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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建設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一個個超級大都市的建設無一不印證著中國經濟飛騰的奇蹟。
從當年的“一窮二白”到現在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歷了史上最為迅速的經濟增長以及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而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是其中主要變化之一。
2016年我國人口密度等高線，澎湃新聞
人口流動歷史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7年，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已經突破了兩億的數量級，而這一數字在1982年僅為657萬人。
中國人口流動規模（1982-2017），國家統計局
正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人才資源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亦同人口流動一樣，自1982年由全國各地輸往沿海發達地區。下文我們將以中國人口流動的五個階段分析各階段人才流動的原因及結論。
第一階段（1982-1990）
這一階段，流動人口尚處於百萬到千萬級的轉變。相比後面的快速增長，這幾年的人口流動增長相對較慢。我們認為，這一時期的人口與人才流動受到下列因素影響：
1. 大學生的就業方式
這一時期，大學生的就業是由畢業分配所決定的——大學畢業生在當時按照國家建設的需要被分配到不同的城市和崗位。這就導致了人才的流動從地域的角度上是隨機的，而分配的主要方向則是國企、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等。
2. 企業成分逐漸多樣化
如上所言，國企在當時是人才流動的主要方向之一。但隨著80年代末沿海地區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等多種成分的企業迅速發展，人才開始由國企轉向這些企業，進一步加速了人才的流動。80年代末期流動人口的規模相比之前有大幅增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企業成分的多樣化所致。
3. 人口流動政策的鬆綁
在這一時期，中央還出臺了一系列鼓勵人才流動的措施。例如，知識分子可以辭職、兼職、停薪留職、創辦和領辦鄉鎮企業，這些舉措無疑大大刺激了人才流動的速度，一批優秀人才放棄“鐵飯碗”下海經商，成為第一代拓荒牛。
這一時期，人才流動的主要方向是廣東、蘇南這些三資企業、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地區。但大學生畢業包分配使得人才總體的流動相對隨機。
第二階段（1990-2000）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流動人口規模在十年間翻了五倍。80年代末，國家開始於沿海城市建立經濟特區。經濟特區的建設需求，帶動了大批勞動力和人才需求的快速增長。同時，90年代中期大學生允許雙向選擇這一就業制度的實施也促進了人才的快速流動。
這一時期，人才流動的主要方向是沿海經濟特區。
第三階段（2000-2010）
這一階段人口流動規模增長超過1億，是人口流動的第二次高峰。但與此前相比，人才流動的原因相比之前要複雜一些，包括：
- 國企改制
- 產業結構調整
- 戶籍制度改革
- 加入WTO
但其中，我們認為對地區性的人才流動影響最大的是WTO的加入與戶籍制度改革。
首先，2001年的“成功入世”，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同時隨著中國業務量的擴大，一些跨國公司開始考慮在中國設立地區總部。由於北京、上海的營商環境相對較好，並頒佈了鼓勵跨國公司落戶的政策，是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建廠的首選。跨國公司的高福利、高薪水和相對體面的工作吸引著全國範圍內的人才。
其次，2001年的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由“二元化”變為“一元化”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則是為大範圍的人才遷移“鬆綁”，使人才遷移再無後顧之憂。
因此在這一時期，人才遷移的主要方向是北京與上海。
第四階段（2010至今）
2010年後，流動人口的增長相對趨於平緩，甚至在部分年份出現了些許下降。我們認為，這種波動是由於以下原因所導致的：
1. 城市之間的發展趨於平衡導致流動的再分配
由於二、三線城市因人才缺乏而出現了發展瓶頸，城市之間出現了“搶人”大戰。而一線城市因落戶困難、房價高企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人才的吸引力，對人才開出優厚條件的二、三線城市則逐漸成為人口與人才流動的下一個熱點。
中西部對人才的吸引優勢正在上升，CREIS中指
2. 城市的教育資源開始成為一大優勢
二、三線城市目前不僅僅有政策上的優勢，相比深圳這樣優質教育資源較為匱乏的新興城市，一些本身具備優秀高等教育資源的城市亦成為了人才就業的首選地區，如武漢、杭州等。與此同時，這些城市往往還具備優秀的基礎教育資源，也成為了部分人才生活的首選地。
2018年普通高校畢業人數前五城市，各城市統計公報及年鑑
我們能學到什麼？
從中國人口流動變遷歷史中，我們可以窺探到人口與人才的流動並非盲目和無序，大規模的流動背後往往離不開經濟、社會、政策的因素，從這些因素中我們又能總結出哪些結論呢？
1. 地區差異所提供的機會
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10年，整個人才甚至人口流動的大方向是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通常來講，發達地區能為人才提供相對具有競爭力的報酬、公平的營商環境、豐富的教育資源、高水準的醫療條件與良好的生活環境，這些都是欠發達地區所不具備的優勢。而2015年之後的人才重新分配也是同樣的道理，二、三線城市能為人才提供一線城市稀缺的戶籍和住房，是人才反向流動的關鍵。
2. 政策引導帶來的機遇
政策的引導貫穿了人才流動的四個階段。80年代末期，中央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因此催生了一批鄉鎮企業與三資企業，隨之帶來了人才的流動。而90年代經濟特區建設的熱潮與鄧小平南巡講話更是提升了人才流動的積極性。2000年後加入WTO所帶來的外企進駐潮和2010年後二、三線城市“搶人”的政策都是人才在這幾個階段流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對“利”的認知出現變化
80年代，人們對“利”的認知還侷限於國企的“鐵飯碗”與“地位”。在那時，個體戶猶如過去的“士農工商”一樣是被看不起的行業。而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企業成分的多樣性得到發展後，人們的觀念開始出現了轉變。所謂的“利”由過去的“鐵飯碗”轉變為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因此經濟特區成為人才流動的熱點。
到了2000年後，人們一方面開始注重期權、股份等新的物質利益，另一方面開始注重後代的教育質量、醫療資源等因素。於是北京、上海這些外企扎堆同時又具備良好的教育、醫療的城市成為了人才的首選。2010年後，隨著二、三線城市的發展水平有所提升以及一線城市的飽和，住房和教育又成為了阻礙人才在一線城市發展的一大因素，故人才開始迴流進醫療教育尚好、房價仍在可承受範圍內的二、三線城市。
那麼，對於企業和個人來說，我們可以從上述結論中得到什麼？
1. 緊跟國家政策
雖然不一定非要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跟著政策走總是沒有錯的。例如，當前廣深地區的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戰略，政府正通過一系列人才政策包括人才引進、人才培養、人才留用等進行人才激勵。其背後的機遇足以吸引大量的人才與企業，這對於個人的就業和企業的人才招聘都是利好。
2. 衡量地區差異
對於個人，需要考慮一線城市與二、三線城市之間的差別，究竟是就業環境更加重要還是生活環境更加重要，這更多取決於個人的評估。而企業將地區之間的差異轉化為商機亦是常有的事情。例如，一線城市的網紅奶茶、網紅咖啡廳已經飽和，而在三、四線城市卻仍被視為一個新生事物。
3. 抓住需求變化
對於企業而言，需要抓住人才對於當前的利益追求。例如北京由於其人口接近飽和且教育、醫療資源都居全國前列，因此北京的落戶相對其他城市較難。而部分企業擁有落戶指標方便人才落戶，這於頂尖的人才而言是一個“隱性福利”。
儘管我國的人才流動隨著時代的不同各有其特徵，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相信，把握住了這些規律，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企業和個人均能逆勢而上，成為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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