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雲岡窟,右手華嚴寺|李爾山評說大同佛教史

作者 李爾山

左手雲岡窟,右手華嚴寺|李爾山評說大同佛教史

如果說,雲岡石窟是鮮卑人創造的大魏帝國文明的一個縮影,是無與倫比的;那麼,華嚴寺則是又一個少數民族契丹人創造的大遼帝國文明的縮影,同樣是無與倫比的。大同作為中國的一座古都,雲岡石窟、華嚴寺分別作為魏、遼的皇家工程,向世人展示了一千五百年前和一千年前的恢宏文化,這都是中華民族文化星河中的璀璨明星!

01

中國歷史上的遼國是一個有200年曆史的少數民族王朝。這個王朝是由最初活動在遼河上游古老的契丹族所建立。

當歷史的年輪推進到公元9世紀後半葉的時候,在這個古老民族中的迭剌部誕生了一位傑出人物,他就是後來成為遼太祖的耶律阿保機。阿保機驍勇善戰,在他的帶領下,契丹鐵騎先後擊破室韋、突厥和奚人部落,並常於草黃馬肥之際,越長城南下,掠奪唐朝的河東與代北。為此,契丹八部一致推舉阿保機為聯盟可汗。而契丹族內部也難逃遊牧民族共同的"怪圈",為了草場的分割,總是分分合合,殺戮不斷。這位草原上的梟雄,從公元911年起,用三年的時間,平息了族內各部的叛亂,於916年正式稱帝,國號契丹,947年改稱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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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爾山手繪《耶律阿保機》

“契丹遼"崛起的時代,正是中原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時代。內部群雄,紛起割據;周邊蕃夷,各懷異志;龍吟虎嘯,亂世將臨。生逢於時的阿保機當然也不甘心只做草原遊牧部落的可汗。他的胸襟早在草原之外了。

在大同市城南30公里有一個名叫懷仁的縣級市,歷史上一直是大同市的一個轄縣,後劃歸朔州。“懷仁”這兩字的來源,就是自於耶律阿保機和後唐的實際操控者晉王李克用的一次結盟,懷仁結義共討朱溫,時間是公元900年前後。說明這時遼的兵鋒已經到達大同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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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阿保機稱帝后,他加緊向周邊用兵,期冀征服漠北,佔領遼東,臣服高麗,南下幽薊,最終實現飲馬黃河的願望。耶律阿保機是風雲際會的天之驕子。上天雖然眷顧於他,卻沒有讓他的夙願全部實現。他在終老沙場時,兵鋒已東臨渤海灣,西達阿爾泰,北至烏孤山(今蒙古國肯特山)。然而向南,他依舊是望長城而興嘆,死不瞑目。上天把機遇給了他的兒子耶律德光,即遼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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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爾山手繪《耶律德光》

公元936年,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了謀求稱帝,向遼太宗請兵。中國歷史上一場讓華夏族永久汗顏的"兒皇帝"醜劇上演了:石敬瑭在給契丹的文書中稱,只要遼助其為晉帝,晉願意稱臣於契丹,自己願向耶律德光行父禮,而且願把雁門關以北幽雲十六州(從現在北京到山西大同)獻與契丹。蓄勢待機的耶律德光大喜過望,親自出兵相助。擊敗後唐軍之後,石敬瑭被冊封為晉帝,而遼國輕鬆獲取了長城內東西長達千里的戰略要地。其時石敬瑭45歲,耶律德光年僅34歲。

在太宗耶律德光之後,把遼國導入鼎盛的則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政治家,即遼景宗耶律賢的皇后、遼聖宗耶律隆緒的生母——蕭綽,也就是人們在戲劇舞臺上經常看到的"蕭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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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爾山手繪《蕭太后》

遼應歷十九年(969年),遼景宗即位以後,徵召朝臣蕭思溫的女兒蕭綽入宮。蕭綽秀外慧中,深受景宗寵愛,進宮不到半年,被冊封為皇后。景宗患有嚴重的風疾,身體虛弱,於是將權力委於聰明過人的皇后。以此,蕭綽得以親理國政40年(景宗朝13年、聖宗朝27年)。事實上,蕭綽所遭遇的政治對手,其強大當遠遠超乎遼室太祖太宗之所遇。一個是在後周世宗柴榮的龍椅上利用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的宋太祖趙匡胤,他締造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宋王朝。一個是乃弟雄心勃勃的宋太宗趙匡義。此二人對石敬瑭賣國如骨骾在喉,必欲盡收幽雲失地而後快,由此形成曠日持久的宋遼軍事對峙。

公元986年,宋太宗遣30萬大軍兵分三路直撲燕雲,向遼國南境發起全線進攻。宋軍初戰連連得手,危急之下,蕭綽攜幼帝御駕親征,她以金戈鐵馬、氣吞萬里的氣概,接連大敗三路宋軍,楊家將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北宋名將楊業就在這一次大戰中殉國。遼軍全勝而歸,從此宋軍再不敢北入遼境。

這一次戰役,趙光義有點乘孤兒寡母之危。當時遼景宗耶律賢剛歿,聖宗耶律隆緒才10歲,景宗遺詔蕭綽攝政,韓德讓及耶律斜軫、耶律休哥等以為輔佐。託孤之地就在雲岡石窟西的焦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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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山寺

宋太宗死後,蕭綽來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她看中宋真宗趙恆畏懼怯戰的軟肋,於公元1004年,親率20萬大軍揮戈南下。遼師長驅直入,兩個月便抵達與北宋都城開封隔河相望的澶州(今河南濮陽)。蕭太后"親御戎車,指麾三軍",在澶淵城下襬開陣勢,威逼宋朝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這是一次貨真價實的城下之盟,盟約規定:宋歲輸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帝尊蕭太后為叔母。宋遼多年芥蒂,終以一紙和約偃旗息鼓,此後宋遼恢復正常和平邦交達12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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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遼國疆土實際上遠遠大於宋朝:北到外興安嶺、貝加爾湖一線,東臨庫頁島,西跨阿爾泰山,南抵華夏半壁,可謂氣壯山河。在此期間,原來西方通往中原的"絲綢之路"南線已被阻斷,西域的商旅和僧侶由北線經大同而達幽燕。故視遼而為中華,誤認為整個中國都在契丹的治下。馬可波羅以他的遊記第一次向西方介紹中國時,就以契丹來命名中國。時至今日在斯拉夫語的國家中,仍然稱中國為"契丹"。

02

由於華嚴寺是遼代西京大同的一處皇家佛教寺廟,地位和功能都十分重要,所以要真正瞭解這座寺廟的歷史和學術價值,就必須知道遼代佛教的發展情況,更是因為佛教傳入中國後,第一波高潮是濫觴於北魏王朝及其首都平城(大同),因此,也就需要對後北魏時代大同地區佛教傳承情況知道一個大概。

大同地區古代的佛教,屬於公元三世紀前後沿古絲綢之路規模性傳入中國之漢傳佛教。在佛教初傳中國前200多年的容受期中,上演的第一次毀法滅佛就發生於大同,即北魏王朝的首都平城。從公元444年始,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接受司徒崔浩和天師道寇謙之的建議,由下詔禁止私養沙門到誅殺佛徒、焚燬經像,苛虐廢佛長達六年。釋史稱“太武法難”。但是,在他死後十年,即公元460年,他的孫子文成帝拓跋濬即行復法,崇佛之風益盛。舉全國之力開鑿了巨大的皇家佛教工程——雲岡石窟,開啟了真正全國意義上的佛教東傳華夏的第一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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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之後一直到宋,中原及晉廷南渡後的江南地區又先後發生了,北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三次大規模滅法,而大同地區均有幸逃脫或較少罹難。儘管漢胡爭鋒,兵戈不息,但佛教卻獲得一以貫之的傳佈。公元574年到57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滅佛,史載:“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滅三百萬,皆覆軍民,還歸編戶。”此時的大同地區,因突厥勢力南壓,處於北周與突厥的割據間隙之上,而北周為滅北齊,對突厥釆取親和政策,固北周滅法,大同(其時稱雲中)較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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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時期形勢圖

唐武宗李炎滅佛發生在公元842—845年,這三年間,據《舊唐書·武宗本紀》載:“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而此時的大同地處與回紇兵鋒交錯的前沿,由於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勢力漸哀,武宗時代,雖然有“會昌中興”之說,但在藩鎮割據條件下,毀佛命令並未在大同地區得到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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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後期形勢圖

公元955年發生了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第四次法難,後周世宗柴桂下詔禁止百姓私自出家,規定僧尼必須在國家公認的戒壇受戒,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違反的僧尼,課以嚴刑,未受敕額的寺院,一律廢毀。民間的佛像、銅器,限五十日內交由官司鑄錢,私藏五斤以上者一律處死。總計,此難廢毀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鍾、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而在這一法難中,大同地區以及整個燕雲(大同因曾名雲中而稱雲)十六州,已於17年前即公元938年被後晉皇帝石敬瑭割讓給了契丹,所以也未受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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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後三次大規模法難中免遭禍滅,迢迢北邊成了中原及南方佛教三寶紛紛北逃的避難所。更因大同地區本有北魏崇佛高潮的餘緒,加之長期地處邊塞,兵鋒交錯,民眾對佛教止爭息戰的精神企盼,大同及整個燕雲地區便成了佛教東傳華夏在唐代兩都(長安、洛陽)掀起的第二次高潮被息滅後再次復興的策源地。客觀情況正是這樣,當中國曆史進入宋遼對峙的歷史時期,一個新的佛教高潮便在遼朝勃然興起,世界佛教史公認,當時“東亞佛教文化中心在遼而不在宋。在精神文化領域,遼代契丹王朝最繁榮的是佛學,不光深刻影響了中國金元及明清的佛教,而且也影響了朝鮮、日本及整個東亞地區的佛敎”。大同是遼朝的西京,至今依然赫然可見的大同華嚴寺、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等絕冠弘教建築的出現證實,大同地區是遼朝佛學發生、發展及傳佈的核心地區。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乃是我們認識後北魏時代大同地區佛教傳承的重要指歸,當然也是我們今天打開和認識大同華嚴寺這座佛教藝術寶庫的鑰匙。

03

契丹族原無佛教信仰,但隨著耶律阿保機統一鄰部,擴大經略,便著意吸收中原文化,以延攬漢人,收買民心。大約在公元10世紀初佛教的信仰就逐漸流行於契丹的宮廷貴族之間。到了遼太宗會同元年(937年),耶律德光從石敬瑭手中取得了燕雲十六州,由於這一帶地方原來佛教盛行,遼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見顯著。其後諸帝,都對佛教特加保護,在聖宗、興宗、道宗三朝(982—1101),佛教遂臻於極盛。在此前後200年間,遼代佛教從傳佈的層面上看,呈現出如下一些特徵,即:皇室崇仰、平民熱衷、佛宮廣佈、經論繁榮、高僧輩出。

在阿保機時期,已初步奠定了契丹人信仰佛教的基礎。太宗時代則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遼朝佛教。根據《遼史·禮志》記載:“太宗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為家神。”這就是說,從耶律德光始,已改變了契丹的祖宗家法,使契丹王族的拜山儀有了新的祭祀程序和方式。把佛教崇拜對象納入了遼王朝的崇拜體系之中。世宗、穆宗和景宗(947-982)這三朝,遼代佛教逐步發展起來,而聖宗、興宗和道宗(982-1101)這三朝,對佛教的尊崇則是達到了沉醉的程度,特別是道宗耶律洪基,在即位之前就修習梵文,進入所謂“有若生知,殊非性習”的境界。他不但廣泛涉獵釋教經典,撰寫佛教著作,而且大量閱讀漢族的儒家經典,以中原朝廷自命,在佛教史上他是公認的佛學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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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道宗時,有一個漢人士大夫給遼道宗講解《論語》,讀到《論語·八佾(義)》裡的一段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時,支支吾吾,不敢出聲,遼道宗卻說:“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說明當時的遼朝統治者,不以夷狄自居,而認為自己與中國無二。道宗本人也有佛學著作問世,其中包括《華嚴經隨品贊》十卷,1068年2月頒行御製《華嚴經贊》,1072年7月又“以御書《華嚴經五頌》出示群臣”。高麗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條》卷一著錄有道宗《發菩提心戒本》二卷。房山雲居寺遼刻石經中有他的《發菩提心戒一本》,故在時人眼中,道宗有“菩薩國王”之稱。

皇帝信佛,後宮更加熱衷其事,比如巍峨宏偉的應縣木塔就是在後宮的推動下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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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縣木塔門楣板上的

聖宗、興宗、道宗三帝皇后作為供養人的畫像

在皇室的帶動下,遼朝的貴族、官僚,以至平民百姓幾乎無不認同和支持佛教,他們的信仰非常虔誠,且較少功利,具有平民化而非世俗化的特點。如《遼史·道宗本紀》所載:太康四年諸路“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一歲而飯僧36萬,一天剃度出家和尙3000,這在佛教興起第二個高潮的唐代也不曾有過。

正因為此,整個遼朝才會從上至下君主臣民一體不惜血本的大興佛教建築,以至我們在千年之後看到的都是驚天鉅作。諸如我前面提到的應縣木塔(道宗清寧二年/1056年)、大同華嚴寺(道宗清寧八年/1062),還有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聖宗統和二年/984)、寶坻廣濟寺三大殿(聖宗太平五年/1024)、遼寧義縣奉國寺(聖宗開泰九年/1020)等等。有寺必有僧,西京大同府所轄的五臺山,是遼代華嚴教學的中心,對遼境各地佛學有很大的影響。五臺山金河寺沙門道敐極富盛名。還有燕京圓福寺總秘大師覺苑,則是遼代密教學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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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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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縣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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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樂寺

關於遼朝的佛教,世界佛教史認為,唐代高層次的經院佛學在10-12世紀的中原地區呈現出明顯的斷裂性,但在北部遼國境內卻表現出較強的延續性。遼代的佛學繼承了唐代傳統,表現出中世的特徵:教義繁瑣的華嚴宗、密宗佔居主流,精於思辨,高僧學識淵博,佛學著作理論色彩濃厚,具有國際性影響 。公認,當時“東亞佛教文化中心在遼而不在宋。在精神文化領域,遼代契丹王朝最繁榮的是佛學,不光深刻影響了中國金元及明清的佛教,而且也影響了朝鮮、日本及整個東亞地區的佛敎”。著眼於中國的多民族性,遼朝的佛教復興,實際是唐代佛教高潮消退之後,在中國北方興起的又一個高潮,長達二百餘年,或可稱佛教東傳中國的第三次高潮。

有兩個特別的要點需要著重說明。第一是遼契丹藏的雕造和出版。第二是沙門道㰮對於中國後期佛教的理論供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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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藏,也稱遼藏。契丹藏大約是從遼第七帝興宗(1032~1054)時開始雕造,到第八帝道宗清寧九年(1063)或鹹雍八年(1072)前後完成。它是在宋《開寶藏》天禧修訂本的基礎上增收了《華嚴經隨品贊》(耶律洪基)、《一切佛菩薩名集》、《隨願往生集》、《釋摩訶衍論》、《大日經義釋》、《大日經義釋演秘鈔》、《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當時流傳於北方的特有經論譯本,全藏共579帙,歷時30餘年刻成。非常有意思的是,這部佛學重典的刊刻地點是幽州燕京(今北京市,當時為遼之南京),而經藏的皇家收藏地卻在大同。據我國著名佛學家呂澄先生(《契丹大藏經略考》)考證:"薄伽教藏興築於重熙七年(1038)。其時全藏刊版當已告一段落。下迨道宗,兼弘五教,於全藏中補入遺編新著甚多。其有年代可考者,如一行撰《大日經義釋》十四卷於清寧五年(1059)入藏,《釋摩訶衍論》十卷於清寧八年(1062)入藏,非濁撰《往生集》二十卷於清寧九年(1063)入藏等,皆是。"這個考證說明,薄伽教藏殿以及其中的"天宮樓閣"經櫃,就是遼興宗專為庋存這部大藏經而敕建的。而且到了道宗(遼第九帝)時是一邊刊刻一邊收藏,直到清寧或鹹雍年間完成止。

契丹藏的雕印,特別是該藏收入大量的華嚴經論和密教經論,對於其後金元明清中國北方、特別是幽雲一線,佛教宗派的發展,包括寺觀建設、經像流通以及佛事活動影響甚大。

1974年在山西應縣遼代佛宮寺釋迦塔內釋迦塑像中,發現有遼代《藏經》十二卷,計《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本)卷四十七,《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本)卷二十四、二十六、五十,《妙法蓮花經》卷二,《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卷,《大法炬陀羅尼經》卷十三,《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一,《中阿含經》卷三十六,《阿毗達磨發智論》卷十三,《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一切佛菩薩名集》卷六,每卷俱有千字文編號,全部為卷軸裝,圓木軸,竹製籤,縹帶絲制。大字楷書,字體端正,版式疏朗,硬黃紙印,紙質光潔堅韌。每卷經名、譯者、千字文編號,與房山雲居寺遼代石刻《契丹藏》相符合,足證此即遼刻《契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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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道敐

沙門道敐,遼西京大同人,俗姓杜,字法幢。生於遼道宗淸寧二年(1056年,即是應縣木塔建成的那一年),卒年不祥。長期駐錫五臺山金河寺。道敐齠齔之年則遍習儒家和佛家的經論,天資聰慧,加之飽覽群書、採異搜奇,出家後依教奉行,如法修持,成為一代佛學大家,時稱“顯密圓通大師”。用其弟子性嘉的話就是“博學則侔羅什之多聞,持明(密法)則具佛圖之靈異,禪心鏡淨神遊華藏之間,戒體冰清行出塵勞之外。加以霜松潔操水月虛襟,曲己利人輕身為法,恆思至理匿在筌蹄。”意思說,道敐大師在顯教的聞思成就堪比精通經、律、論三藏的鳩摩羅什法師,而密法的成就,則如同晉代的高僧佛圖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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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山金河寺,非指山西佛教聖地五臺山而是指河北蔚縣的小五臺山,是遼朝華嚴教學的中心,遼聖宗、道宗都曾親臨該寺設齋供養高僧,其地位相當於北魏之雲岡石窟寺,具有國際性影響。

道敐就是在這裡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佛學著作《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整部《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從四個方面來闡明漢傳顯密圓通準提法的架構。具體為顯教心要,密教心要,顯密雙辯,慶遇述懷。書後附錄有《供佛利生儀》,是為上供下施之密修法。道敐大師在自述中說:“爰自摩騰入漢,三藏漸佈於支那,無畏來唐,五密盛興於華夏,九流共仰七眾同遵。法無是非之言,人析修證之路,暨經年遠誤見彌多,或習顯教,輕誣密部之宗;或專密言,昧黷顯教之趣;或攻名相,鮮知入道之門;或學字聲,罕識持明之軌。遂使甚深觀行,變作名言;秘密神宗,翻成音韻。今不揆瑣才,雙依顯密二宗,略宗成佛心要,庶望將來悉得圓通”。很顯然,道敐的學術動機是要彌合自唐代以來漢傳顯密二宗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互抵矛盾,從而推出一個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來。這就是以華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圓融思想為理論框架,通入唐善無畏尊者之“眾生本有菩提心”、“千法萬法無非如實知自心”密教胎藏界之修法,從而實現顯密圓通。這即是他的所謂“凖提法”。

必須承認,道敐大師的理論建樹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他成為遼代以後中國佛教最為重要的理論奠基人。《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元代入《磧砂藏》,明代入《南藏》、《北藏》,清代入《龍藏》。明清之際準提法漸漸流入禪宗法脈,為雲谷大師、蓮池大師、憨山大師、元來大師、等積極倡導,修凖提法門者遍天下。凖提法門亦為藏傳佛教覺囊派多羅那他大師接納,甚至直接影響了遠傳日本之東密,直到現在尤為南懷瑾居士所弘揚,而蔚為當今佛學風潮。毫不誇張的講,金河寺沙門道敐所確立的佛學體系是佛教東傳中國後期最為瑰麗的霞光。她不是朝霞,或許也不是晚霞。

沙門道㰮開創的顯密圓通準提法門,成了明清兩代顯密各派佛子最為熱門的修行方法。尤其“密殿修禪”成為禪宗之好,此類寺廟十分廣佈,這又明顯的影響到了寺觀建設,及佛教藝術品的製作和交流。著名的的北京法海禪寺、大同善化寺、大同雲林寺,包括本論的華嚴寺都深受其影響,將為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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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爾山,1948年生,畢業於山西大學中文系。曾任大同日報社總編輯、社長。長於文史,精於繪畫。在文史方面有《緣槐小築論稿》《緣槐小築文稿》《緣槐小築詩稿》《威嚴的彼岸》(五集)《天津名人舊居20所》等著述。繪畫方面側重於人物畫,有《中國古代名將譜》《文曲百星圖》《智慧星座35》《中國古代政治家肖像100》《近代中國大師100位》等,並以“黑宣金彩”畫獨樹一幟,廣受同行關注和藏家青睞。近年所創詩作《彥波來兮歸去辭》《雲岡歌行》;畫作《大窟與高僧》《達摩八態圖》《牡丹十二名品》《戊戌年》《超度》等,風行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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