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涇原之變前唐王朝內部關於戰略分歧》
雖然說德宗皇帝沒有答應陸贄的整套方略，可是人家的建議綜合起來合理性更強，他不得不考慮。因此，接下來，實際上就是和陸贄打了個對摺，陸贄的財經政策的部分裁掉不要，調李懷光南下救河南襄城哥舒曜的思路卻很讓他滿意。而且此時，環顧四周，更無可以鎮得住李希烈的將領和軍隊了。這就成了不走也得走的棋。
李懷光不大聽話，想讓他從河北前線南下襄城，並不容易，唐王朝早已經不是一道聖旨，就可以千里招將的時代，所以，還得另想法子。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不過是以利動之。而偏偏此時德宗手中最缺的就是這個“利”。但是既然想讓李懷光南下，那麼，就只能捨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了，糧餉就那麼多，如果想讓李懷光南下，就只能從別的地方往外擠了。這是任人都可以想到的法子。
接下來自然是從哪裡擠？
如果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更先該知道，如果擠出來，誰可以送到，否則擠出來，送不到，也是白扯。比如，此時在安州的曹王李皋肯定是不缺糧餉的，可是他被李希烈擋在了大別山和桐柏山以南，就是有軍糧送過來，也是有心無力。此時真正作為大唐後勤供應的是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駐紮在揚州，但是，從揚州到汴州的隋唐大運河早就讓李希烈給切斷了。陳少遊本人又軟雞蛋一般，手握重兵，可就是打不通這條通道，他的東南戰線對李希烈而言形同虛設。所以，只有複雜汴州東、西兩側的糧運使才可以將糧餉接濟李懷光了。這個汴州東和汴州西兩個糧運使是在上年，也就是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朝廷給與分開設立的，目的當然是互相牽制，防止萬一糧運使被藩鎮給端了老窩，不至於糧餉全被劫走。汴州東的糧運使其實大體就是接濟陳少遊的，和今天開封以東地區，如河南東部和山東地區，以及徐州的江蘇北部地區。可是這些地區也都是處在戰亂之中。我們在前文已經介紹了此時朝旨命宣武節度使的劉洽分出力量對付山東方面的節度使李納，因此，汴州東的糧運使基本是無樑可運。這樣，就只剩下汴州西的了。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壬戌，德宗下旨以汴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似個節度是河東節度使馬燧，澤潞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度使李芃、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從面上看是複雜他們四個節度使的糧草，其實只是針對李懷光的。這裡面還有個原因，就是這個崔縱和李懷光私交甚好。
其實，此時將河南的糧餉分撥給河北是很不合適的，因為，就是在五天前，八月，丁未日，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朝旨急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解救。這是北方南方，則是在乙卯日，李希烈部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轉眼的大餅又成泡影了。正是在最後一線希望破滅情況下，德宗才不得已最終聽從了陸贄以李懷光救襄城克李希烈的辦法，也就只能將崔縱同時任命其兼任魏州四節度使的糧料史——將汴州本來就不多的糧餉再分出一大塊去。這就埋下了後面汴州方面失敗的伏筆。七個蓋子，八個鍋，捉襟見肘的日子，皇帝也難當，顧了這頭，就必然得丟了另一頭，大唐江山就這麼跑風冒氣地往前走了，後面出多大的亂子也就不奇怪了。
到此我們也就該知道此時這個崔縱幾乎就是決定國運的一個人物。他是陸贄和德宗的難得的交集的交點，雙方都認可的。這自然是非常關鍵。可是他是何許人呢？能到這個位置上？
崔縱，乃是崔渙之子。崔渙，當年玄宗幸蜀，拜為宰相的崔玄暐之孫。河北博陵崔氏大房。這就是長子長房，最為尊貴的一支。
我們先來簡單看下崔玄暐的功績，就知道，國難當頭，崔氏能掌握大唐三軍後勤，絕非空穴來風。705年（神龍元年），崔玄暐與桓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等人趁武則天病重，發動兵變，擁立皇太子李顯登基，是為唐中宗，因功擢升中書令，封博陵郡公。後來，武三思多次在中宗面前進讒。中宗採用明升暗降之計，封崔玄暐為博陵郡王，罷去其宰相之職。所以他們崔家對於李唐來說是有再造之功的。是第二次李唐崛起的元勳功臣！其政治地位理所當然是巍如泰山的。這隻能說明他的後代可以有高官厚祿，而不能決定他能夠擔任此時的押糧運草官。這就得看崔縱的老爸崔渙的履歷了。到了這裡，他們家對李唐又有一次近乎再造之功！
天寶末年，崔渙因不肯依附宰相楊國忠，被外放為歙州刺史（讀音：shè，即，安徽省黃山市、江西省上饒市一帶。），後改任綿州刺史（即巴西太守，今天四川綿陽。）。至德元年（756年），安史叛軍進逼長安，唐玄宗入蜀避亂。七月，唐玄宗到達巴西郡，崔渙前往迎駕，深受唐玄宗稱讚，宰相房琯也盛讚崔渙，唐玄宗遂任命他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讓他扈駕前往成都。
不久，太子李亨在靈武被群臣擁立為帝，是為唐肅宗，並遣使入蜀，通報玄宗。八月，唐玄宗得知肅宗即位，遂為太上皇帝，命崔渙與宰相韋見素、房琯前往靈武（今寧夏靈武），轉交寶璽、玉冊，正式冊立唐肅宗為皇帝。安史之亂，大唐危急，肅宗靈武即位，相當再造了一次李唐。而這個再造李唐的新君，卻得取得天下第一大士族認可。這崔渙的功績不比乃祖崔玄暐的差。當然這也得說，此時河北的傳統大士族實際上是掌握朝政的。這個政治權威傳遞的傳統到了德宗這裡依然如此，才有崔氏族人在最關鍵的時刻擔任最關鍵的崗位。我們知道，打仗其實是打後勤，所以此時的後勤比前面的幾個節度使還關鍵。
唐肅宗繼位後，京城長安仍被叛軍佔據，朝廷的選官途徑斷絕。為了收攬天下人心，同年十一月，肅宗任命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讓他招納遺才。崔渙將事務交給屬吏，大開方便之門，致使選取的官員多有不稱職者，以致遭到抨擊。史書說是由於將選官的事務交付屬吏的原因而遭到欺瞞，彷彿他自己並不是要泥沙俱下一般。崔渙的做法貌似不合理，其實是非常合理的。正是這種賢愚俱收的辦法，讓大量的江淮人士看到了他們在大唐的希望。這個希望在之前是不大可能的。因為之前的朝廷大體都被北方士族和關隴貴族所佔據，南方人只能處於附屬地位。我們知道後來的江淮地區是長安朝廷的重要的經濟支柱，可以說崔渙這次大肆選官是有極大作用的，不問可知。如果沒有這個舉措，江淮能否站在李唐這邊可就真得打問號呢！這是崔家掌握肅宗朝後重要經濟大權的重要原因。
正在此時的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很可能也是崔氏一派的。《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七十六陳少遊傳》：
陳少遊，博州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遊累贈工部尚書。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老子》，為崇玄館學生，眾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攝齊升坐，音韻清辯，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為大學士陳希烈所歎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
陳希烈，唐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人。於書無所不覽，尤精玄學。開元中，常在宮中講《老子》、《周易》。累遷至秘書省監，代張九齡判集賢院事。李林甫知其易制，引為宰相。林甫死，楊國忠忌之，引韋見素為相。安祿山之亂，與張埠、達奚旬同為偽相。至德二載（757）收復兩京後，定罪當斬，於歲末賜死於家。
而韋見素可是和崔渙一起去冊封肅宗的。因此，陳少遊經過陳希烈，而後是韋見素就和崔渙一派達成了聯繫。所以我估計陳少遊是崔渙一派的。是崔渙在江淮打好了底子，派他去接班的。
陳少遊坐鎮江淮，崔渙之子崔縱就坐鎮汴州承押、催運各方的糧草。其實就是將大唐的經濟命脈掌握在手中。
博州和武清很近。博州和貝州地圖
至德二年（757年），崔渙罷相，改任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這說明之後，崔氏的勢力又南下到餘杭地區了。當然，可以想到的是為了夯實李唐的後院的基礎。這與之前我們說的如顏真卿擔任浙西節度使所體現的北方士族將勢力伸入到男方是一致的，而且崔氏做的更早，更有基礎性。
大曆三年（768年），崔渙擔任稅地青苗錢物使。繼續掌管財政方面的職務。當時，朝廷將青苗稅充作京師百官料錢，指官員的食料錢。唐時官員除俸祿外，另發食料錢。崔渙卻讓屬吏折中處理，以低標準作為小吏們的工資錢，而高標準作為百官工資。這是典型壓制下級寒族地主的表示。皇城副留守張清向皇帝告發，唐代宗便命法司審訊。崔渙無言以對，被貶為道州刺史（今湖南道縣）。 這足以說明崔渙家是長期在朝廷的經濟部門任職的，是掌握經濟命脈的家族，絕不是一般的衣冠禮教的家族。衣冠禮教，詩文風雅不過是披著經濟大權的皮而已。而且這個家族是掌握最為實際的那個層級的權力。相當於中高級。畢竟，太高了，就容易和下層脫節了，反倒不容易控制經濟權力。崔渙先是奉旨冊命肅宗為帝，後掌握經濟大權，相當反應了經濟決定政治的原理。這說明這個家族在唐朝這個時期就是掌握經濟力量的，與顏真卿家族掌握北方的軍事權力不同。
此時再說崔縱，最初是以門蔭直接入仕為協律郎，此官職，漢代稱協律都尉，武帝以李延年善新聲，為之置此官。晉改稱協律校尉。北魏以後各朝設有協律郎，掌管音律，屬太常寺。唐為正八品上。後來做藍田令，後又擔任金部員外郎。隋開皇六年(586)始置，為民部金部司次官。大業三年(607)省，後置承務郎行其職。唐複名員外郎，為戶部金部司次官，從六品上。高宗、玄宗時曾隨本司改名司珍員外郎、司金員外郎，尋即複名。五代因之。
金部，魏晉南北朝為尚書省諸郎曹之一，設郎 (郎中、侍郎) 為長官，隸度支尚書。唯北魏前期置為尚書曹，設尚書、長、郎等官，孝文帝改制後仍為郎曹。掌審核全國庫藏錢帛出納帳籍、錢幣鑄造及有關度量衡的政令。隋初仍隸度支，文帝開皇三年(583) 改度支為民部，置侍郎、員外郎為正副長官，煬帝改置郎、承務郎。唐朝改民部為戶部，遂為戶部四司之一，置郎中、員外郎為長貳。歷代沿置。高宗龍朔二年(662) 改名司珍，咸亨元年(670) 復舊; 玄宗天寶十一載(752) 改名司金，肅宗至德二載(757)復舊。玄宗開元(713—741)後置鑄錢使，其職漸奪。五代因之。金部更類似於當今財政部和央行的混合，職能更傾向央行多些。按照今天的說法這個崔縱在年輕的時候就擔任了財政部的副部長兼任央行副行長。而這個鑄造貨幣的職務，在漢代歸少府的水衡都尉。而漢代的少府是皇帝的私人財政部門，也就是我們俗說的內務府。可見，以頂級家族的人擔任財政部和央行兩個部門的副職，他一定是手握實權的常務副部長，那個頂頭的金部尚書也就是掛個名而已。他父親管收稅，他替皇帝管荷包，貨幣金融財稅一條龍。這比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還牛啊！
談到唐朝財政，我們常說劉晏、楊炎，仔細看來，他們都是在頂頭的職務上，恰恰不是中間層。而中間層才是真正掌握實權的。因此，無論是劉晏還是楊炎，其解決問題的依靠社會基礎必然還是崔家。劉晏之所以能夠做到可以迅速掌握千里之外的經濟信息，恐怕不與崔渙江淮爛放官職有關。
天寶十五年（755年），安祿山叛亂，劉晏避亂到襄陽。永王李璘任命劉晏為高官，他堅決推辭了。他寫信給房琯，談論分封和古代不同：“現眾王從宮廷到外面去任職，一下子希望建齊桓、晉文公的功勞，不可能！”有詔任命他為度支郎中，兼任侍御史，管理江淮租庸事務。而房綰和崔渙是極好的關係。所以，劉晏的職務極可能於崔渙有干係。所以，劉晏後來擔任財經部門的領導人，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做了崔氏家族的代言人而已。楊炎的財經班底都是劉晏的，所以當時財經大權我在誰手裡，是不言而喻的。
現在看來，這個家族是中唐財政的真正的決策家族，是真正的經濟政策的拍板者！
不過由於他父親被貶為道州刺史，他也只好從這個金飯碗的職務上退了下來。道理很容易理解，當時正在全力對付安史之亂的餘黨，各地都是摁下葫蘆又起瓢，由於戰爭的需要，下層寒族的政治作用越來越大，他這樣做分明是給朝廷得罪人，自然為朝廷的其他勢力所不允許。
那麼為什麼他又升職為糧料史這樣重要的職務呢？大戰之下，後勤優先。而後勤的底子就是人家崔家打下的，在這個關鍵的時候當然得用崔家的人了，上文說過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就是人家的人。簡單說，這不過是朝廷被逼的罷了。陳少遊供應，他居中轉運調動，此時朝中的副相關播出自陳少遊幕下，自然也是崔氏陣營的人物了。所以我們看這是一條線，處處都可以打通。反過來看，汝州之前的刺史為什麼關播推舉李元平這個出賣顏真卿的叛徒？就是因為崔縱這裡可以供應糧草。古代作戰，後勤的人當然最好是自己派系的，這樣才好。否則關鍵時候沒糧，那麼多大的戰果你也得放棄了。
不過無論如何，現在最關鍵的是陳少遊的糧草運不過來，因為李希烈切斷了大運河，所以，崔縱控制的糧餉肯定不會太多，本來就不多了，現在還要再分給河北四節度使，那麼河南的就更少了。這就為李勉襄城大敗最終讓李希烈打開缺口埋下了致命性的隱患。
需要補充的是，唐德宗徵收間架稅（唐代房地產稅）難道沒有觸動這個家族的利益？肯定是觸動了啊。我們看到前面崔渙將寒族和上層官僚的工資標準公開明顯的雙標準化，對於德宗這種打擊富豪和鉅商的做法，他們家不反對，才有鬼！
手中資源本來就不足，現在自身利益被嚴重侵犯，這個家族會做出什麼舉措來影響唐帝國命運？
欲知後事如何，只能下回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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