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誰要說自己是個詩人，恐怕並不能得到太多青眼。
無它，在講究效率的今天，詩“沒有用”。
即便在詩人與詩歌燦若群星的大唐，詩人的命運也很尷尬，他們總抱著“經世濟民”的熱望，但當政者總把他們當作消遣，這種消遣，還得在權貴們生活愜意的時代，詩人們的生活才能得到一些滋潤。否則，詩人們得不到供養，一樣要為柴米油鹽奔走，肩不能挑的詩人們，遇上亂世，過得也是狼狽不塂。
也許是文人本色的緣故，85後作家北溟魚在清華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即使遠渡重洋，輾轉求學於英倫、北美，最終從事了市儈的律師行業，內心還是念念不忘那個盛世大唐中，那些徘徊於長安的文人騷客。
她在密歇湖畔寫下的《長安客》，以唐代詩人的際遇，詩人的作品為視角，描繪了一段大唐由盛而衰的歷史，那些耳熟能詳的名字，內心掙扎於精神與物質之間，身世沉浮於權貴的好惡與取捨之間。而權貴，卻總是傾向於自己的權益鞏固與上升之間。
詩人們，或懂，或不懂，或懂了也不做，因此，他們的命運總是狼狽居多。
那一年，李隆基貴為天子，也全不了愛情與親情，更無從庇佑李白的狂放。
自李隆基當政的天寶年間始，大唐由盛轉衰，歷史課本上是這樣寫的。
這位隱忍了許多年，打殺了伯母韋后與堂妹安樂公主，拱走了老父親、老好人李旦，伏擊了親姑姑太平公主的鐵腕皇帝，在坐穩江山後，其文藝本性釋放出來。
他有梨園，養一班文藝青年。他放飛自我，不惜搶兒媳為妃。他親近自家兄弟，甚至同寑，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境，於我豈有異哉。
然而，最終皇家親情敵不過政治利益。
人告自己的兄弟薛王有異心，結果，一場兄弟親情再無法演下去。開元8年（720年），歧王李範，薛王李業在一夜之間都被趕往封地。公元737年，李隆基又一氣兒“日殺三王”。這個時候的李隆基，縱有心培養親情，但還提著警惕，不讓任何有有覬覦自己寶座的機會。
但也許是時間長了，他有所放鬆，在有心人的一再提醒下，他對安祿山的異狀不以為然，終致“安史之亂‘。
這一下，眾叛親離。
貴妃”婉轉蛾眉馬前死“，兒子在多年父子相疑的陰影下找到機會分兵而去，進而自立為主。
李隆基尷尬，回到長安後更尷尬。當然，他的文藝班子早已星散，李龜年流落江南，舊識杜甫與他相逢，寫下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龜年》。他的兒子，對他不冷不熱，再不許他高朋滿座，更不喜見他在城樓上與百姓揮手。
明皇曾經親近過的”謫仙人“李白，更是無從過問。
在玄宗歲月靜好的時節，苦苦尋求達聞天下的李白，終於曲裡拐彎得見天顏，濃筆重彩書寫”春風拂檻露華濃“，見證明皇與貴妃的愛情日常。他二人之間的離散，後人多傳是太白不容於皇帝身邊人，實際上，狂放的李白，不想只是成為明皇的消遣，他想建功立業。
只可惜，權力鬥爭不容許性情詩人在裡頭打滾。縱情詩酒也不符合公務員的行止。
李白走了，李隆基其實也沒有挽留。在這位皇帝的心中，還是理智佔上風。他曾在李白狂放時譏他”固窮相也“，就如後世乾隆皇帝對紀曉嵐的態度一樣：實不過以倡優蓄之。
鬱悶的李白，再多的酒也化不了他的愁腸，五旬之際，還不能放下。
於是，他參與了永王李璘的起兵。之所以不急著說他是參與了叛亂，乃是因為李璘的領兵，本也是老皇帝的安排，只不過，此時李亨已經佔了先機。
可惜李白壯志未酬，更憫於他的奮力一搏折了自己。
任何一個帝王都不願臥榻之側尚有他人，於是，從者李白被流放。
李隆基當然救不得這位從前的”翰林待詔“，他連高力士都庇估不了。
權力鬥爭如此殘酷，父子兄弟尚不能全，何況順遂時錦上添花的詩人？
王維抓住了一絲機會，卻從此困於物質塵世與精神自由的博弈之中。
王維的機會要好一些，他不像李白，身世暖昩，他可以堂堂正正科考，自身的才具讓他得中進士，有了做官的資本。
然而，做官本也不易，並不是中了進士即刻授官。
家有老母弟妹嗷嗷待哺，他得先要生存。儘管，他更喜歡的是塵世外的東西：書畫，參禪，悟理。
而今，他要安於俗務，甚至，媚於權貴。
他調動全身的口才與幽默，陪著玉真公主聊天，得到登第的機會。他輾轉於王公貴族之家，聽著寧王當著一眾人的面，問重金奪來的賣餅郎之妻，還想不想前夫？賣餅郎妻看著訥訥的窮前夫，雙淚垂頰。寧王很滿意這樣的戲劇場面，令王維等賦詩。
王維第一個提筆成詩，他內心有沒有驚異於權力踐踏情感的肆意？天知道。
王維的內心無從追究，但他的逢迎，終於讓自己在官場獲得一席之地。
要不要矯情呢？他後頭還有四個無業的弟弟，還有沒嫁人的妹妹呢？
也許，他更有勇氣，畢竟，李白可以不管子女的前途，他卻擔起了長兄的責任吧。
但他的謹慎也免不了縫隙，王維捲入了歧王的疑案，他給歧王寫贊詩若干，被牽連是一定的。他被貶濟州司參軍，等到玄宗封泰山，心情大好，才遇赦而還。——自身命運總是不由己。
幸好，王維遇上了文藝老年張九齡。得授右拾遺。然而，朝廷風向多變。另一大佬李林甫粗鄙無文，更不喜歡附庸風雅、不辦實事的讀書人。王維在其中，如覆薄冰。他想走，又不敢走。畢竟”小妹日長成，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不薄，儲蓄非有素“。
官做得無聊透頂，尚要微笑著為宮中畫畫，且要寫詩祝賀各位權貴不大不小真真假假的功績。他的天才與驕傲，被迫消磨於世事俗務中。
但王維與李白不同，他有生存的自覺，責任的自覺，他不能“明朝散發弄扁舟”。
似乎，他更堅忍。
他也曾，在長安城裡漫遊，與大德高僧閒談，也曾與南宗頓門的道光禪師習研頓教。
然而，他與佛教的距離也到此為止，他不能更進一步捨身為僧。
況且，就捨身他也難窺天道。那裡還是一個勢利場。
所以，王維的注意力加倍在日常生中最微小的花開花落。或許，這就是他的頓悟之道。
帝王尚不得適意，依附於上的詩人們更是捉襟見肘。
“安史之亂”後，大唐盛極而衰。
皇帝們此起彼落，詩人們東倒西歪。
杜甫適逢“安史之亂”，他緊跟肅宗的腳步，不遠萬里投奔，雖得皇帝讚賞，然國事日多，這位千頭萬緒要理的皇帝，也對以詩名出眾的杜甫無力關照，任他四處奔波，憂國憂民，病死他鄉。
其後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憲宗賞識，當要報答知遇之恩。卻不曾想他多次諫諍讓憲宗不悅，“武元衡”之事更是讓苦於藩鎮的憲宗左右為難。
於是，白大詩人的貶謫成為意中之事。
而同時期的劉禹錫，柳宗元，已入機要，二人政治熱情高漲，卻難免朝堂換主，在順宗時代敗落，各各貶謫，以詩相慰。
嘆大唐上下，詩人浮沉，李杜光芒，彼時難放。
詩無用，詩人更無用。有幹才如白劉柳，尚可略展頭角。餘者只留詩名於後世。
身世浮沉，於詩人而言，不幸。於人類歷史而言，幸甚，他們的不得意，卻讓後人在辭章上窺見歷史的細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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