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李自成奪取了北京城，崇禎皇帝自殺，明朝正式宣告滅亡。但是僅僅41天，李自成即狼狽西逃，北京城再次易主，清軍在帶路黨吳三桂的幫助下擊敗李自成，佔據了北京城，清朝正式入關，走向統一天下之路。
山海關
南京是明朝在南方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在明朝，北京南京並列為兩京，南京地勢險要，有長江天塹，又是明朝朱元璋朱允炆時期的京城，即使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城，這裡依然有除了內閣之外的一整套官僚機構班子，比如六部，科道，宗人府，五軍都督府，國子監等等。
南京除了地理優勢之外，還有充足的防衛設施、駐軍也不少，是一個理想的軍事要塞，加上不管是清軍，還是農民軍都是北方人，明朝的水師更加具有優勢。
正因為有這些硬條件，所以崇禎時期就有人主張南遷南京，以保存明朝實力，卻被崇禎皇帝拒絕。
崇禎皇帝
明朝遺臣和南京的文武大臣在北京城被攻破之後堅決主張重建明朝，討伐農民軍，恢復明朝。於是抬出了福王朱由崧（第二任福王，萬曆皇帝之子朱常洵嫡長子朱由崧），建立了南明第一個小朝廷——弘光政權。
但是明末黨爭的惡果再一次影響了明朝。
以馬士英為首的閹黨主張立福王朱由崧；以呂大器、張慎言、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主張立潞王朱常淓。
馬士英劇照
當時的史可法時為參贊機務兵部尚書，是實際上的最高軍事長官。
由於史可法天然親近東林黨，所以當張慎言、姜曰廣等東林黨人告訴史可法，說福王有七不可立。即“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
史可法迫於友人的壓力，以“七不可立”相告馬士英，但是不是很堅決，因為按照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福王的確是明朝第一順位繼承人，沒有史可法的全力相助，東林黨再一次失敗，馬士英如願以償，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建立弘光政權。
南明弘光政權
作為回報，也是馬士英等人對史可法的忌憚，史可法被任命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與此同時，史可法被排斥出弘光政權的核心，被迫督師淮揚，節制各鎮驕兵悍將。
南明弘光政權，並不是一個有振興明朝的雄心壯志的政權，也不是一個能收拾殘局的強力政權，而是一個自身極度腐朽的政權。
弘光政權對農民軍遠比對清軍更恨之入骨，而弘光政權所屬官兵，對外打農民軍和清軍都不行，然而對欺壓剝削百姓極為擅長。
《明季南略》記載了對弘光政權官兵的評價：“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慎刑賞，口頭報國，河上擁兵，恩數已盈，功名不立，人主輕此名器矣。至於草澤語難，實繁有徒，未見兵勇殺賊，但見兵來虐民。小民不恨賦，而恨兵，甘心含順而從逆。不肖有司，日刑剝其民，而求為保障，必不可得。”
還有馬士英無恥的把帶路黨吳三桂追擊李自成的農民軍的勝利視為明朝的大捷，奏請皇帝冊封吳三桂為薊國公，還準備了五萬兩白銀、十萬擔大米送給吳三桂，他忘了吳三桂早已不是明朝的將領，而是清軍的急先鋒。
帶路黨吳三桂
這時候清朝最高統治者是攝政王多爾袞，他敏銳的覺察到南明弘光政權對清朝的雙重性。對清朝有利的是弘光政權對農民軍極其敵視，對清朝不利的是弘光政權標榜為明朝正統，還擁有半壁天下。
但是多爾袞深思熟慮之後，決定與弘光政權暫時和平相處，因為他清楚的知道農民軍的強大，清軍必須集中全部力量對付農民軍。但是該做的事還是要做。
於是多爾袞寫信給史可法，說只有清朝是中國王朝正統，弘光政權不應該建立，亡明的所有臣民必須投降清朝，要不然清軍必將南下。
史可法作為弘光政權最高軍事長官，回覆了一封表達自己堅決態度的信，向多爾袞表示清軍入關，只是幫助明朝清理內患，就像回鶻幫助唐朝一樣，雖然清朝成為一個國家，但它不可乘機佔據明朝領土。
史可法
這向多爾袞明確的表示清朝可以追擊農民軍，但是南明弘光政權絕對不可能對清朝做任何形式的讓步。
史可法的立場代表了南明抗清派的堅決態度，然而史可法的態度並不能代表整個南明，南明內部意見分歧嚴重。
當然，史可法囿於偏見，也是堅決反對農民軍的，曾經也親自領兵鎮壓過農民軍，但是對投降過農民軍的明朝官僚，卻主張區別對待。他認為：“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做；若偽命未汙，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史可法根據投降農民軍的官僚對農民軍的態度和表現，進行分類處理，希望儘量吸收他們到弘光政權裡面來，讓他們發揮作用，為弘光政權出一份力。
史載弘光政權控制的四鎮有“數十萬驕悍之兵”此外，而且還有左良玉佔據長江上游，有“兵八十萬，號百萬”，雖然左良玉的兵力有很大的水分，但是弘光政權至少擁有幾十萬軍隊是確定的。
史可法接到多爾袞的信之後，加上農民軍一路敗退，史可法決定變更南京城原有的佈防，從主要防禦農民軍變成清軍。因為清軍主要都是來自北方，所以史可法將佈防重點放在了南京以北，也就是以淮河和長江作為兩道主要防線。
史可法為了增強防衛力量，還重新整改南京城的京營制度，要求所有侍衛和錦衣衛都要入伍操練。
除此之外，史可法還提出了自己的防禦規劃。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當酌地利，急設四藩。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兵馬錢糧，皆聽自行徵取。而四藩即用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為我藩屏。固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
徐滁鳳六為第一線，主要負責淮河流域，且以進攻為主；淮揚泗廬為第二線，主要負責長江北岸，以守為主。整個佈防均在江北，目的是盡全力保衛江南。
並且設立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這四個實力將領作為四鎮，並且下放權力給四鎮，換取他們的忠心。
根據這一佈防規劃，史可法建議，既然黃得功已經封為伯爵，高傑、劉澤清、劉良佐這三位也應該封伯。左良玉也可以封侯。
接著又與馬士英等人商議，提出在江北四鎮中設一督師。四鎮分別管轄自己的地盤，督師駐軍揚州城，居中調遣各鎮。
每鎮都設一名監軍。各鎮所管轄的地區內的所有軍民皆聽鎮將統轄，州縣有司皆聽節制，營衛舊兵皆聽歸併整頓，荒蕪田土皆聽開墾，所轄各將，聽督師薦舉題用。
每鎮的兵額為三萬人。每年供給米二十萬石，折色銀四十萬兩。自己所攻取的城池歸自己所統轄。
等到天下一統，四鎮將領即為開國元勳，且與開國元勳一樣世襲罔替。
其實這就相當於把四鎮變成一個個小諸侯，極大的提高了將士們守衛的決心，這不得不說是一步妙棋，如果能順利實施，江北四鎮就是一道堅實的屏障。要想攻打南京城，就必須攻克四鎮幾十萬軍隊。
雖然在分地守衛中各鎮將之間矛盾很大。但是這些矛盾都靠史可法的巨大威望進行從中調解與安撫，使得四鎮乖乖順服。
這四鎮中，黃得功是忠直之士，是史可法可以信任的人；高傑是農民軍將領，在弘光政權中孤立無援，史可法是他唯一的依靠；至於劉澤清、劉良佐是明軍將領，但反覆無常，不可信任，而四鎮的存在又極大的威懾著左良玉，加上左良玉與史可法同為東林黨，這四鎮和左良玉達成一個微妙的平衡。
黃得功
然而弘光政權根本無法執行這個佈防計劃，使其發揮實際作用。因為不管是東林黨還是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殘餘依然在內鬥。
史可法為佈防費盡心思，請求兵餉糧草，卻遭到馬士英的阻撓，難以落實。而且馬士英在朝廷為了權力大力清除異己，顛倒是非，導致朝廷人心惶惶。加上阮大鉞挑唆導致高傑與黃得功大打出手，因此兩鎮結怨。
清軍準備南下的時候，駐睢州的總兵許定國置酒誘殺興平伯高傑。四鎮之一的大將還未看到清軍到來，就先死於內訌中。後有私心的左良玉與弘光政權中的東林黨以“清君側”為號召進軍南京，討伐馬士英。
自此，史可法苦心經營的以揚州為中心，以四鎮佈防為主的計劃宣告失敗。
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情況，還有更糟糕的等待著史可法。
馬士英為了防禦左良玉南下，決定專以對付上游的左良玉為最緊急的大事，而置清兵的進攻於不顧。在清軍南下的情況下，馬士英調令黃得功率兵鎮守蕪湖，劉良佐和劉澤清也進行調整，防衛對象全部變成左良玉，而不是清軍。弘光皇帝聽信馬士英的言語，下詔讓史可法督諸軍渡江入援朝廷。
此時的史可法見清軍步步進逼，三次向朝廷告急。史可法上奏朝廷：“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則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以矇蔽至此!”
但是馬士英對他的要求置之不理。大理寺卿姚思孝請求加強淮揚守備，弘光皇帝本來已經表示同意，而馬士英居然指責他們是左良玉的同黨，堅決不執行，最後竟然說出“我君臣寧死於清，不可死良玉手”這樣的話出來。
史可法知道守衛揚州的重任只有自己一人了。
多鐸所領清軍全為精銳，其勢難當。史可法守揚州，雖有軍民，但真正參加過戰爭的少，最終揚州城破，史可法拒絕投降被殺。
多鐸佔領揚州之後，下令屠城，從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清軍在揚州城內留居十日，無日不殺人，歷史上稱為“揚州十日”。
最終南京城失去屏障，最終弘光政權滅亡。
史可法雖然在揚州之戰上佈置防務和指揮作戰上都有失誤和疏忽，但是揚州之戰的失敗主要責任卻是在馬士英身上，馬士英為了自己的權力把主要兵力用於防禦左良玉，而把北方的清軍置之不顧，而且還因為與東林黨的競爭，讓史可法防衛揚州，卻不給兵，不給糧，不給餉，最終導致揚州之戰失敗，導致史可法英勇殉國。
雖然馬士英最後反清殉國，但是依然掩蓋不了他誤國的事實。
史可法雖有書生氣，但不失為一位真正的將領，擁有為國而死的勇氣，當然他離閻應元、李定國這樣的名將有很大的一段距離；馬士英雖最後英勇反清，但是他的確是南明弘光政權最大的掘墓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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