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曾經有過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實際上這句話如果細加補充和深入考量，也可以做出另一個類似的推斷，即：外交也是政治的延續。實際上無論是西方文明還是與之相互呼應的東亞文化圈中，外交作為政治活動的重要分支，一直以來也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它的形式和方法也往往會直接影響到許多內政舉措的變化乃至於國家在一個時間段的總體發展方向。
之於西方，1648年所達成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從真正意義上構建了西方近現代的外交體系，直至今天也餘波未靖；而在東方，自漢帝國成立以來便萌生雛形的“宗藩關係”，也維持了整個東亞文化圈的各個國家長達兩千年的相對和平，不僅如此，在漫長的時間裡，它還產生了別樣的影響，甚至使原本隸屬於中原王朝的兩片土地在其理念的作用下建立了以自己為主導的另一套“小中華”體系，這兩個國家就是越南和朝鮮。
那麼這種情況究竟是怎樣誕生的呢？
"夷夏理念"催生的文化認同
實際上與日本從未被中原王朝直接管轄的經歷不同，無論是朝鮮半島還是越南，都曾經有過被中原王朝納入領土的經歷。這種經歷一方面使得他們在面對華夏文明時不能夠擁有日本那種“拿來主義”的實用性態度，另一方面卻也促進了他們本身的文化認同，即：自身作為華夏文明的親傳弟子，擁有高度的文明層次。對這點表現最為淋漓盡致的體現就是所謂的“夷夏理念”。
“夷夏理念”來源於儒家經典，如《論語》中即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實際上是一種古典主義色彩下的樸素民族態度，與近現代的民族主義思想有所雷同，但是核心觀念卻並不一致。嚴格意義上說，“夏”與“夷”的區分實際上是以是否接收以儒家為主導的華夏文明形式作為載體，因而唐代文學家韓愈也曾經為“夷夏理念”做出解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東亞文明圈的擴充和發展並非有非常濃厚的血緣民族色彩，而是更加註重文明和文化模式的認同，這也就為越南和朝鮮半島接受華夏思想的引導和對其教化產生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尤其是當他們分別從中原王朝的統治下各自建立獨立的政權後，這種“夷夏理念”更是成為了他們賴以維持住法統正確性的根基。朝鮮自不必說，高麗王朝儘管在中後期成為了元帝國的藩屬，但是一直以來就宣稱“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十訓要》；而繼其後建立的李氏朝鮮，則更加將“事大慕華”作為基本國策，自稱“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 《東國通鑑》。
而越南則進一步，與早在東漢末年就開始實質獨立的朝鮮半島不同，越南被中原王朝控制的時間跨度更長，先是作為郡縣存在，後來又被畫併為“交州”、“安南都護府”等行政區域，直到五代十國時代的吳權割據勢力和後來由丁部領建立的丁朝，越南才真正獨立。這樣從客觀上更加強化了儒學思想的傳播和影響，如《大越史記全書》中所記載“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邦”，以及後來在陳朝對抗元帝國進攻時所寫的《檄將士文》中的“為中國之將，侍立夷酋，而無忿心！ ”，都非常深刻地表現出了越南對於“夷夏理念”的尊崇和貫徹。
而正是由於這種文化認同，才促成了越南和朝鮮得以建立“小中華”體系的思想基礎和內核。
明清易代下的法理自信
1644年的“甲申之變”，對於此後數百年的東亞國際秩序來說是一個顛覆性的事件，如果說之前的元帝國統治帶有相當程度的粗放性，且因為維持時間短沒有根本改變華夏文明的核心統治地位。那麼清帝國則以文化上的“剃髮易服”加上較之明帝國更為嚴密的思想控制模式將華夏文明更改到了自己預定的軌道上，而這影響的絕不僅僅只有隸屬於華夏文明核心區域的中原地帶，同樣也讓朝鮮和越南的發展軌跡開始扭轉。
先說朝鮮，相比對清帝國的態度來說，朝鮮的李氏王朝顯然對明帝國有著更深的感情。於是乎，一方面在成為了清帝國藩屬後依然在暗地修築大報壇、萬東廟對末代明帝崇禎進行祭祀，而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對清帝國的鄙視和厭惡，乃至於自認為是明帝國正統傳承，朝鮮正祖曾言“今天下皆左衽，惟我東有中華之儀章”，而儒學家金履安也有言曰“當今之世，不歸我中華而誰也？”這標誌著“小中華”體系正式成為朝鮮文化圈和統治階層的核心思想。
而越南則在“小中華”體系上更為矛盾，軍閥阮福映於1802年建立了阮朝，而此時清帝國已經統治了中原近兩百年之久。阮朝對清帝國的態度更加複雜，一方面他們也並不認可清帝國對於中原的統治，如明命帝所言“朝衣朝冠皆從夷俗，非古人服飾之制，更屬乖妄不足為法也”，堅持這種“夷夏之辯”的核心觀念；但是另一方面阮朝也對清帝國採取了相對認同的態度，例如在政治制度上全盤套用滿清，而在外交上也相對尊崇清帝國，甚至於連“越南”這個國名也是求取了嘉慶皇帝的冊封，只不過嘉慶帝將原本的“南越”更改為“越南”。
其實以我們今天的視角來分析，之所以越南和朝鮮會在面對清帝國的態度上產生這種根本一致卻又相對不同的分歧，是來源於他們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的不同。作為明朝最為信任的親近藩屬，朝鮮與明帝國的關係“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不僅“朝鮮”這一國號來源於朱元璋的“朝日鮮明”一次，且作為李朝的宗主國，明帝國對其建立和存續起到了決定性的幫助。明神宗萬曆年間的抗倭援朝保存了行將滅亡的李朝王室火種，而即使是在後來已然被新興的後金削弱的毫無還手之力時，明帝國依然在後金進攻朝鮮的兩次戰爭中派出了援軍，這讓李朝對明帝國的滅亡充滿了悲憤和懷念。因而對於明帝國的滅亡，朝鮮的統治階層自上而下都有刻骨銘心的仇恨，這種仇恨發展到極致甚至出現了朝鮮孝宗統治時代，希圖訓練軍隊用以配合南明北伐的呼聲，當然我們知道以李朝的國力，這種北伐自然是痴人說夢，但是也沒有妨礙此後李朝自命為明帝國後繼者的法理正確，
因此，朝鮮的“小中華”認同，更多的是以一種繼承者的態度來面對明清關係，尤其是當“剃髮易服”事件並沒有波及到朝鮮半島之時，朝鮮這種藉由“衣冠存續”所帶來的文化優越感更加讓“小中華”的理念深入到李朝統治階級的思想深處，“皇朝日月，我東大明”這樣的態度，實際上也就代表了李朝一種在龐大帝國的武力威懾下，僅有的安全感抒發而已。
越南則截然不同，它與明帝國間的關係遠遠不如朝鮮親近，阮朝前的後黎朝，即是藉由將明帝國在越南設立的行政機關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徹底擊敗才得以建立。儘管後來也進入了明朝的宗藩體系，卻始終有著一層隔閡
。因而越南對“小中華”體系的建立，在文化成分上的認同居多。而另一方面，滿清入關和越南驅除明帝國的統治，具備異民族戰勝主體民族的相似性，而阮朝在這點上對滿清似乎也有著某種程度的認同，區別只是在于越南的漢化程度更高，而女真人起源於遼東，一直以來並不屬於明朝能夠直接施加漢化的地區，出於這個目的，越南在於滿清的交往中，未必沒帶有一種學習的心態，這點比較充分地體現在阮朝最初上書國號這一事件中，之所以起名“南越”，嘉慶皇帝認為可能是對於歷史上漢代的南越國統治領土的覬覦之心。而同樣的“剃髮易服”事件更加大了越南對於中原地區的優越感，越南文學家李文馥曾言：“賓賢取士，漢唐之科目也；博帶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舉之，其大也如是，而謂之夷，則吾不知其何如為華也？”，其中所能夠表現出的自信心也可想而知。而越南這種“小中華”理念發展到極致時，則是自身在東南亞地區建立了一個次生宗藩體系。
小朝貢制度：越南"小中華"的延伸嘗試
公元999年，越南的前黎朝就曾有過向周邊佔婆國發動進攻的舉措，此時距離越南正式從中原王朝統治下分離出去還不足百年。而在之後的後李朝，陳朝，均有過類似的舉動，越南試圖通過自己的軍事征伐，將東南亞地區的諸多小的部落藩國都納入以自己作為主導體系的另一個宗藩制度中，這種情況在後來的阮朝發展到了極致，諸如緬甸、暹羅、高棉、老撾等國都被越南的宗藩制度所掌握，他們共同奉阮朝為主，採取類似於阮朝對清帝國的定期朝貢，而阮朝對他們的態度也採取了中原的羈縻政策，不是實質掌控，然而當地首領繼位的法統性掌握在越南手中。
這種情況無疑是越南將儒學理念和以其為主體的政治外交制度發展的另一種擴大，會產生這種情況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是東南亞地區距離中原遙遠，在古代的生產力作用下無法採取更加有力的軍事政治活動加以控制，而越南獨立後作為首屈一指的豪強擁有最大限度的地緣優勢來取代中原王朝進行有效的掌控；其二是自五代越南獨立以來，中原王朝于越南的戰爭一直沒有決定性的優勢，能夠長時間將越南重新分解和融入到新的政治體系中，相反文化和技術的傳播則讓越南在面對中原王朝的進攻上不再擁有根本性的劣勢；其三是元和清的統一刺激了越南在東南亞地區的仿效，正如上文所說，蒙古人和女真人同樣以小族建立起了不亞於主體民族的堅固統治和擴充了更為廣大領土，那麼作為驅趕了元和明兩次進攻的越南，是不是也可以仿效試一試呢？ 正是基於這點，這個“次生宗藩制度”就成了越南“小中華”體系的最遠嘗試。
總結
“小中華”體系在越南和朝鮮的建立，標誌著東亞文化圈的影響力達到了一個巔峰，在兩千年的時間中，這種影響力背後支撐的正是一種文化的優越和自信。這種自信不以純粹的血統為支撐，而更多地是以文化本身的魅力肩負起振興文明的重任，即使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其中所蘊藏的東西依然值得好好探究，尤其是文化如何成為廣為接受普羅大眾所的思想內核，而它的輻射範圍或是能夠達到的可能性邊界又在哪裡？這也許並不僅僅是對“小中華”思想背後單純的史實考究分析，裡面或許也蘊藏著對於未來華夏文化復興和進一步延伸至世界的經驗，這些或許才是更加可貴的思想寶藏。
《東國通鑑》、《李朝實錄》、《大越史記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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