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則新聞。
一位34歲的海歸女碩士郭盈光，到全國著名的相親角上海人民公園，手舉著一張徵婚廣告，為自己徵婚。
當得知郭盈光的年齡已經34歲時，相親角中的大爺大媽們，對她的評價毫不留情。一位大媽說了一句“勇氣可嘉”後搖頭走開，更有一位大叔直言不諱地對郭盈光比劃著形容：“男人是銀行卡，女人是戶型，你這個戶型還不錯，可惜年紀大了，屬於房子地理位置不好，在郊區。”
於是，郭盈光還被朋友取了一個外號：“最美郊區房”。
其實，這是郭盈光策劃的一次行為藝術，她用暗藏的攝像機，記錄下這些大爺大媽們的真實反應，並最終形成了一組名為《順從的藝術》攝影作品，也成為她的畢業作品。
郭盈光是在藉助自己的作品，來呼籲人們關注中國女性遭遇嚴重的年齡歧視，並由此瞭解中國式安排婚姻的脆弱與無奈，引發人們對於女性價值的思考。
很巧合，我最近也剛剛看了一部以色列導演希拉·梅達利亞和肖什·莎赫拉姆拍攝的中國題材紀錄片《剩女》，內容是關於中國大齡未婚女性的。
紀錄片選取了中國三位大齡未婚女性跟蹤拍攝，記錄了她們面對中國式逼婚時的困境與無奈、妥協或堅持。
片中的第一位女性叫邱華梅，是一位35歲的律師。說實話，她的身高、相貌並不出眾，如果加上年齡，那麼她在婚姻市場就更沒有談價的資本了。
但邱華梅對擇偶標準卻一直很堅持，她希望男方要受過良好教育，尊重女性，關鍵是要能做家務。相親中，她遇到過婚後要在家說了算的大男子主義者，也遇到過希望省掉戀愛環節趕快結婚的繳械投降者，還遇到過一聽自己當律師就連連擺手的男方母親。
但她依舊堅持自己的標準，不遷就、不勉強。
在邱華梅的性格中，有一種天生而來的“硬”，絲毫不因為自己的年齡而降低標準。
邱華梅老家山東，父母都是農民，上邊有四個姐姐，她是家中老小，老邱家也沒有男孩。
邱華梅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的大學，大學畢業後在一家香港背景的律所做律師，是典型的高學歷白領女性。
每一次她回山東老家，總是會因為婚姻問題，而遭受到全家人一致的“聲討和譴責”。爭吵半天之後，結果就是母親流淚、父親嘆氣，姐姐們則大聲指責她唸書念傻了，而她則氣呼呼地高聲反駁，直到自己也淚流滿面。
邱華梅不明白的是，面對大齡未婚這一個現實，自己其他所有奮鬥而來的學位、職業、成就，彷彿統統都不值錢了。衡量女性價值的唯一標準，僅僅剩下了婚姻一項內容。
邱華梅感覺，“女大當婚”的中國傳統觀念，就如同一個號碼固定的鞋子，不管女性是多大尺寸的腳，都需要鑽到那個鞋子裡去。但婚姻的鞋子對於自己這種腳大的，喜歡到處亂跑的，就會是一種束縛。
在接受心理諮詢師的幫助時，邱華梅淚流滿面地哭訴，“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奮力掙扎的人，也可以戰勝這種觀念。但同時，我又感覺到很恐懼，感覺自己彷彿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隨時會溺水而亡。我需要一邊鬥爭，一邊後退。”
正如邱華梅自我評價的那樣，她是一個不屈服於命運而奮力掙扎的人。紀錄片最後，她選擇去法國留學，在異國他鄉，大齡未婚很正常，也沒有人會關心她的私人感情問題，邱華梅彷彿暫時解脫了。
片中的第二位女性叫許敏，畢業於北京傳媒大學，在北京電臺做主播。
其實許敏的年齡不算太大，只有28歲，但她的父母一直在逼催她，尤其是母親，總是以自己“28歲時都生了女兒為由”而催婚。於是許敏頻繁往返於各種相親派對、婚戀網站，不斷地見面、約會。
許敏的擇偶標準，就是母親的標準：不接受農村家庭，必須有房，條件不能比自己家差。
但每當許敏找到一個相處對象時，母親又覺得對方條件不好，是在圖自己家條件。
久而久之，許敏也因此產生過焦慮症狀，並求助了心理諮詢師。當她回顧自己與母親的關係時，淚流滿面。
從小開始，許敏就生活在強勢母親的陰影之中，上學、工作、戀愛，一切都是母親替她做主，甚至連她的前幾段戀愛，都是因為母親堅決不同意而被迫放棄。
當諮詢師問許敏，母親能影響到她生活多大程度時，她毫不猶豫地回答：“百分之八十、九十吧！”
但許敏即便清楚這個事實，卻依舊無法擺脫母親的強勢影響，並心甘情願地任憑母親對自己生活無限的干預，而無力反抗。
許敏一次與母親聊天，母親對許敏說，“你姥姥當年就跟我現在一樣，也是追著讓我找對象。”
許敏笑著反問母親，“如果當初我姥姥覺得我爸不合適，你還會選擇我爸嗎？”
正在切菜的母親猶豫了一下之後說，“那就不一定了。”
在我看來，許敏這個個例，更多的是因為她與母親之間關係的異常，而導致她現如今個人生活的異常，而這個異常，又是從更上一輩老人那裡傳遞下來的。
片中的第三位女性名叫蓋琪，是紀錄片拍攝期間唯一結婚的女性。她是一位大學教師，父母也都是知識分子。但他父親47歲時便得了帕金森症，為了給父親看病，母親傾其所有，最終這件事也影響了蓋琪她的婚姻。
於是，蓋琪的擇偶標準便一降再降，最終，找了一位年齡比她小、個子比她低、出身農村也沒有房子的男性。好在，丈夫很善良可靠，也全身心地愛著她。在位於農村的丈夫老家的結婚典禮上，蓋琪傾心對丈夫表白：“雖然我是學文學的，但我不想用華麗的辭藻，我只想跟你去擁抱和創造最世俗的幸福。”
結婚典禮上的這句話，形象地說明了蓋琪最終選擇的人生道路。她為現實所迫，最終放棄一個女性所有曾經的幻想，全身心地擁抱那個不美好但卻無比真實的現實世界。
婚後，夫妻倆選擇去了廣州，也順利地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寶寶，安心地過著大多數中國人都會過的小日子。是的，蓋琪如同中國多數女性一樣，最終向“幸福的”生活妥協了。
用蓋琪的話來說，結婚前，她的生活很有趣，結婚後，她的生活很幸福。
影片中的三位女性，邱華梅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她一生都在與自己的命運做抗爭。
考上北京的大學並當上律師，是她擺脫原生家庭階層的第一次努力。用她父親的話說，農村誰家沒有生兒子，是在村裡是抬不起頭的。我們努力了，但沒辦法。可是我要讓老鄉看看，雖然我沒有兒子，但我的女兒比你們的兒子都要優秀。
而能在世俗異樣眼光中，邱華梅堅持保留女性獨立的思想，是她擺脫世俗觀念強加在女性身上的第二次抗爭。
邱華梅不是單身主義者，因為她還去醫院諮詢過冷凍卵子。只是她覺得自己還有許多目標要為之奮鬥，更不想因為年齡的關係，就潦草地隨便找個人就把自己嫁掉。
邱華梅與世俗觀念所作的抗爭，看似在捍衛自己的擇偶標準與生活觀，其實也在捍衛女性在婚姻市場的主導權。
當女性淪為婚姻市場中的一件商品，並隨著保質期的臨近而迅速貶值時，這種社會現實，是千萬如同邱華梅一樣的受過良好教育、高收入、有獨立思想女性所反感厭惡的。
客觀地講，這樣的現實，其實是中國社會越來越多的獨立女性，在遵循自我的過程中，與傳統世俗觀念必然要產生的衝突與碰撞，也是她們為了爭取獨立而必然要承受的代價。
正如文章開頭提到的郭盈光，她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一句話：“女性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並應該有勇氣承擔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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