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始祖老子塑像）
決定社會發展變化的動力是什麼？根據馬克思主義觀念，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其中生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大理論發展成果，而科學技術是文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文化是重要的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生、發展和走向滅亡的過程來看，文化確實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化繁榮的典型表現是文化爭鳴，從春秋戰國時期到近代，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好多次文化爭鳴，其中較大的有三次，這三次文化爭鳴與封建制度的命運息息相關。第一次，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使法家脫穎而出，封建制度得以確立，法制從此就一直是封建國家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第二次，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族地主階級推動了儒道釋三教的爭鳴及合流，從而實現了對封建國家的完全統治，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最繁榮的時期。第三次，明清直到近代西學東漸中的中西學之爭，使科學和民主最終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埋葬了中國封建制度。
（法家代表商鞅塑像）
一、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使封建制度得以確立
西周是繼夏商之後的中國第三個奴隸制政權，是中國奴隸制發展的最高階段。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一般總是最後階段，因此春秋後期和戰國時期是中國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推動這一巨大歷史變化的動力就是諸子百家的文化爭鳴。
諸子爭鳴推動奴隸制瓦解和封建制誕生，經歷了三個既先後延續又有交集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春秋後期，主要是儒家與道家之爭。
周王室東遷後，諸侯勢力逐漸強大起來，彼此間的爭霸戰爭此起彼伏。春秋後期，通過對小國的爭奪、吞併或控制，楚、齊、晉、秦等各大國的國力勢均力敵，它們之間的戰略競爭進入相持階段。相持階段不僅並不意味著社會發展變化的能量在消耗，相反，這種能量卻在悄悄的快速積累，因此社會神經繃得緊緊的，人們對於社會的未來命運難以捉摸，自然也就非常恐懼。天下向何處去，成為春秋後期思想界的重大研究課題。
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提出“小國寡民”說。鑑於分封制仍然在諸侯國內存在，老子主張各國在內部持續進行分封，使大國變成若干個小國，小國變成若干個微型國家。當天下出現上千個乃至數千個國家時，每個國家都不再具備進攻別國的實力。同時，老子反對教育，他希望天下人愚昧無知。這就是老子的所謂“小國寡民”觀。老子認為，小國失去了稱霸能力，愚昧的人除了用原始的生產方式創造必須的生活資料之外，不再有競爭慾望，這樣，天下就太平了。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認為道家的觀點不可行，從而提出了“克己復禮”說。春秋前中期的大國爭霸嚴重踐踏了周禮，春秋後期各大國的相持階段給周王室復興周禮帶來了可能性。孔子認為，通過禮制教育，能夠在各國上層社會中培養一大批“彬彬有禮”的君子，從而影響各國回到唯周王馬首是瞻的傳統，天下就能夠重新在周王的統治和周禮的制約下實現大一統。
第二階段是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主要是儒家與兵家、墨家的爭論。
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各國之間的均衡被打破，吳國、越國憑藉水軍相繼崛起，挑戰楚、齊、晉等傳統大國，傳統大國跟新興大國之間相繼爆發戰爭。怎樣恢復早前的均勢呢？
儒家學派的子思提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從孔子的“仁”學出發，論證了人道與天道的辯證關係，進而從天道與人道的“中和”中推導出“誠”的理論。子思希望通過教育使大國諸侯們良心發現，以誠做人，以誠治國，使社會重回大國均勢時期，以便繼續推進周禮的艱難恢復工程。
兵家學派的孫武主張以戰止戰，其著作《孫子兵法》拋開鬼神論，把戰爭的勝利歸結於政治、經濟、外交、自然條件等客觀因素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上；同時，孫武認為戰爭的目的不是侵略和吞併別國，而是制止侵略，維護各國之間的戰略均勢。墨家學派的鼻祖墨子主張各國對內“兼愛”，對外“非攻”，同時，他依靠自己先進的機械學知識和組織能力，帶領弟子們大量製造先進的守城器械，幫助被侵略的國家抵禦侵略，以恢復戰略均勢。
第三階段是戰國前期到後期，法家在爭鳴中脫穎而出。
戰國前期，魏國在變法中崛起，隨後各國相繼效仿，“戰國七雄”逐漸形成。這時候的周王室已經無人理會，通過戰略均勢以恢復周朝的大一統不再具有可能性。怎樣使戰爭迅速以統一天下的方式結束呢？戰略均勢只會無限期持續天下動盪的局面，出現一個“超級大國”對於結束爭霸戰爭是必要的，於是，各學派相繼據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儒家學派的孟子以子思的“誠”為基礎，提出仁政說。孟子認為，哪個國家能夠實行“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仁政，哪個國家就能迅速強大起來。道家學派的莊子、楊朱等主張各國要因循天性、順勢而為、寬刑簡政、休養生息，通過無為實現有為，從而使國家逐漸強大起來。陰陽家提出“五德始終”的政治觀點，認為社會變遷是“五德”相生相剋的結果，各國不可逆此規律而興兵事。農家提出以農為本，只有把農業發展落到實處，國家才能實現政治、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綜合發展。縱橫家則認為，通過“術”，以詭計和遊說改變各國之間的分合關係，可以從中取事，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並取得戰爭的勝利。
以上諸家或者因循守舊，或者只是注意到了實現國家興盛的某一個方面，而提出以法治國的法家就不同了。戰國前期的李悝、吳起、商鞅和後期的韓非、李斯是法家的傑出代表。法家在經濟上主張廢除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政治上主張廢除分封、設置郡縣、強化諸侯專制，軍事上主張按軍功授爵。法家堅持“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的以法治國原則，堅持封建法律條文的穩定性。法家反對儒家的禮教，主張以吏為師，使法律做到公開透明，從而全面推行法治。
法家的治國觀是綜合性的，因此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受到各國統治集團的青睞。戰國時期，各國先後依靠法家學說實行封建制度改革，其中，秦國的改革最徹底，秦國因此逐漸發展成為“七雄”中的“超級大國”，並最終完成了天下一統的大業。
（三教合流代表梁武帝塑像）
二、魏晉六朝時期的三教合流使封建制度走向巔峰
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社會教化配合法制，社會實現了大治。但是，隨著中原地區與西域、中亞乃至南亞的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新的思想學說不斷衝擊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從西漢後期就開始出現相對“衰敗”的跡象。漢元帝時期的蕭望之，西漢末期的劉向，東漢時期的楊雄、班固、許慎、張衡、王逸、鄭玄、蔡邕等大儒要麼仰仗法家有限推行儒教，要麼淪為御用文人，有的甚至在儒法之爭中喪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個大分裂時期，隨著道教、佛教的持續傳播，在門閥制度和豪強世族地主階級的推動下，儒、道、釋三教之間在相互爭鳴中走向融合，這為地主階級結束長期分裂局面，實現封建社會新的繁榮奠定了思想基礎。儒、道、釋之間的融合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三國時期，世家大族調和了儒道之間的長期爭執，以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平衡儒家的名教思想，道教開始與儒教“聯手”配合法制，參與國家治理。
儒家和道家從春秋後期誕生時候起就是勢不兩立的，二者在三國時期“握手言和”，這是儒教“重回”社會治理平臺的現實需要。
儒家與法家在漢代從競爭中的合作演化到合作中的鬥爭，隨著東漢最後一個大儒蔡邕被殺，割據一方的軍閥們均反對儒教的道德約束，他們蔑視皇帝，在自己控制的州郡內建立獨立的法制體系，並爭奪人才，互相混戰，都試圖統一天下，改朝換代，成就自己的皇帝夢。
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後，面對漢朝皇帝已經不存在了的新局面，三國都重視儒教了。三國的君主們希望通過儒教強化君權，維護統治區的政治穩定，於是他們提倡名教之治，即一方面利用儒教為自己“正名”以使新生的君權合法化，另一方面重建社會尊卑關係，為今後統一天下奠定基礎。但是，三國君主本來就是世家大族，他們的政權也是仰賴其他世家大族建立起來的，那些世家大族既需要依靠君主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又擔心君權過大會危害自己，於是，他們要求君主實施道家的無為之治，倡導君臣共治天下。司馬氏、夏侯氏、陸氏、諸葛氏等都是三國時期這樣的大族的代表。
第二階段是兩晉時期，儒教主動迎合道教，以玄學改造自己，推動道家學派與儒教的全面融合，以配合封建法制進行社會治理。
東漢時期，由於儒教漸漸失去治理社會的主導功能，儒經大師們便開始把道家學問與中國傳統的黃老之學相結合，以“新道學”或形而上學的名目引到儒教中來。兩晉時期，儒士們一方面通過清談促進新道學（即玄學）與儒教的深度融合，比如郭象在清談中推銷其“儒教就是名教，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就是儒教”的儒道同一觀；另一方面使用玄學思想重新解釋《論語》、《周易》、《孝經》等儒家典籍，以道教強於儒教的姿態進一步促進儒道合流，比如王衍認為“名教”出於“自然”，嵇康要求“越名教任自然”。
儒道合流的推動者和參與者都是世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跟脫胎於世族地主階級的君主分享統治權的過程中通過儒道深度融合，真正踐行了儒教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觀念，世族地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趨於緩和。世家大族在內部競爭中如果順風順水，他們上朝就跟君主商談國事，退朝就醉心於玄學清談；如果落敗，他們就退居莊園，繼續進行玄學清談，或著書立說。山濤、郭象等便是前者的代表；嵇康、陶潛等便是後者的代表。
第三階段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廣泛傳播和影響力的持續擴大迫使儒、道兩教放棄對佛教的鬥爭，轉而與之相互滲透，儒道釋以合流的力量配合封建法制治理國家。
佛教早在西漢時期便傳入中國，但是其寄希望於來世的虛幻觀念一直都被儒道二教所排斥。兩晉時期，隨著佛教影響力的擴大，佛教開始成為儒士們研究的一種學問。南北朝時期，世族地主階級開始重視佛教中安於現世的“輪迴”觀、修行觀等，這些教義有助於強化名教中的尊卑關係、修身齊家觀，也有助於強化道教中的無為而治觀，有助於繼續緩解世族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於是，佛教便在世族地主階級的推動下跟儒道二教相互滲透。
兩晉時期的儒道合流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脈絡，陰陽相合，虛實相稱，在對立中實現統一。佛教與儒道二教的融合，成為儒道二教既鬥爭又融合、既對立又統一的“潤滑劑”，強化了中國文化的靈性和自我優化、自我超越的能力。醉心於儒佛二教綜合性研究的梁武帝和他的摯友、醉心於儒道二教綜合研究的“山中宰相”陶弘景是南北朝時期儒道釋合流文化的典型代表。
儒道釋合流為隋唐實現大一統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隋文帝取代周靜帝、唐高祖取代隋煬帝，與魏文帝取代漢獻帝、晉武帝取代魏元帝、宋武帝取代晉恭帝以及南朝的宋-齊-梁-陳“接力”、北朝的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接力”如出一轍。不僅如此，三教合流一方面加強了世族地主階級的內部團結，另一方面使統治集團的規模持續擴大，為隋唐通過科舉制度吸收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以繼續擴大統治集團，強化相對“開明”的封建統治，使中國封建社會進入長期的、空前繁榮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
（西學東漸學者徐光啟塑像）
三、明清乃至近代的西學東漸使封建制度壽終正寢
道教和佛教滲透進儒教，三教配合封建法制，固然實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繁榮，但是，道教和佛教中畢竟存在著大量愚昧的、虛妄的、反理性甚至反人類的思想，隨著人類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和源於明朝後期的西學東漸思潮的持續推進，在中學和西學的長期爭鳴之後，西學逐漸佔據上風，作為封建社會配合法制進行社會綜合治理的合流了的中國儒釋道三教逐漸從神壇上跌下來，而失去了這根思想大動脈的中國封建制度也因此走向衰落直至滅亡。
依託於西學東漸思潮的中西學之爭推動儒釋道走入“非法”處境和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滅亡的過程長達三、四百年，這一歷史進程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明朝後期到鴉片戰爭之前，西方科學技術和宗教在中西學的激烈爭論中逐漸傳入中國，中國的傳統社會思想和生活方式受到廣泛衝擊。
早在元朝時期，基督教就傳入中國，儘管明代前期開始實行鎖國政策，但是早前進入中國的西方思想已經是星星之火，傳統的作為“中學”的儒道釋根本找不到鬥爭“西學”的角度，西學難以被撲滅。
萬曆之後，明朝被迫對西學有限開放，清朝延續了這一國策，西方傳教士得以大量湧入中國傳教。以利瑪竇、熊三拔、湯若望等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跟以徐光啟、李之藻等為代表的中國儒士合作，大量翻譯西方科學著作特別是數學、天文學、水利學、地理學著作。《幾何原本》、《同文指算》、《日冕圖說》、《赤道南北兩總星圖》、《泰西水法》、《測量法義》、《坤輿圖說》等西方科學著作不僅推動了相關學科的中國傳統科學知識的發展和更新，也激勵著中國儒士獨立自主研究科學，出現了明代後期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清代前期王錫闡《圓解》的數學名著，明代後期朱載育《黃鐘歷》、清代中期梅文鼎《梅勿庵先生歷算全書》的天文曆法名著等，這些翻譯作品和原創作品不僅摧毀了中國人“天圓地方”的傳統地理學觀念，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而且推動了明清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明清經濟社會的進步。
同時，基督教的廣泛傳播給中國人帶來了迥異的西方價值觀，新的神——上帝耶和華衝擊並動搖了中國人對傳統哲學儒道釋的信仰。
第二階段是從鴉片戰爭前後到辛亥革命時期，西學東漸提速，西方科學技術和政治觀念在中西學的激烈爭論中大量傳入中國，中國在一步步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淵的過程中推翻了最後一個封建皇朝。
鴉片戰爭的失敗打碎了清朝統治者天朝獨大的迷夢，在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之際，中西學之爭轉化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學術思想，林則徐、魏源、馮桂芬、郭嵩燾等相繼掀起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高潮，洋務運動一方面在此基礎上，一方面在對朝廷頑固派的鬥爭中興起，包括紡織、日用品、煤炭、造船、兵工等項目在內的一批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蓬勃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客觀上為封建制度的滅亡培育了掘墓者。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步步加深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半殖民地化，加之農民運動接連發生，處於內外交困形勢下的清政府被迫開始關注西方政治理念。清政府先是讓康有為、梁啟超實施試圖推行君主立憲制度的戊戌變法，失敗後又在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基礎上導演了一出“憲政改革”的政治騙局。
由於清政府“西化”的誠心和能力遠遠低於社會期待，於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在跟君主立憲、“開明專制”、無政府主義等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鬥爭中勝出，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朝廷。
第三階段是從辛亥革命結束到大革命時期，西學在中西學的爭論中初步實現了中國化，併成為動員全社會的思想武器，消滅了北洋軍閥，徹底摧毀了半封建半殖民制度，鞏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致使剛剛到手的辛亥革命勝利果實被封建北洋軍閥竊取，最後一個封建皇朝的滅亡並沒有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同樣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侷限性，他們不甘與人民群眾分享革命成果，不敢發動人民群眾起來革命，雖然他們組織了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但是均遭到失敗。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刻變化。一方面，中國進步知識分子通過研究俄國革命，特別是在研究俄國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思想鬥爭的過程中接受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經驗，並立足中國現實，在領導“五四運動”的過程中醞釀並於不久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孫中山從俄國革命的勝利和“五四運動”的浪潮中看到了民眾的力量，在與資產階級內部右派分子的鬥爭中改組了國民黨，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改造為更接中國地氣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國國民黨通過第一次國共合作，掀起大革命熱潮，迅速消滅了各派北洋軍閥，清政府滅亡後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尾巴就這樣被砍掉了。至此，中國封建制被永遠封入墳墓。
（西學東漸學者林則徐塑像）
決定中國封建社會形成、發展和滅亡的因素有很多，作為社會生產力組成部分的文化及其爭鳴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是這個因素非常重要，因為文化爭鳴涉及的是封建制國家的社會綜合治理問題，影響到每一個社會成員。面對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筆者選取三次持續時間長、影響大的文化爭鳴時期，分析了文化以及文化爭鳴對中國封建社會命運的重要影響，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使封建制度得以確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三教合流使封建社會走向繁榮；明清直到近代的西學東漸使封建制度壽終正寢。
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文化以及文化爭鳴在西方封建制度的形成、發展和滅亡的過程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日耳曼文化之間的鬥爭和融合終結了西羅馬奴隸制帝國，公元476年歐洲進入被稱為中世紀的封建時代。基督教神學在掐滅一個個科學火花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體系的完善，促進了莊園經濟和城市的發展，歐洲封建社會於十一世紀發展到頂峰。隨著科學的持續進步，神學的荒謬性越來越明顯，從十四世紀開始，歐洲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封建制度開始瓦解，並逐漸走向滅亡。當然，由於這有題外話之嫌，這裡不作具體闡述了。
【說明】
1、插圖來自頭條免費圖庫。
2、文章受到原創保護，轉發或引用須事先告知作者。
（作者自畫像）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網絡知名作家。世紀初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從事文字工作，後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機構，十餘年間一直居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第一線，事蹟多年載入《江蘇教育年鑑》。2016年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者。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中外文史哲諸領域，主要寫作文學論文、文史隨筆、詩詞等。世紀初曾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專題徵文一等獎；2019年以來先後有五十餘篇論文或長文獲今日頭條“青雲計劃”獎，因此獲“深度長文精選頻道創作者”、“青雲實力派創作者”等稱號，被特邀為頭條文史類參賽作品評委。
閱讀更多 董元奔古典情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