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小羅的一切，都無法用規則和模式來定義。
40歲的他，在巴拉圭用另類的方式完成了職業生涯大滿貫：世界盃、歐冠、南美解放者杯以及……監獄杯——大約10天前，因偽造護照，這位前世界足球先生在巴拉圭鋃鐺入獄。
鐵窗之後，小羅依然樂觀。他身穿白色背心和黑白花短褲，在水泥地上率隊11比2贏得監獄杯決賽，獎品是32斤豬肉。你看，就連印象中陰鬱、危險的監獄，也因為小羅的存在充滿了歡笑和戲謔。
這則新聞，不由地讓我想起另一件有關小羅的往事：04年錄製西甲聯賽宣傳片，拍攝方要求小羅在聖地亞哥大教堂表演花式顛球。禁不住現場幾位女工作人員的慫恿（他一向如此），他在表演一個高難度停球時，用力過猛，一腳踢碎了教堂的印花玻璃。工作人員驚慌失措，紛紛比劃十字。小羅“虔誠”地給了牧師一個擁抱，然後就若無其事地喂起了教堂邊的流浪狗。
巴西足球作家毛裡西奧·薩瓦萊塞曾評論他：大部分人每天活在同一種規則裡，然後重複一輩子；而小羅一生都在挑戰和創造規則，他是規則和體系的剋星。這就是小羅，即便在象徵規則和秩序的教堂，他的行事風格依然是“破壞”（玻璃）和“悠閒”（餵狗）——一如他的球風。
這個故事的戲謔之處在於：正當其他人因觸犯神明而擔心受怕時，小羅卻在一旁喂流浪狗——而這恰是屬於小羅的深情。瞭解小羅的過去，你會發現他兒時最忠實的玩伴“糖果”，就是一條父親從垃圾桶旁撿來的土狗。
和大部分經歷過疾速城市化的巴西城區一樣，小羅生長的阿萊格里港魚龍混雜、幫派林立。招搖過市的毒販和成天無所事事的混混，最喜歡拉攏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還好小羅身邊有“糖果”，每當和狗狗在一起，他就會覺得安全。
小羅很愛踢球，他無時無刻想和哥哥、小夥伴以及大人們一較高下。最後大家都累了，只剩下“糖果”陪他玩耍。久而久之，這條狗狗也見證了他日漸成熟的帶球和假動作，還有日後驚豔於世的“牛尾巴過人”。小羅開玩笑說，自己每當遇到優秀的後衛，就會把對方想象成“糖果”。
這樣的玩笑，恰好完美印證了他的足球哲學——享樂和嬉戲。瓜迪奧拉摯友、詩人兼巴薩死忠馬蒂波爾曾表示，羅納爾迪尼奧是與巴塞羅那氣質最吻合的球員。這座藝術之城包容著小羅以激情和藝術為主導的職業生涯。仔細想來，藝術的本質不正是享樂和嬉戲嘛？
如果說畢加索終其一生，不過是在努力模仿孩童般繪畫，那麼小羅的整個職業生涯，或許也只是在與一個個“糖果”的追逐中，努力重溫自己年幼時踢球的快樂。
可惜，正如大部分人無法理解畢加索，大多數人也無法理解小羅每時每刻齜牙咧嘴的笑容——哪怕入獄，笑容依舊。生活中，我們也很難想象，小羅是如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可以同時擁有兩個女朋友，並且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但我們對此並不意外：或許正因為有情場上的風花雪月，才給了小羅在球場上的過關斬將。
只有少數人能懂得欣賞他的靈魂，比如馬拉多納。“我們是同一類型球員，他是世界足壇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
和球場上一樣，他們依靠直覺而非理智行事，這與其說是才華，不如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他在瞬息萬變的場上特立獨行得適閒散淡，那是一種屬於天才的慵懶，極目千里卻又咫尺可及天涯。
他擅長原地傳控，用現代足球的政治正確來考量，他處理球的速度過於隨意和緩慢。但或許正因為速度緩慢，才讓小羅永遠在場上引人注目。
但諷刺的是，這兩位這種不計得失的浪漫主義者，卻有著同樣悲觀的結局：輕信他人，不幸將自己拖入泥潭。老馬因此染上毒癮，並不得不四處充當吉祥物，以償還債務；而小羅，則被巴西政府查封了57處房產，並沒收護照——這才有了開頭偽造護照的新故事。
事實上，這與他職業生涯後期的衰落，有著驚人相似。那時的他很少衝刺，幾乎不回追，更不會主動逼搶，而這已顯然與講究高位壓迫的現代戰術格格不入。
足球運動的系統化、整體化進程已經嚴重吞噬了個人主義原本的位置。上世紀90年代初，清道夫，也就是足球場上唯一擁有進攻通行證的後衛，消失了；近年來，組織型後腰，一個如美式橄欖球中四分衛般，從球場深處左右比賽的角色，開始讓位給不知疲倦的攔截型中場。
境遇最慘的是10號位球員，原本的前場自由人，一個有點“反位置”的位置——小羅和馬拉多納的位置，甚至還被認為與現代足球的政治正確相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小羅正式退役前的6年時間棲身南美，而非歐洲，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誠然，歐洲集中了全球最優秀的豪門俱樂部，最富有的足球聯賽，以及土壤最肥沃的青訓學院；過去的5屆世界盃冠軍均為歐洲球隊。但正如每個高度發達的文明都有其無法預料的短板，歐洲足壇的短板在於：他們已經不再培養天才。
阿森納傳奇主帥溫格曾表示，歐洲的青訓營大多強調模式和套路，但優秀的天才恰恰是套路的剋星。早在2014年，他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關鍵：“踢街頭足球，如果你10歲，有時會和15歲的孩子一起踢。這意味著你必須足夠優秀，必須戰鬥，必須搶下一些原本不可能搶下的球。”
壓力成就天才，這話在小羅這批80後球員尤為顯現。范佩西從小就和移民的孩子一同在鹿特丹社區，一片叫“籠子”的場地踢球。聽名字，你就知道踢球環境有多險惡；亨利生長的巴黎郊區，情況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時會為爭奪一片場地的使用權大打出手；魯尼得到國家隊徵召後的第一時間，就到街上找夥伴們踢野球去了，弗格森稱他是“最後一個街頭球員”。
這是屬於小羅，與他同一時代球員的憂傷：他們具有侵略性，有時還會不服管教，但職業足球最終會馴服住他們的野性。這其實也是一個優渥體系的短板：資源越多、條件越好，信息越複雜，越容易生產出趨同的複製品。
大約4年前，我與小羅有關一次私下接觸。他問我，你踢球嗎？我說我踢得很爛，看球比較多。他說，踢得很爛無所謂，開心就好。
那次聊天中，我驚訝地發現：原來小羅幾乎不看球，就連巴西隊的比賽他也沒興趣看，因為他只享受踢球的過程。
也正因如此，他成為了所有人的快樂足球精靈，而我們所有人只能成為他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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