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
一位34岁的海归女硕士郭盈光，到全国著名的相亲角上海人民公园，手举着一张征婚广告，为自己征婚。
当得知郭盈光的年龄已经34岁时，相亲角中的大爷大妈们，对她的评价毫不留情。一位大妈说了一句“勇气可嘉”后摇头走开，更有一位大叔直言不讳地对郭盈光比划着形容：“男人是银行卡，女人是户型，你这个户型还不错，可惜年纪大了，属于房子地理位置不好，在郊区。”
于是，郭盈光还被朋友取了一个外号：“最美郊区房”。
其实，这是郭盈光策划的一次行为艺术，她用暗藏的摄像机，记录下这些大爷大妈们的真实反应，并最终形成了一组名为《顺从的艺术》摄影作品，也成为她的毕业作品。
郭盈光是在借助自己的作品，来呼吁人们关注中国女性遭遇严重的年龄歧视，并由此了解中国式安排婚姻的脆弱与无奈，引发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思考。
很巧合，我最近也刚刚看了一部以色列导演希拉·梅达利亚和肖什·莎赫拉姆拍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剩女》，内容是关于中国大龄未婚女性的。
纪录片选取了中国三位大龄未婚女性跟踪拍摄，记录了她们面对中国式逼婚时的困境与无奈、妥协或坚持。
片中的第一位女性叫邱华梅，是一位35岁的律师。说实话，她的身高、相貌并不出众，如果加上年龄，那么她在婚姻市场就更没有谈价的资本了。
但邱华梅对择偶标准却一直很坚持，她希望男方要受过良好教育，尊重女性，关键是要能做家务。相亲中，她遇到过婚后要在家说了算的大男子主义者，也遇到过希望省掉恋爱环节赶快结婚的缴械投降者，还遇到过一听自己当律师就连连摆手的男方母亲。
但她依旧坚持自己的标准，不迁就、不勉强。
在邱华梅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生而来的“硬”，丝毫不因为自己的年龄而降低标准。
邱华梅老家山东，父母都是农民，上边有四个姐姐，她是家中老小，老邱家也没有男孩。
邱华梅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香港背景的律所做律师，是典型的高学历白领女性。
每一次她回山东老家，总是会因为婚姻问题，而遭受到全家人一致的“声讨和谴责”。争吵半天之后，结果就是母亲流泪、父亲叹气，姐姐们则大声指责她念书念傻了，而她则气呼呼地高声反驳，直到自己也泪流满面。
邱华梅不明白的是，面对大龄未婚这一个现实，自己其他所有奋斗而来的学位、职业、成就，仿佛统统都不值钱了。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仅仅剩下了婚姻一项内容。
邱华梅感觉，“女大当婚”的中国传统观念，就如同一个号码固定的鞋子，不管女性是多大尺寸的脚，都需要钻到那个鞋子里去。但婚姻的鞋子对于自己这种脚大的，喜欢到处乱跑的，就会是一种束缚。
在接受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时，邱华梅泪流满面地哭诉，“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奋力挣扎的人，也可以战胜这种观念。但同时，我又感觉到很恐惧，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随时会溺水而亡。我需要一边斗争，一边后退。”
正如邱华梅自我评价的那样，她是一个不屈服于命运而奋力挣扎的人。纪录片最后，她选择去法国留学，在异国他乡，大龄未婚很正常，也没有人会关心她的私人感情问题，邱华梅仿佛暂时解脱了。
片中的第二位女性叫许敏，毕业于北京传媒大学，在北京电台做主播。
其实许敏的年龄不算太大，只有28岁，但她的父母一直在逼催她，尤其是母亲，总是以自己“28岁时都生了女儿为由”而催婚。于是许敏频繁往返于各种相亲派对、婚恋网站，不断地见面、约会。
许敏的择偶标准，就是母亲的标准：不接受农村家庭，必须有房，条件不能比自己家差。
但每当许敏找到一个相处对象时，母亲又觉得对方条件不好，是在图自己家条件。
久而久之，许敏也因此产生过焦虑症状，并求助了心理咨询师。当她回顾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时，泪流满面。
从小开始，许敏就生活在强势母亲的阴影之中，上学、工作、恋爱，一切都是母亲替她做主，甚至连她的前几段恋爱，都是因为母亲坚决不同意而被迫放弃。
当咨询师问许敏，母亲能影响到她生活多大程度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百分之八十、九十吧！”
但许敏即便清楚这个事实，却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强势影响，并心甘情愿地任凭母亲对自己生活无限的干预，而无力反抗。
许敏一次与母亲聊天，母亲对许敏说，“你姥姥当年就跟我现在一样，也是追着让我找对象。”
许敏笑着反问母亲，“如果当初我姥姥觉得我爸不合适，你还会选择我爸吗？”
正在切菜的母亲犹豫了一下之后说，“那就不一定了。”
在我看来，许敏这个个例，更多的是因为她与母亲之间关系的异常，而导致她现如今个人生活的异常，而这个异常，又是从更上一辈老人那里传递下来的。
片中的第三位女性名叫盖琪，是纪录片拍摄期间唯一结婚的女性。她是一位大学教师，父母也都是知识分子。但他父亲47岁时便得了帕金森症，为了给父亲看病，母亲倾其所有，最终这件事也影响了盖琪她的婚姻。
于是，盖琪的择偶标准便一降再降，最终，找了一位年龄比她小、个子比她低、出身农村也没有房子的男性。好在，丈夫很善良可靠，也全身心地爱着她。在位于农村的丈夫老家的结婚典礼上，盖琪倾心对丈夫表白：“虽然我是学文学的，但我不想用华丽的辞藻，我只想跟你去拥抱和创造最世俗的幸福。”
结婚典礼上的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盖琪最终选择的人生道路。她为现实所迫，最终放弃一个女性所有曾经的幻想，全身心地拥抱那个不美好但却无比真实的现实世界。
婚后，夫妻俩选择去了广州，也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安心地过着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过的小日子。是的，盖琪如同中国多数女性一样，最终向“幸福的”生活妥协了。
用盖琪的话来说，结婚前，她的生活很有趣，结婚后，她的生活很幸福。
影片中的三位女性，邱华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她一生都在与自己的命运做抗争。
考上北京的大学并当上律师，是她摆脱原生家庭阶层的第一次努力。用她父亲的话说，农村谁家没有生儿子，是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我们努力了，但没办法。可是我要让老乡看看，虽然我没有儿子，但我的女儿比你们的儿子都要优秀。
而能在世俗异样眼光中，邱华梅坚持保留女性独立的思想，是她摆脱世俗观念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第二次抗争。
邱华梅不是单身主义者，因为她还去医院咨询过冷冻卵子。只是她觉得自己还有许多目标要为之奋斗，更不想因为年龄的关系，就潦草地随便找个人就把自己嫁掉。
邱华梅与世俗观念所作的抗争，看似在捍卫自己的择偶标准与生活观，其实也在捍卫女性在婚姻市场的主导权。
当女性沦为婚姻市场中的一件商品，并随着保质期的临近而迅速贬值时，这种社会现实，是千万如同邱华梅一样的受过良好教育、高收入、有独立思想女性所反感厌恶的。
客观地讲，这样的现实，其实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独立女性，在遵循自我的过程中，与传统世俗观念必然要产生的冲突与碰撞，也是她们为了争取独立而必然要承受的代价。
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郭盈光，她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女性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并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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