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四十四歲時（1636年）從其父努爾哈赤手中接過這份巨大家業，當時的皇太極改國號“大金”為“大清”，以表達他“掃清廓清”之意。努爾哈赤生前雖然未明確後金汗位繼承人，但是對皇太極的培養卻有跡可循。
皇太極像
作為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極一直都是乃父青睞有加的兒子。從二人的談話可知努爾哈赤對他寄予了深切的厚望：“你想當汗嗎？你退朝時先送送你的哥哥，那麼你哥哥的子弟必回你。”“你乃是我嫡妻所生，我是很喜愛你的，可你不能因為這個緣故就自以為賢明瞭。你這樣想，是多麼愚昧無知啊！”
說到動情處，一生戎馬的硬漢竟然老淚縱橫起來。按照滿洲習俗，努爾哈赤的嫡子七人都有權嗣位，論排行皇太極第八，論貝勒位次皇太極第四，論戰功皇太極未必超過代善、阿敏。那麼能夠最終讓皇太極勝出，完全都與老汗王努爾哈赤長期的默默培養有關。
努爾哈赤銅像
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極雖然繼承了汗位，但對擁戴他的其他三大貝勒頗為優禮。每當朝會舉行盛大慶典時，皇太極都會把三位哥哥請到與自己同等位置，一起居南面並列而坐，可知其繼承汗位之初地位並不那麼穩固。
天聰五年（1631年），發生了莽古爾泰（努爾哈赤第五子，三貝勒）“御前拔刀”事件後，皇太極得到其他諸貝勒支持後，以不敬之罪，奪去他的和碩貝勒爵位，最後在圈禁十年後死於禁地。天聰六年（1632年）正月，在代善等人支持下，皇太極正式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坐受”，改為自己“”，突出汗位獨尊地位。
皇太極身上最大的特點是善於學習，並且能夠將這種態度貫穿於整個征服統一的戰爭當中。
清昭陵
天聰九年（1635年），他專門召集文館大臣（文館，皇太極設置的官署，後演變為清朝內閣）探討如何學習歷史吸取教訓，並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觀點：“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並要求這些官員重點學習整理遼、宋、金、元等朝的史書，總結興衰之道。
一次他突然來到文館檢查修書工作，看到修書官員，問所修何書？回答說：“正在記載您的事蹟。”皇太極馬上回避，並頗為禮貌地說：“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觀。”
在吸取金朝教訓時，皇太極認為金亡於縱慾享樂。但他也崇拜金世宗完顏雍，認為完顏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多次稱之為“小堯舜”。並召諸王、貝勒等王公大臣集中學習《大金世宗本紀》，並說：“你們大家聽著，金世宗這個人，是蒙古、漢人所有國家中名聲最顯著的賢君，所以無論當代或是後世，都稱他作小堯舜。我披覽這部書，瞭解其中的梗概，特別感到嚮往和羨慕，耳目倍加明亮，不勝歎賞。”
金世宗完顏雍
皇太極的執政變得愈加從容，對後金的發展佈局的戰略表現出強大自信。在給朝鮮國王的信中，他寫道：“大軍既出，銳不可當，所到之處，無不奏捷。”“復有孔、耿、尚三將軍歸降，東北濱海各部歸順，兵丁增加萬餘。至若大軍出師，四十萬眾之蒙古國察哈爾汗之妻太后及太子並眾悉數降服，天下蒙古部終成一體。”改大清稱帝當年，他親征朝鮮逼朝鮮王室於南漢山城投降，棄明親清。此役為朝鮮歷史上著名的“丙子虜亂”。
皇太極非常注重吏治風氣。
在皇太極前後執政的17年裡，他曾對六部大臣說：“贊襄盛治，惟爾臣工是賴。”他嚴禁官吏謀求私利，任用私人。要求他們“勿私庇親威故舊，疏遠仇疵”。天聰八年他在宣講馭下之道時說：“若知其賢而不加獎勸，即為蔽賢，知其不肖而隱而不言，即為黨惡，蔽賢黨惡，何以為主將激勵群材乎？”此外他要求官員注意加強自身的修養。做到
“潔己愛民，奉公守法”。
清昭陵
為了提高官員的素質，皇太極要求各地官員要以儒學為本提升修養，對此他說：“聖經有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齊而後國治。’爾等若謹好惡之施，慎接物之道，御下以義，交友以信，如此則身修矣。孝其親，悌其長，教訓及其子孫親戚，如此則家齊矣。身修家齊而國不治者，有是理乎？”
他還要求官員時時省察自己，克服錯誤，他說：“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爾等若能時時省察其身，則可以寡過矣。”希望眾官成為“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的人。皇太極還肅清官場風氣。當時一部分漢族官員為了巴結滿族官員，沿襲明朝陋習，向其送禮討好。對此皇太極明令取締：“禁止漢官進獻歲禮。”
皇太極畫像
天聰七年（1633年），他在給都元帥孔有德、耿仲明的上諭中闡明瞭送禮之風的危害與腐蝕作用：“卿等以禮物饋送諸貝勒大臣，此乃明人陋習，我國無此例也，此端一開，即成亂階，自今以後，似此饋送，宜永行禁止。”在禁止下級給上級送禮的同時，他還要求上級不要收取下級禮物，他訓誡說：“至軍士或以所獲之物，私獻本主，不得濫行收取。”
早在即汗位時，皇太極就頒佈上諭規定：“其諸貝勒大臣，並在外駐防之人，及諸貝勒下牧馬管屯人等，有事往屯，各宜自備行糧，有擅取莊民牛羊雞豚者，罪之。私與者，章京、屯撥什庫，亦坐罪。若屯撥什庫，有欲徇情供給者，以己所畜雞豚供之，毋得於牛錄下斂取。”
天聰三年又進一步規定：“嗣後有需索食物者，除凡人照常處分外，若系管糧官、筆貼式及巡臺人等，似此虐民妄行，事發，不照常例治罪，定行處死。”即使欽差大臣，也不例外。
他還限制官員的特權。首先，限制王、貝勒佔有僕役的數量。崇德元年皇太極規定：“王、貝勒各項使用牛錄下的人居多，今恐勞苦國民，以後牛錄下放馬養豬的六人盡革之。王、貝勒止許用每牛錄下四人，……八家王、貝勒有多佔使用的人俱撤回。”
其次，規定迎宴範圍。天聰年間，一些官員為了諂媚上司，大擺宴筵迎來送往。為了抑制這種不良風氣，皇太極在天聰八年（1634年）規定了迎宴的範圍：“嗣後惟貝勒等經過，則當迎宴，其餘官員，不必迎宴。”這些都說明皇太極已經注意到官員作風和特權的危害，在他的強勢管制下，一時之間，清朝出現了少見的廉潔之風。
清代官員
對於官員的任命，皇太極非常慎重，並親自用定期和非定期兩種形式加大對官員考察力度。
第一種，國家的定期考察。每三年舉行一次，屆時各地官員到盛京接受考察。史載：“太宗召駐守邊疆年滿各官至盛京，察其逃人、船隻曾否捕獲，城垣器械曾否修整，分別功罪。”這種考察既是對官員的明確要求，又是對其工作的嚴格總結。
清代官員
第二種，是皇太極本人不定期的抽查。他經常到各地體察民情，瞭解吏治，進行非定期的視察。對於考察不稱職者，一律解職。崇德四年（1639年），“梅勒章京蘭拜、羅奇不稱職，解任，以德爾得赫、席翰代之”。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極在盛京篤恭殿宣佈：“著將貧窮各牛錄之該管章京俱解任，另選才能者任之。”這就剝奪了不稱職官員的晉升之路，排除了他們尸位素餐的可能。
同時，他也靈活把握，過去種種獲罪而被廢黜的官員，如果有立功表現，還可以重新任職。俄屯（兩黃旗將領）就是一例，他在丟官以後，因為“同吳巴海（兩黃旗主將）出征有功”，又被“授為牛錄章京”。廢官得到重新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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