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適逢卡拉揚誕辰100週年，唱片公司們都忙得不亦樂乎，不斷地把他的錄音再版。卡拉揚把古典音樂商業化了一把，把自己弄成了古典音樂唱片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棵搖錢樹，無疑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以目前唱片公司為某些當紅指揮家灌錄唱片的情況來看，已經沒有人可以追得上卡拉揚在古典唱片界的壟斷地位。而卡拉揚在歷史上如何把握著各種機會，從而一步一步的登上古典樂壇的巔峰，實在耐人尋味，其中用到了各種各樣備受爭議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爭取權力的目的。
20世紀30年代，卡拉揚被亞琛的劇院經理邀請去指揮一次排練，隨後被任命為亞琛的音樂指導。卡拉揚自述，當時他受到了加入納粹黨的壓力。“我原來不是黨員。”他說，“在亞琛歌劇院當音樂指導時，我在政治上也不那麼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簽訂就任音樂總監的合同時，我的秘書來告訴我，亞琛納粹黨部已放下話來，說我的合同難以通過：被提名當音樂總監的人居然不是黨員！”之後卡拉揚在把亞琛一支三流樂團訓練成在德國頗有名氣的優秀樂隊，成為德國小有名氣的年輕指揮家。1935年初，他取代亞琛的音樂總監拉貝，成為德國當時最年輕的音樂總監（27歲）。“當時為了那份工作，我可以去殺人！擺在我面前的那張入納粹黨申請等於一道門檻，跨過它就意味著可以得到無限的權力，我就可以無拘無束地指揮音樂會，還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書和辦公室，我就快活得如同登上天堂。條件則是必須入黨，還有不時地為黨員們來一場演出。於是我說管他什麼條件都無所謂，並在申請上籤了字。可嘆的是從此人們便說：‘你當然是個納粹。’”卡拉揚說。事實上，有人發現，1933年5月1日卡拉揚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臭名昭著的納粹。這跟他自己的陳述相左，卡拉揚辯解道1933年的登記是納粹黨的行為，他本人並不知曉。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卡拉揚利用了納粹作為他自己早年事業發展的墊腳石。 1944年，卡拉揚逃離德國，來到早已被盟軍解放的意大利，巧妙的逃避了即將被盟軍橫掃的德國本土。1946年初，卡拉揚在維也納指揮了他自己二次大戰後第一次正式音樂會。理查德·斯特勞斯的《唐·璜》那優美的旋律如雲如瀑般地傾瀉下來，在大廳裡迴盪，激起了觀眾強烈的情感共鳴。由於在戰前曾經加入納粹，很快卡拉揚被盟軍當局審查，被禁止參加所有演出。
當時EMI唱片公司的著名製作人瓦爾特·李格（Walter Legge）觀看了 演出。此時的瓦爾特·李格正在拼命的搜刮人才，組建愛樂樂團。在李格的努力斡旋之下，卡拉揚終於脫離了戰後演出禁令的桎梏。卡拉揚自是感恩戴德，與李格簽下了十年的合約作為回報，在此期間，卡拉揚和愛樂樂團留下了不少精彩錄音，至今有樂迷還認為那才是卡拉揚指揮生涯的最巔峰之作，而不是他後來在柏林愛樂的錄音。後來在卡拉揚得意的時候，李格落難了，卡拉揚對此什麼表示都沒有。不知當時李格的感受如何？
1954年柏林愛樂樂團藝術總監富特萬格勒謝世。誰作為他的繼任者成了熱門話題。柏林愛樂樂團陷入困境，當時他們即將赴美國巡迴演出，樂團經理表示，接替富特文格勒的人只有卡拉揚一人，當時卡拉揚正在米蘭斯卡拉歌劇院指揮瓦格納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在接到樂團的邀請之後，他說：“我可以來美國指揮巡演，但是我必須是富特文格勒的繼承人，而不是他的替代者，這一點必須明確。”最終卡拉揚戰勝了對逝世的福特溫格勒出言不遜的切利必達克，成為了柏林愛樂樂團的藝術總監，並統領了樂團30餘年，也開創了古典音樂歷史上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時代。在這30餘年當中，卡拉揚對名利的追求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對錢並沒有興趣”，卡拉揚在無數場合當中曾經這樣表示。然而事實上，在他逝世以後，統計資料顯示他的財產有5億馬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音樂家都要多出不少。1985年臺灣曾經想邀請卡拉揚演出，卡拉揚要求每場演出30萬馬克的天價，並且毫無商量餘地。而由此也誘發了指揮家們毫無止境對金錢的貪婪，今天不少指揮家的待遇突破了百萬美元的年薪，佔去了管絃樂隊開支的很大一部分，這也間接的使得某些樂團瀕臨破產邊緣。
作為大西洋彼岸美利堅音樂界的泰斗級人物，伯恩斯坦曾多次跟眾多著名歐洲樂團合作演出，包括維也納愛樂樂團、倫敦交響樂團、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樂團等等，但跟柏林愛樂的合作卻僅有1979年一次，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卡拉揚從中作梗，事實到底如何，實在難以考究。 1979年伯恩斯坦受國際特赦組織之邀指揮柏林市政府組織下的公物——柏林愛樂（樂團總監卡拉揚無法介入此次演出），曲目是馬勒第九號交響曲。要知道這可是伯恩斯坦和柏林愛樂樂團唯一一次在“卡拉揚馬戲團”（柏林愛樂音樂廳）的演出和錄音。演出非常成功，曲終所有團員和觀眾一致起立長時間地鼓掌致敬20多分鐘，而這個時候卡拉揚的妒忌心瘋狂的發作了。在這之前，卡拉揚從未將馬勒第九號排入其演出曲目中，在這之後，本來從不碰馬九的卡拉揚匆促上場應戰，在不到兩個月便在相同地點指揮柏林愛樂演出同樣的曲目，同時推出錄音，之後卡拉揚又在不同地方多次指揮這首作品，但在其後的幾年間因為追求完美而又錄了好幾次，直到1982年錄了那個令人難忘的馬九的現場錄音後才總算塵埃落定。據傳卡拉揚千方百計阻撓伯恩斯坦這個錄音的出版（之前還阻撓這個錄音進行但還是被DG錄了），卻把自己的錄音首先出版了。伯恩斯坦這個錄音的確沒在卡拉揚在世的時候出版，而僅僅在卡拉揚逝世後三年伯恩斯坦自己逝世後的1992年才出版，箇中原因實在耐人尋味。
無論卡拉揚在自己的一生當中運用了各種各樣什麼手段，毫無疑問他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樂迷，中國每一個初嘗古典音樂滋味的人都離不開卡拉揚唱片的啟蒙教育。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這是卡拉揚被人們譴責的方面，但或許這也是導致他取得巨大成就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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