這種篇幅上的對比，典型的例子是宋代有人刻行了《大學或問》二卷《中庸或問》二卷《論語或問纂要》□卷《孟子或問纂要》一卷。朱熹《晦庵集》裡凡涉及到《或問》之書信，絕大多數都是討論《學》《庸》，尤其是《中庸》的。而《論孟精義（集義）》又何以未與《論孟集註》一組流傳，則主要是卷帙較大之故。像前引宋元目錄著錄可以看到，《大學或問》是緊跟《大學章句》，《中庸或問》仿此，而《論》《孟》則永遠是《集註》一組，《精義》一組，而非《論語》一組，《孟子》一組。
明永樂編《四書大全》時，就是採用了帶有《或問》的原始版本，所收解說除陳祥道、二程、謝良佐、朱熹外，尚有蔡淵、陳淳、程若庸、真德秀、盧孝孫、趙順孫、黃淵、陳櫟、倪士毅、東窓李氏等等很多家。這些人未必都注過《或問》，只是因為他們注《四書集註》時會傾向於把《或問》、朱熹文集、《朱子語類》等材料都用進去，所以會存在相關內容。但的確存在注者把《學》《庸》二《或問》作為單獨的解說對象。如宋熊禾《四書章句集註標題》二十一卷，就包括《大學或問》和《中庸或問》各一卷（《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三三一九號，下文引同書只注編號）。元張存中《四書通證》於《大學》即題《大學章句或問通證》，《中庸》仿此。《四書大全》前身元倪士毅《四書輯釋》分別於《學庸輯釋》後各列《朱子或問》一卷（三三四三號）；許家星文則注意到倪書兩大來源之一胡炳文《四書通》“收入《學庸或問》”（第11頁，不過筆者於四庫本胡書中尚未找到相應內容）。這些是《四書大全》帶有《學庸或問》的最直接動因。
這種帶《學庸或問》的《四書集註》，直到明代依然不鮮見。有明確年代的版本至晚到嘉靖。今天能見到的帶《或問》的《四書集註》版本中，最早的是兩個元刻本。一為至正二十二年（1362）沈氏尚德堂刊本（三三○二號），含《大學章句或問》一卷《中庸章句或問》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一本具體年代不詳（三二九七號），是《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十四卷。明代版本除年代不詳者外，均晚於永樂（一四○三-一四二四）。最早的是正統十二年（1447）司禮監本（三三○○號），為《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一卷《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十四卷。又有成化十六年（1480）吉府刻本（三二九八號），分卷同司禮監本；嘉靖（1507-1566）應檟刻本，《論語集註》分二十卷（三二九八號）；嘉靖吉澄刻本則《孟子集註》分七卷（三二八七號）；嘉靖四十三年（1564）益藩樂善堂刻本《四書集註》僅存《學》《庸》部分，分卷亦同司禮監本。此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的明本尚有三三○一號，分卷亦同司禮監本；三三一六號、三三一八號，分卷同應檟刻本；三二八九號，分卷同吉澄刻本。徐德明認為明代帶《學庸或問》的《四書集註》刻本俱出司禮監本，單從分卷看似無太大問題；認為明司禮監本出永樂《四書大全》 ，而《四書大全》出元尚德堂本，則似有再驗證的餘地。因為其一，元代至少尚有另一個本子也帶《學庸或問》，今天見不到的宋本永樂年間（甚至更晚）也很可能見到，正統年間司禮監本甚至更晚的明本也存在徑據宋元舊本的機率；其二，《四書大全》是《大學》不分卷，《中庸》無論《章句》還是《或問》都分上下卷，這與已知元本和後來的司禮監本都不同。這種問題只能通過細緻的校勘得以解決。
帶《學庸或問》的《四書集註》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一方面是《論孟或問》在日益成熟、強大的四書觀念的作用下對《學庸或問》的吸引，以及《四書集註》在科舉中居核心地位帶來對《學庸或問》的排斥，使《學庸或問》脫離了最初的流傳“團隊”——《學庸章句》，轉投了其實“落伍”、不太有資格與自身匹配的《論孟或問》（《四書或問》結集過程在明弘治以後完成）；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凡解說《四書集註》特別是編纂“大全”類資料彙編的四書著作，往往要參考甚至大段打散引用《或問》，導致《集註》附帶獨立成帙之《學庸或問》的必要性降低。
當然，筆者猜測朱熹紹熙元年庚戌（1190）於臨漳所刊四書，或許是按照《學》《論》《庸》《孟》或《學》《論》《孟》《庸》的次第編排。《書臨漳所刋四子後》使用了“先後”的字眼：“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晦庵集》卷八二頁四十至四一，四庫本）。朱熹向別人追述時用了同樣的字眼：“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答曹元可》，《晦庵集》卷五九頁七）所謂“先後其說”，似乎即指經子各品種的評騭暨排序。《學》《論》《庸》《孟》是文中所述程子教人之次，但現存二程文獻中找不到。當然文中主要述四書相對於六經的基礎優先性，《學》《論》《庸》《孟》只是依朱熹所認為的作者時代先後而已，其內部次第相對而言沒那麼重要。而《學》《論》《孟》《庸》，許家星文主此次第，是依文中朱熹的點評做的調整，符合朱熹六十歲以後關於研習四書最常說的一種次序。這應該是朱熹在寫書刻書過程中考慮四書整體次第絕無僅有的一次。但假如只是依作者年代先後排列（也即《學》《論》《庸》《孟》），則其歷史意義，微乎其微。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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