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今後很長一段時間，武漢的醫院在接診患者的時候，都要做新冠病毒篩查併兼顧治療原發病。急診科的壓力，恐怕比疫情初期還要重。”
房明浩拍攝的金銀潭醫院南七樓ICU的工作場景。受訪者供圖
文 | 新京報記者 王昱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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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潭醫院南七樓的ICU重症監護室，收治的是最危重的新冠肺炎患者。直到3月1日輪休，“救火隊長”房明浩已經在此堅守40余天。
房明浩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急診和重症醫學科副主任，1月21日，也就是鍾南山院士證實“新冠肺炎有人傳人現象”的第二天，他趕赴金銀潭醫院支援。
當時，包括金銀潭ICU的主任吳文娟在內，該科室的三位醫生和兩名護士都病倒了。原本支援的房明浩，變成了臨時主任。
疫情初期，金銀潭的重症病房，“病人排隊一樣進來，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病人只剩一口氣了。”
3月11日，房明浩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稱，眼下對新冠病毒的認識仍然不多，重症患者的救治也像在“走鋼絲”。
面對診療手段的諸多爭議，房明浩期待能有更多的有效經驗。值得欣喜的是，目前的戰役形勢有所緩和，“連金銀潭的ICU也有空床位了。”
穿著防護服工作的房明浩。受訪者供圖
接力支援：臨時重組的ICU團隊
新京報：你是什麼時候到金銀潭醫院支援的？
房明浩：1月21日，鍾南山院士證實有人傳人現象的第二天，我趕到金銀潭醫院支援。
我是來接替我們醫院急診與危重症科副主任鍾強教授的。他支援了10天后，感覺胸悶去拍了CT，高度疑似感染新冠肺炎。
新京報：當時金銀潭醫院的情況怎麼樣？
房明浩：當時，武漢市和湖北各級醫院都調派醫生支援金銀潭醫院，金銀潭醫院也從其他科室抽調醫生加強ICU的人力。
有的沒有重症經驗，有的是非臨床一線的，負責幫忙開醫囑、陪病人做檢查。我們臨時湊起來一個隊伍，先排著班把日子過下去，把病人收治進來。
新京報：臨時的ICU團隊有多少人？
房明浩：傳染病醫院的ICU病房，一個床位應該配備4個護士。我們有16張床位，卻只有30多個專科護士。到了1月底，人手緊張的情況慢慢緩解，護士人數達到了50多個人。
除夕晚上，國家首批醫療隊趕到支援，抽調專家，來做臨床組長幫助管理危重病人。之前衛健委專家組來的時候就意識到，三三兩兩的人員，跑到各個醫療單位支援，彼此不熟悉，效率低，後來就決定成建制地支援。我們來金銀潭ICU支援時比較早，這兒的建制已經成型了。
新京報：患者的情況怎麼樣？
房明浩：金銀潭ICU主要是從其他醫療單位接收危重病人。患者經過觀察、確診、轉運，來到我們面前可能已經油盡燈枯。那段時間，ICU病房的死亡率特別高。好不容易轉進來的病人，當天就有可能死亡半數。
床位一直是滿的。病人很多“扎堆”收進來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或者半數，收進來時就只剩一口氣了。
醫生甚至並不知道這個人是從哪兒來的，我們一邊打電話瞭解病情一邊搶救。對於危重病人，我們往往是先救治再想辦法找床位，容不得一點猶豫。
救治難題：至今我們對這個疾病的認識也不多
新京報：會遇到資源緊張的情況嗎？
房明浩：一開始面臨的問題是醫療資源緊張、人員不夠。1月25號之前，我們每天都是特別混亂的狀態。工作量增加到平時的3到5倍，每個人都達到了體力和能力的極限。
物資最匱乏的是封城的前10天。作為專業的傳染病醫院，金銀潭的防護物資儲備相對多一些。即使這樣，最難的時候，物資儲備也變成以1-2天為單位計算，醫用防護服經常只夠當天用的。
護士4小時換一次班，一天6批人手進隔離區，算下來是40-50人次，後來增加到60-70人次。防護服是每天的一項固定的消耗。
一開始，捐來的防護服是工業級的，大家還很嫌棄地說，這怎麼能用得上呢？後來發現，真的用得上。護士的體力勞動多，在隔離區呆得時間長，醫用防護服就留給她們，醫生們都穿工業級的防護服。
直到2月中旬，情況才慢慢好轉了，工業防護服也用得越來越少了。
新京報：你們在救治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麼？
房明浩：至今我們對這個疾病的認識也不多。
最早，我們認為是病毒性肺炎。每年秋、冬季，會發生很多青壯年患病毒性肺炎的病例，呼吸科和ICU的醫生，每年都會面對這批病人。後來發現，新冠肺炎危重病人的整個機體受損模式、特點跟重症病毒性肺炎不一樣。
這就導致在做每一個治療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效果會怎麼樣。事情做下去，不知道對患者是有益還是有害的。這是至今都不太明確的一個問題。
現在有很多專家共識，在危急狀態下總結了一套經驗，但是治療方案是否有效還有待觀察，現在定論，還是太早、太早。
新京報：重症病人的救治過程是不是更加漫長？
房明浩：這些危重病人的病程都非常長，遠超平時。至今，我們搶救的大多數危重病人是在1月發病的。前期發燒，中間好了幾天，又出現呼吸困難。
現在醫療條件變好了，不惜一切代價在救治，投入的醫療資源非常大。要不是這樣，很多人撐不了那麼久，可能一多半都死掉了。
病情變化：新冠肺炎的死亡原因更發散
新京報：眼下有沒有總結出重症患者的病情發展規律？
房明浩：現在根本就不清楚，每個患者（病情發展路線）都不一樣。很多重症病人的肺，一直到出院比死亡的病人嚴重，但他照樣可以痊癒出院。
武漢一個醫生感染後在金銀潭搶救，他最後的胸片看不到什麼特殊的，但還是死了。所以目前來說，肺只是一部分原因。
很多疾病，最後都走向了多臟器衰竭。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原因比以往見到的更發散。他會死於感染、出血、栓塞、心梗等等。這反映了整個身體機能的問題。
嚴格意義上，我們稱它為器官功能的急性障礙，而不是衰竭。障礙是可逆的，衰竭是不可逆的。ICU能做的是做器官支持治療，比如排尿功能不好，用透析機；包括使用人工肝、ECMO。
新京報：有些重症病人早上查房好好的，查房一結束就停止呼吸了。為什麼病情會突然惡化？
房明浩：我們現在認為的可能性有兩個方面。第一，病毒感染導致了全身機能損害，缺氧是其中一方面。多個臟器出現血栓，在機體最微小、末梢的單位在缺血缺氧、栓塞。這種損害是微觀的。不是捅一刀子出血這麼宏觀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們搞重症的人普遍觀察到，危重患者好像喪失了機體對缺氧的正常反饋。舉個例子，一個正常人跑百米之後，會因為缺氧停止運動，通過彎腰呼吸等方式緩解，但這些患者卻部分或全部喪失了這種自我保護機制。
身體機能的微觀損害，是緩慢加重的。加重到機體無法維持正常，直接崩塌。一旦崩塌就特別嚴重。
新京報：所以病情的惡化是難以捕捉的？
房明浩：病人看上去很平靜，心率、呼吸也不快，實際上缺氧很嚴重，但他們的身體沒有反應，不知道死亡已經來臨了。如果他自己都感覺不到缺氧，那太危險了。
實際上有些人還是在惡化的，表面上看不出來。這種病情變化不同於以往。按照以往，缺氧應該是呼吸很快，人昏迷了，全身大汗，但是他們還是很好的樣子。醫生通過查房或者現有的檢查看不出來。類似情況，以往只有在百草枯中毒的病人身上見到過。
新京報：這種病情的急劇惡化，ICU密切關注的指標能提前預測到嗎？
房明浩：我們會有包括生化、血氣等一系列詳細檢查，但是目前效果都不理想。現在很難去預判患者的預後走向。
有的病人，幾天前我就覺得他很重了，後面病情卻一直穩定。也有的病人，各方面情況在明顯好轉，卻會突然再次加重。指脈氧是80%的患者，有的5天、10天后依然是80%，有的不到兩個小時就死了。
療法爭議：救治過程好像是在走鋼絲
新京報：金銀潭醫院的病人大多是轉院過來的，早期醫生的診療方式會不會與金銀潭醫院產生分歧？
房明浩：早期大家都是“盲人摸象”，根據以往的經驗，後來跟著診療方案走，大原則上是差不多的。
比如，醫生之間有關於激素療法的爭議，但並不能說明現在使用激素，是好還是不好。以往重症肺炎的病人我們經常使用激素。危重病人是一千個人一千個樣子，我們追求的是先活命，再治病。
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情況，大家都比較困惑，好的方法就靠反覆總結經驗教訓。
新京報：對於重症患者，很多人把ECMO當做救命神器。
房明浩：我們醫院七樓ICU幾乎一個月沒上一臺ECMO。ECMO的維護需要專業的隊伍，如果沒有，上了只會讓病人死的更快。它只是個柺棍或者輪椅，不是長出一雙腿。
對於重症患者，不論是ECMO、呼吸機，包括用藥，效果都不理想，都是爭取時間的一種方式。如果時機搶得好，患者的器官功能就會恢復，否則就轉向衰竭，慢慢死亡。
我們使用這些儀器的目的，是希望給他一個時機，讓他的臟器在這種急性打擊之後，像我們電腦死機再開機一樣，重新啟動起來。
這批病人的特點是“全”或“無”。要麼是完全康復，要麼是死亡。
新京報：前幾天，法醫劉良團隊公佈屍檢結果，這些解剖結果對你們的臨床治療有幫助嗎？
房明浩：他公佈的結論，與我們通過患者早期的臨床表現倒推的結論沒有大的區別。醫生用纖維支氣管鏡和肺泡鏡，也可以看到肺部的狀態。
病理是金標準，絕對的，但是病理解剖病例的覆蓋面不夠大的話，還是存在一定的缺憾。研究對象的年齡、性別、基礎疾病，甚至屍體處理條件，都影響了對臨床的指導價值。
如果能通過更多研究，尤其是更多的屍檢，結合臨床上觀察可以作更細緻的總結。
新京報：現在關於氣管插管救治的爭議很多，很多醫生反映，插管的死亡率高居不下。
房明浩：我們最早的時候，插一個死一個，很絕望。後來插管的時間窗越來越往前提，才有活的。
插管的死亡率大，是因為插晚了，用心肺復甦了才插管肯定會死。越早插效果越好。在機體缺氧比較嚴重的轉折點上，就要考慮使用插管。我們2月上旬有許多成功拔管的病人，跟插管時間有極大的關係。
用插管的話，肯定是選那些無創狀態下繼續惡化的病人。在這些病人中，如果不用插管，全都死了。用插管的話，有的人會活下來。插管的作用，在這裡相當於ECMO。
新京報：插管治療，病人氣道直接開放，有醫生指出，這項操作的感染風險很高。
房明浩：據我所知，在這次疫情期間沒發生過這種事情。新冠肺炎病人的肺部都很乾，噴濺、氣溶膠風險低一些。
而且現在有了三級防護的概念，正壓頭套，可視插管設備都很充足，目前各個地方的麻醉科、插管小分隊都沒有職業暴露發生。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這些關於救治手段的爭議？
房明浩：現在的救治過程好像在走鋼絲，往哪個方向多一點都不合適。實際上，我對抗病毒、血漿治療都持謹慎態度。這些病人折騰不起，做什麼事情都要考慮到反面。
新京報：為什麼有些患者出院後出現復陽？
房明浩：我個人認為，復陽和復發是不一樣的。
核酸檢測的是病毒的RNA特徵，如果病毒被破壞成好幾段已經死掉了，它的屍體是幾段核酸序列，這些特徵還在，會讓核酸呈現陽性，但並不代表病毒是完整的或具有侵襲能力的。所謂陽性能不能證明是存活著的病毒，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們的臨床經驗是匱乏的——核酸檢測是絕對準嗎？有沒有假陰性或者假陽性？腸道排出來的是完整的病毒還是破損的病毒？這些都有待於時間去檢驗。
房明浩拍攝的金銀潭醫院南七樓ICU的同事們。
疫情尾期：金銀潭的ICU已經有空床位了
新京報：這段時間你的工作狀態是怎麼樣的？收治壓力減輕了嗎？
房明浩：我是3月1日輪休的。之前是隨叫隨到，時間沒有固定，手機不關機。我們要隨時對病人作調整，不斷地商議、權衡。
以前壓力大的時候，一晚上收了5個病人，死了3個。方艙醫院開始收治病人後，我們的壓力就減輕了。
現在ICU居然也有空床了。另外，關於某些救治手段，醫護人員也在慢慢形成一些共識，大家對情況都更熟悉了。
新京報：在ICU要面對重症患者甚至死亡，醫護的心理狀態會受影響嗎？
房明浩：我做了20多年重症醫學，已經過了那個情緒波動的年紀。帶著惋惜、恐慌、擔心的情緒，對搶救病人，對自己的心理狀態都是不利的。
在疫情中後期的2月份，我們曾經做過一次心理調查。結果發現，搞重症和傳染病的醫護，也是最核心的這套班子，雖然長期加班在一線，但他們的心理狀態好於平均水平。信心以及對執業環境的熟悉程度，對心理狀態影響很大。
新京報：疫情後期，你覺得有什麼需要關注的問題嗎？
房明浩：武漢的醫院，恐怕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在接診患者的時候，都要做新冠病毒的篩查，又要兼顧治療原發病，急診科的壓力，恐怕比疫情初期還要重。
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我要呼籲一下。眼下整個醫療系統都在圍繞疫情轉，那些慢性疾病、腫瘤、突發車禍等病人怎麼辦呢？怎麼儘快恢復正常醫療秩序，這也是全國面臨的問題。
醫院是為所有人的健康保駕護航的，長遠看，更大的需求來自普通老百姓的就醫需求，不能等著出現問題再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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